南京博物院的史冊翻到1964年和1984年，兩位院長的結尾都寫成了同一種安靜的方式，數(shù)字看起來冷，背后有人名、地點、紙條和報紙的行間字，曾昭燏從靈谷塔上走下去的是一句“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姚遷在家中留下一句“我清白，但無處可說”，兩塊墓碑隔著二十年，刻著相似的分量。

那天是1964年12月22日的清晨，車停在靈谷寺，她上塔，說想看看風景，塔有九層，一層一層走，像在展廳里核對編號，頂層脫下大衣疊好，留下那張字條，“今日跳塔，與司機無關”，字工整，像她做考古卡片時的筆跡，云層很低，風不大，后面的事變成一聲悶響，留給人回憶的只剩那件疊得方正的大衣在風里微微動。

辦公室封存，抽屜里躺著沒寫完的《南朝石刻研究》，最后一頁停在“梁代神道石柱的紋樣演變”，句尾一個逗號，沒來得及接下一行，她的人生被外力按下了句號，博物院的日常停擺三個月，夜里有人說聽見打字機的聲音從門縫里往外冒，后來骨灰安在雨花臺公墓，墓碑只刻名字和生卒年，像一塊無字碑，評價留給時間去寫。

1984年11月8日的凌晨，家里靜，妻子起身找人，書房的燈還亮著，遺書放在桌上，只寫了一句，“我清白，但無處可說”，旁邊那份報紙被紅筆畫滿道道，警方結論給出“自縊身亡”，五十八歲，骨灰送回揚州，安在瘦西湖畔，墓碑上刻了“清白”兩個字。

七個月后，1985年8月，調查組出結論，《光明日報》報道不實，認定姚遷沒有以權謀私，更正在第八版的右下角，三百字不到，清白落了地，人已不在，他的妻子把那則更正剪下，燒成灰，兌進水里，端起來一飲而盡，對兒女說，“讓你們父親清清白白地走”，家庭的儀式感簡單，也把一個時代的寫法改到人心里。

姚遷沒有名門的影子，普通人家的子弟，憑本事進博物院，做事就會動人家的盤子，動了盤子就會有人不安，他把清白寫在材料里，材料沒有被閱讀，“無處可說”準確概括一個知識分子面對話語權的處境，他用生命換一個安靜的單位，愿望沒有完全實現(xiàn)，制度的漏洞并不會因為個人的悲劇自動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