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9月25日清晨，北京復興門外的秋風帶著涼意，中央國家機關正在為機構(gòu)改革做最后統(tǒng)籌。精簡、合并、下放，幾乎成了那一年每一份公文里的高頻詞。

就在同一份文件夾里，熊向暉的離休申請也靜靜躺著。63歲的他原本打算把余下時間用在整理回憶材料——情報線索、外交電報、舊照片，全靠手寫梳理，沒人料到事情會急轉(zhuǎn)直下。

兩天后，榮毅仁撥通了熊向暉的座機：“向暉同志，準備一下，我要上門談一件新差事。”短短一句，讓家里頓時安靜。電話掛斷，老秘書低聲嘀咕：“看來離休懸了。”

理由很快揭曉。中組部談話時提到：葉劍英、聶榮臻兩位元帥幾乎同時給中央寫了便函，核心只有一句——“他還年輕，應出來做事。”文件語氣平和，卻句句有分量。

葉帥為什么如此堅持？在他看來，中信公司剛起步，涉外談判一環(huán)扣一環(huán)，需要既懂統(tǒng)戰(zhàn)又懂市場的人。熊向暉出身情報戰(zhàn)線，熟悉西方公司做派，又深諳黨內(nèi)紀律，正合適。

10月9日，任命電報下達：中信黨組書記、副董事長兼副總經(jīng)理——三頂帽子，一肩挑。精兵簡政的風口浪尖上，放大編制聽上去有些“逆行”，但中央給了綠燈。

剛進中信大門，最刺眼的數(shù)字是“206”。按當時核定，部級企業(yè)只能60名編制，中信卻早已人滿為患，還要繼續(xù)拓展融資、進出口、咨詢服務。矛盾擺在臺面上，不躲。

熊向暉和榮毅仁對表了一下午：先厘清定位——“拾遺補闕”不足以概括當下職能，必須擴編。可八百人指標明顯過頭，五百人也偏高，最終折中為四百。方案送國務院，當天批復。

工作節(jié)奏被拉到情報戰(zhàn)時代的速度?；I資談判、出國路演、境外開戶，一個月里熊向暉飛了七次，常笑稱“退休生活提前透支”。有人半開玩笑：“每天穿西裝的次數(shù)，比當年穿黃呢軍裝還多。”

1983年6月，他再次提出離休。榮毅仁連夜給總理寫信：“經(jīng)驗難得，懇請保留?！笨偫砼尽皶壕彙薄Ｓ谑?，熊向暉留下，把精力放在制度設計——風險評估、對外合同、外匯平衡，一條條梳理。

兩年后，中信海外融資額破十億美元。很多干部第一次見到外商訂貨帶來的預付款，心里踏實了，也終于理解葉帥當年的那句話。

1985年8月，熊向暉遞交辭呈，只卸黨組書記，仍保留副董事長。直到1989年1月才徹底告別辦公樓。離開那天，他把抽屜里最后一份文件交給檔案室，只留下一句：“事情做完了，人就該走?！?/p>

回頭再看，若沒有1982年的那張便函，中信的高起點或許要往后推；而若沒有多年潛伏練出的定力，擴編議題很可能在精簡浪潮中被淹沒。復雜年代里，一封便函、一通電話，改變了機構(gòu)，也延續(xù)了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