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國家文物局開始調查南博的時候，近代故宮博物院創(chuàng)建人之一吳瀛的孫子，戲劇家吳祖光之子吳歡，他爆料其祖父1955年向故宮捐了241件珍貴文物，到80年代其父吳祖光向故宮博物院打聽下落時，僅剩余170余件。他在社交平臺上發(fā)視頻表示，他跟龐家是同病相憐。

事后得到博物院的回復是，文物丟失主要因制度不健全和單位混亂所致，但未能提供具體追索方案。

2025年12月中旬，戲劇家吳祖光之子吳歡在社交平臺發(fā)布視頻，60多件文物去向不明，幾乎是四分之一的損失。

人們原以為，龐家那場捐贈成“拍賣爆雷”的風波，已是文博系統(tǒng)近年來最大公信力危機。

沒想到短短一周內，又一位文化世家的后人站出來，講述了一段沉默幾十年的傷痕往事。

兩起事件，表面上時間跨度不同，背景也各異，但它們以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交匯在一起：捐贈者的信任被辜負，文物詭異“失蹤”，機構回應模糊，公眾憤怒無處安放。

1980年代，吳祖光曾托人向時任故宮副院長單士元打聽過文物去向。

單士元是吳瀛的舊部，當時已年近古稀，語氣里帶著無奈：“只剩170來件了，其他的……早年管理混亂，查不到了。”

吳祖光聽完，沉默良久，只說了一句，“那也罷了�！�

幾十年后，吳歡重新打開這個封存已久的話題。

他說，父親選擇了沉默，是那個年代的文人氣節(jié)；而自己選擇發(fā)聲，是因為不能讓更多信任被耗盡。

吳家的故事并不簡單，1955年，吳瀛將家中珍藏的241件文物捐給故宮，包括明清瓷器、書畫、古籍善本等，其中不少為國家一級文物。

捐贈無條件無保留，連清單都親自整理好交給故宮。

對吳家來說，那不僅是“貢獻”，更是“回歸”——文物回到國家的殿堂，是他們最理想的歸宿。

但多年后，當吳祖光希望為父親出一本紀念圖錄，才第一次意識到，清單上的很多文物，已經找不到了。

沒有編號，沒有注銷記錄，沒有去向調查，只有一句“制度不健全、單位混亂”。

這句解釋也曾出現在南博的回應中，幾乎一模一樣。

“我們沒有要求文物退還，也不奢望賠償，只想知道，這些文物，究竟去哪兒了？”

不同于吳家?guī)资甑某良�，龐家則選擇了直面。

自2024年起，龐萊臣的后人龐叔令開始追查南博捐贈文物的去向，起初是5件無法查詢的書畫，引發(fā)懷疑；

到2025年，一幅捐贈作品《江南春》竟然出現在拍賣會上，估價8800萬元，而早年曾被南博以“偽作”名義注銷并低價流出，僅為6800元。

這不是物品的誤差，而是信任的崩塌。

南博稱早在1960年代該畫就被鑒定為“贗品”，但龐家手頭的捐贈清單與畫作風格完全吻合，且真?zhèn)螤幾h尚未有權威結論。

公眾開始質疑：如果真是贗品，為何不通知捐贈方？為何銷毀記錄缺失？為何會突然流入市場？為何估價如此之高？

這些問題，南博沒有正面回應。

這兩起事件，雖發(fā)生在不同年代，卻暴露出文物管理的共性漏洞：從捐贈到入藏，再到保管、使用、注銷，幾乎每一步都存在灰色地帶。

制度不透明，流程不公開，責任難明確，文物一旦離開櫥窗，便如石沉大海。

文物捐贈不是簡單的“捐出”行為，它是一種文化信仰的傳遞。

捐贈者之所以愿意將家傳寶物交給公立機構，是因為相信國家、相信制度、相信這片土地有能力和責任去保護它們。

一旦這種信任被辜負，影響的不只是個案，而是整個文化生態(tài)。

近年來，很多藏家選擇自行保管或轉向海外機構，有的甚至把文物通過拍賣方式“處理”，只為避免“捐贈之后無音訊”的尷尬。

更可惜的是，像吳歡這樣仍愿意捐贈的人，已屬鳳毛麟角。

2025年7月，吳歡再次向國家畫院捐贈了30余件家藏書畫，他說，國家的制度建設已有很大進步，現在有數字化備案，也有專人管理，自己愿意相信一次。

一次信任崩塌，可以毀掉一代人的文化奉獻意愿，重建信任，必須靠制度透明、責任落實、技術保障和情感尊重的合力。

國家文物局在南博事件后，已組建調查組入駐，這是一個信號，說明上層在正視問題，但更重要的是：調查不能止于“應對”，要持續(xù)推進制度建設。

例如，是否可以在捐贈協議中加入“定期通報”條款？是否應該設立“文物失蹤”輿情快速響應機制？

對吳家，也許已經來不及給出答案，但對未來的捐贈者，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文化的傳承，靠的不只是展柜里的珍品，更靠一代又一代人“無條件信任”的接力。

如果這種信任失去了，哪怕博物館再宏偉，展品再豐富，文化真正的根基，就會慢慢松動。

吳歡說：“我們家族捐的不只是文物，是一種相信，這種相信，如果被辜負一次，還能拼著情懷再捐第二次，那是幸運。但如果再被辜負一次，那就真的是斷了�！�

故事講到這里，讀者該問的是：我們準備好了嗎？準備好為這些信任，負起責任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