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對西北邊疆的關注，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時代。

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僅21歲的左宗棠第一次上京參加會試，寫的《燕臺雜感》組詩里，早早就提到了新疆設省、開發(fā)屯墾這些事兒，顯得挺有預見性。在北京，他還特別努力和以研究西北歷史出名的徐松交朋友，從他那兒看到不少關于新疆的寶貴資料。

對于左宗棠來說，科舉就像是一扇死路一樣。

三次會試都沒念上榜，左宗棠也就打消了再繼續(xù)考取功名的念頭，轉而廣泛閱讀，那個時期他下了不少功夫，特別是仔細研讀關于新疆問題的專著——《西域圖志》。

道光時期的陶澍和林則徐，兩位重要大臣，成了左宗棠人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導師。陶澍欣賞左宗棠的才能，讓他這個年輕的平民早早就接觸到了關于西域事務的奏章。再次在湘江的船上遇見林則徐時，談起西域的局勢，林則徐那句“終為中國患者，其俄羅斯乎”確實給左宗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起到了重要的啟發(fā)作用。

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用兵占領了新疆伊犁，那會兒左宗棠正擔任陜甘總督，他對沙俄的野心特別敏感。在寫信給請假回湘的部下劉錦棠時，左宗棠說：“俄國人在黑龍江以北的地盤兒，都占了，情況一天比一天緊迫，現在又盯上了我們西部邊疆，謀劃已久，行動也快得出奇，不能等閑視之，得趕緊做好防備。”

兩年以后，即同治十二年（1873年），面對新疆不斷被蠶吞的局勢，左宗棠奮筆疾書，向總理衙門遞交了一份頗有見地的奏章。他認為，沙俄占領伊犁，“恐怕用嘴說也難說得清”，最終還是得靠武力或以武力作保障去收回。

那會兒關外各軍的準備情況實在太差，兵力又少又亂，沒人打仗就坐著吃飯，指揮也沒有統(tǒng)一的標準，士氣低落，根本沒有能力去“奪取要地”。

再說，河西走廊，作為進軍的通道和前線基地，也早就遭到了嚴重的破壞。

左宗棠坦率直言，沒有回避問題，把那些不利的情況都講清楚了之后，他又展現出非凡的才能，提出了用武力收復新疆的軍事方針：在“兵事”方面，要打破俄國的侵略陰謀，就得先穩(wěn)固南疆（回部）；要重奪伊犁，就必須先攻占烏魯木齊；在“餉事”方面，得“另籌實餉”，找出新的餉源，還得在肅州設立糧臺。同時，還要節(jié)省開銷，一統(tǒng)調配，把各軍的專門撥款合在一塊，按緊急程度，合理安排，照多寡分配。

那時清朝的掌權者，對新疆的境況了解得少得很，連阿古柏入侵的來龍去脈和現狀都摸不清；至于沙俄的侵略野心，等到俄軍徹底占領了伊犁，他們才一下子驚覺問題有多嚴重。

可就在左宗棠拼命推動用武力收復新疆的時候，一場關于海防和塞防的大爭論突然之間就開始了。

自從新疆被蠶食以后，曾國藩一直堅持“暫時放棄關外，集中力量清理關內”。李鴻章則更進一步，提出要停止撤回西北已經出塞和還未出塞的軍隊，“停撤的軍餉，也一律用來加強海防”。

李鴻章的考慮是：新疆緊鄰俄國，南面鄰近英屬印度，“即使想恢復，也斷然無法長久守住”，而就中國目前的實力來看，也實在沒有辦法專注于西域的維護。

因為李鴻章和他的一幫人不停地煽風點火，一時間，“邊疆沒用論”、“得不劃算論”、“出兵必輸論”滿天飛。

那個時候，左宗棠算是小眾觀點，但他骨子里挺有骨氣。

光緒元年三月初七那天，左宗棠站出來，呈交了《復陳海防塞防及關外剿撫糧運情形折》和《遵旨密陳片》，詳細講了敵我雙方的情況，還梳理出了應對的方案。

對于李鴻章那種只有犧牲“塞防”才能加強“海防”的奇怪邏輯，左宗棠明確指出：“竊維時事之宜籌，謨謀（君臣謀議政事）之宜定者，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所謂并重，不是說搞平均，而是講究緩急、匱裕之別。

面對那些說新疆“無用”或者“得不償失”的荒謬說法，左宗棠堅決反駁，強調國家的領土大小不能讓人隨意侵犯。新疆不是什么“萬里窮荒”，絕對不能給任何借口讓侵略者去霸占它。

至于李鴻章那些鼓吹“出兵必敗”的人，左宗棠的回應可就有點霸氣了：“不用管賊軍厲不厲害，先問問自己官軍到底強不強？”

說完這些大話后，左宗棠立馬露出了鷹派的架勢，他建議朝廷趕緊換掉前線的將帥，讓金順接替景廉，同時把負責西征糧臺、但又“同役而不同心”的袁保恒調走，目的是建立一個團結統(tǒng)一、具有威信、效率高的指揮體系。

用武力收復新疆這場戰(zhàn)役，算是左宗棠一生中最為壯志凌云、最為英勇氣概的事跡。

可惜的是，后人很少有人去深究，這場豪邁的英雄壯舉背后，究竟摻雜了多少心酸和苦楚。而這些，才是真正讓左宗棠以及他的部將們令人敬佩、令人嘆服的地方。

朝廷一發(fā)布命令，個個都忙著替公（左宗棠）捏把汗。

這事兒發(fā)生在左宗棠帶兵西征的真實境況里。當時，左宗棠遇到的難題，主要有三方面：一是，他身后的那些“同僚”、政敵們，個個都盼著他敗敗敗，把他往死里整，整個歷史上打收復失地的戰(zhàn)爭，恐怕也沒見過像左宗棠這么孤立無援的；二是，國家的錢袋子空空如也，財政緊銀緊得要命，拿不出足夠的軍費，再加上軍糧缺乏，道路難行，簡直就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要是不小心，死路一條不說，還會陷入險境；第三個難題是，駐扎在新疆的匪首阿古柏，出了名的“兇悍能軍”，還和英俄等國有勾結，要面對這樣的強大敵人，而且還得千里遠征，要是驕傲大意，很容易出亂子，甚至導致徹底敗退。

可他雖然遇到這些大難題心里挺難受的，但每到一處，那股堅韌、狠勁兒以及非凡的氣質，就像晚清第一人的風采，真是讓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李鴻章平時就嘲笑左宗棠手下沒有什么精銳部隊，說句不地道的話，眼下要出兵新疆，他不僅不想幫忙，反而用盡官場手段，把原本在西北的劉銘傳的銘軍和宋慶毅的軍隊都調回內地，目的就是想在兵力方面給左宗棠點兒難題。

對此，左宗棠絲毫沒放在心上，倒是有一套自己選將用兵的絕招。

左宗棠在挑將時，非常重視志同道合的人，真正愿意冒險、不貪財。他的西征隊伍中，三位總指揮，北路的金順、南路的張曜以及中路的劉錦棠，都是如此。這點上，曾國藩的湘軍將領就比不了，而李鴻章的淮軍將領，也覺得有點羞愧。

談到邊疆作戰(zhàn)，左宗棠也很懂得識時務，他覺得西征的兵力，“重在精銳，不在數量”，因為“路途遙遠，后勤困難，不能靠人多”。

說實在的，對當時的左宗棠來說，士兵的問題就算有人攪局，也算不上太大難題。

其實，真正讓人頭疼的，還是軍餉的事情。

左宗棠帶領的西征大軍，去年花了差不多八百多萬兩軍費，但朝廷實際能撥到手里的也就五百多萬兩，這還不過是表面上樂觀的說法。自從“海防”問題被提起，李鴻章在背后搗鬼，幾省、關口原本從海關關稅和各省瓜分的厘金中撥充的西征軍餉，突然縮減了一半，只剩下兩百多萬兩左右。

沒辦法，左宗棠只得頂著朝野上下的議論聲，咬緊牙關想辦法為西征籌集洋債。那時候，由于西部陜甘一帶沒洋商駐扎，左宗棠要想借到款，只得請東部的兩江幫忙代理一番，好跟上海的洋商洽談。

那會兒，兩江總督是沈葆楨，這人是左宗棠推薦擔任船政大臣后才升到這位置的。有這段官場關系在，按理說沈葆楨應該感激左宗棠，遇到左宗棠當務之急的事，幫一把理所當然。

誰都沒想到，沈葆楨不僅拒絕了左宗棠讓他代理借款的請求，還寫了一份措辭特別嚴厲的奏章，堅決反對左宗棠用借款去西征。

沈葆楨反對的原因是覺得左宗棠借款的利息太高：“現在用一千萬，按照臺灣制定的八厘利率算，十年后還清，利息差不多得六百萬，不會是虛費一年軍餉的事嗎？”

沈葆楨這樣想，顯示出他已經不再與左宗棠同窗共患難，而是轉向支持李鴻章那邊，明顯背離了以前的情誼。

老沈掀起了反對風波，惹得議論紛紛，雖說清朝當時已準許借洋款千萬兩，左宗棠為穩(wěn)住西征士氣，只能自己扛著難處，主動請求把借款額度縮減到四百萬兩。

慈禧有時候還是挺有遠見和膽魄的。看到左宗棠西征既用心又艱難，清廷最終出了一招折中的辦法：“既然督戰(zhàn)的人把肅清西路當作自己的責任，何必吝惜撥款支持好讓他完成大業(yè)。恩準戶部從洋稅收入里拿出四成，劃撥銀兩二百萬兩，還允許借洋款五百萬兩，各省也得提前解撥三百萬兩的西征協餉，湊足一千萬兩?！?/p>

左宗棠一收到這個上諭，忍不住淚水直涌，情不自禁。

軍餉一到手，左宗棠信心瞬間飛漲，隨即在籌糧、運糧、軍需補給這些關鍵環(huán)節(jié)上安排得妥妥當當。等一切準備妥當，東風助力之際，左宗棠深思熟慮，擬定了兩條決定性戰(zhàn)略，準備拿下新疆。

第一：要把新疆收回來，就得先從北邊打起，之后再往南推進。

第二：西邊打仗，得慢慢來，打得快準狠。

光緒二年（1876年）夏天，西征的部隊正式展開行動，目標是收復新疆。左宗棠留在肅州指揮，劉錦棠和金順各自帶兵分路出關，先后展開攻勢。

八月，劉錦棠兩路大軍攜手作戰(zhàn)，經過激烈爭奪攻占了烏魯木齊外圍的重要據點古牧地，阿古柏的幫兇白彥虎見勢不妙，丟下烏魯木齊溜之大吉，劉錦棠的部隊毫不費勁就收復了北疆的重鎮(zhèn)。

眼見西征大軍輕松掃平北疆，左宗棠立馬安排了三路出征的部署，金順留在烏魯木齊守城，而劉錦棠則負責前線指揮，帶領部隊向南疆的達坂、托克遜和吐魯番三座要城發(fā)起攻勢。

就在達坂—吐魯番的戰(zhàn)役打得挺順利，西征的大軍正準備乘勢而上，把整個南疆都拿下來，可沒想到，從浙江傳出的一樁冤案突然出現，意外地攪亂了左宗棠的安排，差點把西征大業(yè)“打折了?！?/p>

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jié)，恰好揭示了左宗棠西征的真相——大軍勢不可擋的背后，隱藏著數不清的艱辛和挑戰(zhàn)！

左宗棠的西征軍餉，雖然說是東拼西湊湊出來的，勉強算是個著落，但實際上遠沒有表面那么光鮮。當時，西征的軍餉大部分都是依靠東南各省供給，結果因為李鴻章勢力的阻擾，經常不能按固定額度撥付，也就算了，只有浙江這個省，西征的協餉一直都按時按量交得規(guī)范，從不拖沓磨蹭。

這就得看看浙江的情況了，畢竟他們一直被認為是比較有序、守信用的地方。浙江人重視信譽，講究信譽度高，能按時交款也是為了維護地方形象和穩(wěn)定。而且，浙江的經濟條件還算不差，手頭相對寬裕一些，能承擔別的省份沒法做到的準時供款，所以他們自然愿意積極配合，確保西征軍餉順利到位。

原因其實也就那么回事，那會兒浙江巡撫楊昌浚曾是左宗棠手底下的人，李鴻章那邊的勢力也插不上手。

話說西征大軍打得紅火正酣，光緒二年九月，楊乃武和小白菜的案子一鬧，清廷就讓浙江巡撫楊昌浚帶著葛品蓮的尸棺和所有檢驗證據一起押送北京。到了光緒三年二月十六日，楊昌浚也因為這事兒被革了職。

楊昌浚被革職后，浙江巡撫的官位就換成了李鴻章旗下的淮系大員。這樣一來，原本按時足額發(fā)放的浙江軍餉頓時給斷了。

左宗棠要打西征之前，賬面上軍餉有一千萬兩，那可壯哉。可等到新疆第二階段戰(zhàn)事結束時，原本該打到位的五百萬兩借款依然杳無音信。更別提各省的協餉出大問題了，那年協餉一直拖到四月，總共才進賬不到三十萬兩，算下來，每個月才幾萬兩，也真是少得可憐。

除了這些之外，還有一筆三千多萬兩的欠餉壓在左宗棠肩頭。這可是收復新疆之前，左宗棠在陜甘平亂時，清廷多年拖欠還沒發(fā)出來的軍費。

欠了這么多餉，想必軍中已經沒有錢了吧，要是不再發(fā)軍餉，將領們的戰(zhàn)意一松，西征的大軍肯定會崩盤，收復新疆的努力也就白費了。

還算走運，就在西征的關鍵時刻，負責替左宗棠籌借款項的胡雪巖，經歷了好一番周折，最終成功向匯豐銀行借到了五百萬兩“救命錢”。

胡雪巖為左宗棠借款時，最多被人吐槽的地方就是利息實在太高，幾乎算是高利貸了。不過放在當時那個環(huán)境來看，也只能說，不管胡雪巖有沒有私心謀利的成分，對于西征這場戰(zhàn)役來說，他的作用還是不能忽視的——沒有他的幫助，或許就沒有后續(xù)的收復南疆的關鍵勝利。

還有那些誓不貪財、誓死捍衛(wèi)的西征將領們，個個都拿出了決心，用生命去拼，真是令人敬佩。

那會兒流傳著這么一句話，說新疆回收這事兒，只有左宗棠和他那幫將士肯上陣，也只有他們能贏得這場仗。換成曾國藩的湘軍或者李鴻章的淮軍，別說打起來難，想贏更是難上加難。

這話，真不是夸張的話。

你瞧瞧那些西征的將領們，最后的歸宿，無非就這些，心里就全都清楚了。

左宗棠西征歸來，京城那房價高得嚇人，他都買不起。后來他也是拼盡全力，直到死才罷休，咱們這兒就先不提他，咱主要說說他手下的那些部將。

西征北路的統(tǒng)帥金順，后來當了伊犁將軍。伊犁將軍這一職位，向來都是個大金庫，那里歷任的人都憑借天高皇帝遠的便利，拼了命地搜刮財物，離開時可都是用大車拉著私財舉步維艱。不過金順倒挺特別的，光緒十一年（1885年），他奉旨進京，途中不幸病逝在肅州?！肚迨犯濉防镎f：“身后不名一錢，幾無以為殮?！?/p>

西征南路軍的頭兒張曜，后來當上了山東巡撫，還干過海軍幫辦大臣這活兒。他做山東巡撫時，為了給部隊打新疆仗欠下的錢找補，特地向德國洋行借了七十四萬七千多兩白銀。這大筆錢一直欠著，等到光緒十七年他病逝，依舊沒還上。張曜本人一分錢私貨都沒有，死得那叫一個不甘心。

史書里說：“張曜為人正直清廉，這可不是誰都能做到的。管軍隊、帶官員整整四十年，連一尺地兒都沒占。人家一走，連最簡單的安葬費用都快湊不齊了。將官們圍著他看著，眼淚都掉下來，說不出話來?！?/strong>

西征中路軍的統(tǒng)帥劉錦棠，在戰(zhàn)后成為了首任新疆巡撫。在新疆工作的時候，他一直想著怎么解決西征時欠下的軍餉?？上菚r候通訊、支付、傳送這些條件都很落后，結果不少軍餉都沒能及時到達應得的士兵手里。不過劉錦棠心地善良，并沒有私吞這些錢。到光緒十三年的時候，他辭官回鄉(xiāng)，去看望祖母，途中把那些銀子都用車子運送到了新疆蕃庫。

甲午年頭，中日開打，清政府下令劉錦棠進京，他帶著病一路走，剛到縣城時突然中風，身邊人趕緊把他抬回家，不久他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一歲。

史書上寫著：“等到公去世，家里人打開他的箱子（竹匣子），里面存放的賜物幾樣，奏折殘缺不全，也就這些?；剜l(xiāng)后生活簡樸，房屋清淡，沒有絲毫達官貴人的架勢?！?/strong>

西征軍副帥兼營務總管劉典，西征期間駐守蘭州。面對軍餉供應的嚴重問題，他率先節(jié)約用度，帶頭示范，為整個軍隊樹立了榜樣。整個營務處每個月靠七百兩銀子勉強維持，直到收復新疆為止。

左宗棠這四位部將，一生都在清貧中度過，臨終時全都一樣，無力為自己買一副棺材！

可憐乎！

悲壯乎！

感嘆乎！

當年西征，收復新疆，正是因為有這份悲壯，才會危難不敗，橫掃賊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