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人，最煩“定論”。

尤其是關于我們父輩、我們國家青春歲月的那些所謂“定論”——比如，提起那個火紅的年代，很多人嘴角一撇，蹦出兩個詞：“封閉”、“停滯”。

直到我在一堆發(fā)黃的英文原著里，撞見了一個美國人的怒吼。

他叫莫里斯·邁斯納，一個西方頂尖的中國研究學者。他用了整整一本書，幾乎是指著某些人的鼻子說：你們，要么是愚蠢，要么是欺騙。

他說，那三十年，不是什么經(jīng)濟停滯的泥潭，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xiàn)代化時代之一”，其工業(yè)化速度之劇烈，“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相比，毫不遜色”。

一個美國人，憑什么這么激動？他看到了哪些被我們刻意遺忘、或從未知曉的真相？

今天，我不搬教科書，就帶你回到那些具體的、滾燙的、帶著鋼鐵灼熱和汗水咸味的細節(jié)里�？赐昴銜l(fā)現(xiàn)，我們虧欠那一段沉默的榮光，一句真誠的道歉。

我讀邁斯納那段話時，是在一個深夜。臺燈的光，打在泛黃的紙頁上。

窗外是流光溢彩的都市，高樓玻璃幕墻反射著這個時代的繁華。但那一刻，我腦子里閃過的，卻是老照片里那些模糊的面孔：戴著棉帽的工人攀在腳手架上，臉凍得通紅；田埂邊，農民圍著一張水利工程圖，眼神專注得像在解讀作戰(zhàn)地圖；還有那些奔赴西北的青年，背包上搪瓷缸子哐當作響。

這些畫面，在我們今天的敘事里，常常只剩下一個模糊的、甚至帶點苦澀的背影。

但邁斯納這個“外人”，卻拿著放大鏡和計算器，硬生生算出了一組讓我們自己都瞠目結舌的數(shù)字。

他說，從1952年到1976年，中國工業(yè)總產值，增長了30倍。注意，不是30%，是30倍。其中重工業(yè)增長了90倍。鋼鐵產量從135萬噸飆到了近2400萬噸。煤炭從6600萬噸到了4.8億噸。

我知道，你可能會說：“數(shù)字是冰冷的，那時人民過得苦�！�

這話對，也不全對。苦，是事實。但為什么苦？這苦里，釀著什么？

那不是坐等而來的苦，那是勒緊褲腰帶，把最后一分錢、最后一兩鐵，都砸向一個前所未有的夢想時，必然伴隨的艱辛。那是一種“創(chuàng)業(yè)式”的苦。 就像一個家庭，掏空所有積蓄，甚至借錢，也要送最聰明的孩子去讀最好的大學，盼著他將來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短期內，全家吃糠咽菜；長期看，這是一場豪賭，賭一個未來。

當時的中國，就是這個一窮二白的家庭。而它要送出去的“孩子”，名叫“工業(yè)化”。

這賭注有多大？我們是在被封鎖、被孤立、幾乎零外援的情況下，起手開局。蘇聯(lián)老大哥的援助？那是重要的第一把火，但后來人家撤走了專家，燒毀了圖紙。我們靠什么？

靠的是人的意志，變成鋼的意志。

我爺爺是東北老工業(yè)基地的工人。他跟我說過一個細節(jié)，我一輩子忘不了。

三年困難時期，廠里糧食定量減了又減。中午吃飯，工友們圍在一起，飯盒里是稀得照見人影的糊糊。沒人抱怨。一個老鉗工，默默從懷里掏出半個窩頭，掰碎了，扔進公共的大湯盆里，攪了攪�！凹狱c料，長力氣，下午那爐鋼，不能誤了火候�！�

他說這話時，語氣平常得像在說“今天天氣不錯”。那半個窩頭，可能是他省了一天的口糧。

這是什么？這不是簡單的“奉獻”兩個字能概括的。這是一種驚人的共識，一種近乎宗教信仰般的篤定：我們這一代餓肚子，下一代就能吃飽；我們這一代穿補丁，下一代就能穿皮鞋；我們這一代用算盤，下一代就能用計算機。

這種共識，今天聽起來像天方夜譚。但在那個年代的車間、田間、實驗室里，它是比糧食還實在的精神支柱。正是這種共識，催生了“大慶油田”的吶喊，催生了“紅旗渠”的絕壁天河，催生了“兩彈一星”震驚世界的巨響。

邁斯納看得透徹，他說，毛澤東時代遠非經(jīng)濟停滯，而是完成了中國社會結構最根本的“現(xiàn)代工業(yè)革命”。這句話，重如千鈞。

革命是什么？是顛覆，是重構，是把一個延續(xù)千年的農業(yè)國的底層邏輯，連根拔起，換成工業(yè)文明的邏輯。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數(shù)以億計的農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八小時工作制”，什么是“標準化生產”，什么是“國家計劃”。 意味著在廣闊的國土上，鐵路、公路、電報網(wǎng)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將原本隔絕的村落，強行拉進一個現(xiàn)代國家的體系。意味著一套完整的、門類齊全的工業(yè)體系，從無到有，被硬生生地搭建起來——從煉鋼的高爐，到造螺絲的機床。

沒有這個“重工業(yè)”的骨架，后來改革開放所有的“輕工業(yè)”血肉，往哪里依附？沒有那些遍布全國的三線工廠、技術隊伍和產業(yè)工人，80年代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異軍突起的奇跡，憑什么發(fā)生？

說白了，80年代“改革”之所以有東西可改，正是因為前三十年“建設”了一座雖然粗糙、但無比堅實的城堡。 邁斯納的原話一針見血：“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fā)生的工業(yè)革命，80年代將找不到要改革的對象�！�

這就像一個作家，必須先嘔心瀝血寫出幾十萬字的初稿（哪怕它粗糙、充滿刪改痕跡），后面才有“編輯修改”的可能。你不能指著初稿說：“看，這里語句不通，那里情節(jié)生硬，所以這作家一無是處�！� 你忘了，從一張白紙到初稿，才是從0到1最艱難、最偉大的飛躍。

然而，一種可悲的時尚出現(xiàn)了。

就像邁斯納痛心疾首指出的：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那個時代的歷史記錄“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為一種時尚”。人們“深恐提及便會被視為……辯護”。

我們太擅長解構崇高，太擅長用后世的尺子，去苛刻丈量前人的足跡。我們用今天的“經(jīng)濟效率”，去嘲笑昨天的“人海戰(zhàn)術”；我們用今天的“市場繁榮”，去鄙夷昨天的“計劃分配”；我們用今天部分人的“財富自由”，去全盤否定昨天整體的“公平追求”。

這不公平。

承認那三十年的巨大成就，不等于為其中的錯誤和曲折做辯護。 就像我們感激父母在極端困苦中把我們養(yǎng)大、供我們讀書，不等于我們就認同他們教育我們的每一個方式。這兩件事，必須分開。

但現(xiàn)實是，我們常常因為要反思那些方式，就索性連那份艱難創(chuàng)業(yè)的恩情，也一并抹殺了。這讓多少親歷那個時代、為之流過汗灑過血的老人們，心里憋著一股無處訴說的委屈？

我認識一位退休的工程師，參與過第一代國產汽車的設計。他家里珍藏著一枚生銹的“勞動模范”獎章。他兒子是金融精英，有次半開玩笑說：“爸，你們那會兒干一年，不如我現(xiàn)在一筆交易�！� 老人沒說話，只是默默擦了擦那枚獎章。后來他跟我說：“我們那一代，沒給你們留下多少錢。但我們留下的，是這個國家能自己站起來、走起來的骨頭。你們現(xiàn)在掙的錢，是血肉。血肉長得快，但骨頭斷了，就全完了�！�

那一刻，我如遭雷擊。

我們享受著今天血肉豐滿的生活，卻常常嘲笑那副支撐起一切的骨頭“太硬”、“太直”、“不懂變通”。這是何等的忘本？

那個時代，當然不完美。它有激情下的盲動，有理想化的失誤，有普通人付出的巨大代價。這些，歷史已經(jīng)銘記，也應當被持續(xù)反思。

但，我們能不能在反思的同時，也保有最起碼的敬意？

敬意，給那些在零下幾十度的北大荒開墾出萬頃良田的知青；給那些在戈壁灘隱姓埋名、算盤珠子打出原子彈數(shù)據(jù)的科研人員；給那些用肩膀和夯歌，在無數(shù)河流上筑起大壩的農民；給那位美國學者筆下，那個“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卻完成了最劇烈工業(yè)革命的中國。

那個時代的精神內核是什么？我想，是一種“相信”的力量。相信國家能富強，相信集體有力量，相信勞動最光榮，相信未來一定比現(xiàn)在好。

今天，我們物質豐盈，選擇多樣，但很多人心里，那種篤定的“相信”卻稀薄了。我們焦慮、內卷、迷茫。也許，我們在向前狂奔的時候，真的弄丟了某個重要的“傳家寶”。

懷念那個時代，不是要回到糧票布票，不是要否定市場經(jīng)濟和開放國策。而是要千方百計，把先輩們用饑餓、汗水、甚至生命換來的那股“心氣”——那股不甘落后、自力更生、萬眾一心、為子孫后代搏一個未來的“心氣”，真正傳承下去。

別讓它在精致的利己主義中消散，別讓它在對歷史的輕慢中湮滅。

那不是某個人的遺產，那是我們這個民族，在生死存亡之際，淬煉出的精神鋼火。

讀到這里，如果你也是一位經(jīng)歷過那個年代，或從父輩口中聽過那些故事的人，你的心里，是否也有一幅被塵封的畫面，正在重新變得清晰？

那個火紅的、粗糙的、充滿缺憾卻又光芒萬丈的時代，或許不需要辯護，但它配得上一次，鄭重其事的銘記。

點個贊吧，不為別的，就為那些沉默的骨頭，和骨頭里不曾熄滅的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