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靖宇將軍在冰天雪地中戰(zhàn)至力竭，哪怕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也絕不低頭。這種在絕境中死戰(zhàn)到底的血性，撐起了中華民族的脊梁。

鮮有人知的是，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文化，也曾面臨同樣的絕境。那時，我們沿用了幾千年的漢字，一度成為國家落后的替罪羊。許多學者認定漢字阻礙了進步，恨不得將其連根拔起。這場關(guān)于文字存亡的危機，險些切斷中華文明的根脈。

一九一八年，神州陸沉，國運飄搖。知識分子急尋救國良方，最終將目光投向了文字。那時的人們普遍認為，方塊字鎖死了中國通往現(xiàn)代的大門。激進學者高呼要把漢字扔進歷史的垃圾堆。就連魯迅先生也憂心忡忡，斷言漢字不改，中國便無未來。

就在這廢除漢字的呼聲中，英國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抵達中國。這位日后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華游歷一年，遍訪山川風物。

回國后，他著書立說，剖析中國問題。羅素盛贊中國人的性格，卻冷眼審視漢字。他以邏輯學家的眼光，指出了漢字在現(xiàn)代應用中的三大死穴。他斷言，若不解決這些缺陷，中國將難以跨入現(xiàn)代文明的門檻。

羅素指出的首要死穴，便是漢字“太難學”。他認為這種復雜的書寫系統(tǒng)阻斷了教育普及。那個年代，百姓為生計奔波，哪有精力死記硬背數(shù)千個結(jié)構(gòu)繁復的繁體字？一個常用字動輒二三十筆，書寫難度極大。

這種高門檻在客觀上筑起了階級壁壘。士大夫壟斷知識，而廣大的勞苦大眾則只能徘徊在教育大門之外。羅素認為，壁壘不除，民主與科學便無法在底層生根。漢字在當時，儼然成了特權(quán)階層的私有工具，這令羅素深感憂慮。

羅素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直擊工業(yè)生產(chǎn)的效率命門。他指出，漢字缺乏固定的排列順序，導致信息分類與檢索異常困難。

西方文字僅由二十六個字母組成，具備天然的排序邏輯。人們查閱字典、管理檔案或進行索引，輕而易舉。漢字卻缺乏這種線性邏輯。

羅素在印刷所目睹了排字工人的窘境：他們在成千上萬個鉛字中大海撈針，尋找目標。這種低效勞動，如同手工作坊對抗機器大工業(yè)。

羅素斷言，這種無法適應機械化邏輯的文字，根本無法處理現(xiàn)代社會的海量信息。在他眼中，漢字就是一臺開不上工業(yè)快車道的舊機器。

羅素擔憂的第三點，則是漢字在表達科學新詞時的局限。當時，西方科技剛剛涌入，物理、化學新概念層出不窮。

英語通過組合詞根或直接借詞，創(chuàng)造新術(shù)語得心應手。漢字作為表意文字，字義固定。用舊有漢字解釋從未出現(xiàn)過的科學概念，往往力不從心。翻譯者要么生造晦澀怪字，要么長篇累牘地解釋。

羅素認為，這種語言轉(zhuǎn)換的滯澀，必將拖累中國吸收先進科技的步伐。在爭分奪秒的現(xiàn)代化競爭中，這無疑是巨大的劣勢。

羅素的診斷切中時弊，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殘酷現(xiàn)實。那時的漢字，確與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格格不入。但他低估了中華文明的韌性。中國并未因此拋棄漢字，反而通過一系列改革與創(chuàng)新，一一化解了這些看似無法逾越的難題。

新中國成立后，政府力推文字改革?！稘h字簡化方案》刪繁就簡，規(guī)范字形，大幅降低了識字門檻。普通民眾開始掌握讀寫技能，文盲率隨之驟降。羅素所擔憂的階級壁壘，轟然倒塌。教育不再是少數(shù)人的特權(quán)，而成了大眾的權(quán)利。

針對排序與機械化難題，《漢語拼音方案》提供了破局之法。拼音賦予漢字一套與國際接軌的拉丁字母索引系統(tǒng)，解決了字典排序與檔案管理難題。

面對計算機時代的更大挑戰(zhàn)，西方人曾預言電腦將充當漢字的掘墓人。中國科學家卻迎難而上。王選院士發(fā)明激光照排，攻克了漢字印刷的數(shù)字化難題；王永民研發(fā)五筆字型，提升了輸入效率。如今，智能拼音讓人們在鍵盤上運指如飛。事實證明，漢字完全能駕馭數(shù)字時代。

至于科學術(shù)語的表達，漢字反倒展現(xiàn)出獨特優(yōu)勢。表意文字造詞，往往能望文生義。英語的“Laser”本是縮寫，普通人難解其意。

中文譯作“激光”，受激輻射之光，既準確又直觀。再如“電腦”，比“電子計算機”更生動傳神。漢字在吸收外來概念時，通過重組既有字義，大大降低了理解門檻，反而成了科普利器。

羅素當年的預言，只猜中了開頭，卻沒猜中結(jié)局。歷史證明，漢字并未阻礙中國進步。中國人民運用智慧，令古老文字煥發(fā)新生。

我們沒有切斷歷史根脈，而是對傳統(tǒng)進行了現(xiàn)代化改造。漢字承載五千年文明，如今依然屹立于世界潮頭。這證明了中華文明擁有強大的生命力與適應性。我們守住了自己的文化根基，并讓它在現(xiàn)代世界中大放異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