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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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位于江西省都昌縣境內的鄡陽遺址，出土了不少漢代文物。在這些文物中，有一部分反映了漢代郡一級文化的特點，且在江西境內具有唯一性。由于漢代江西境內僅存在一個豫章郡，因此這些文物能從一個側面支持“鄡陽遺址為漢代豫章郡治遺址”的觀點。

關鍵詞：鄡陽文物；郡級文化；豫章郡治

位于江西省都昌縣周溪鎮(zhèn)泗山村境內的鄡陽遺址，屬于全國文物重點保護單位。上個世紀五十至八十年代，在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設中，該遺址出土了不少文物，引起了廣泛關注。近年來，有研究者認為鄡陽遺址是漢代豫章郡治遺址，這一觀點引發(fā)了不少議論，促使文史研究者進一步整理研究在鄡陽遺址出土的文物。袁銀初《鄡陽城遺址的漢代物品研究》一文，公布了在鄡陽遺址出土的眾多文物，其中大多數(shù)屬于首次公布，值得人們高度關注。本文試就鄡陽文物與漢代郡級文化的關系作些分析，其中鄡陽銘文磚的“都尉”、“吉相中者善，不可治軍事”、執(zhí)笏畫像磚、“臣”字印、“沈威將軍”印，均見于袁銀初一文，不再重復出示圖片。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在江西境內，鄡陽文物與漢代郡級文化的關聯(lián)度最高，它們可以從一個側面支持鄡陽遺址是漢代豫章郡治遺址的觀點。

一、鄡陽遺址銘文磚的關鍵詞分析

迄今為止，鄡陽遺址并未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目前已知的文物，都是在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設及其他活動中被發(fā)現(xiàn)的。目前已經發(fā)現(xiàn)的銘文磚有十幾塊，筆者就其中的三塊作一些分析。

（一）鄡陽銘文磚上的“都尉”

鄡陽遺址的一塊銘文磚，有20余字，目前尚未解讀出來，但其中“都尉”字樣清晰可辨。浙江安吉亦出土有西漢王莽天鳳三年（16）的“鄣郡都尉”銘文磚。筆者認為，鄡陽銘文磚之“都尉”，當即漢代豫章郡之都尉。西漢之時，江西境內僅有一個豫章郡，各縣僅有縣尉，無都尉。截至目前為止，在江西境內出土的西漢銘文磚，亦未見“都尉”字樣。以此而言，“都尉”銘文磚可以反映鄡陽遺址與豫章郡治的關系。

《漢書·地理志》載：“豫章郡，······新淦，都尉治?！笨芍鳚h之時，豫章郡都尉治新淦。又《后漢書·百官志》：“凡郡國皆掌治民，······尉一人，典兵禁，備盜賊，景帝更名都尉?！ぁぁぁぁぁぶ信d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尉，唯邊郡往往置都尉及屬國都尉?！薄翱h萬戶以上為令，不滿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丞各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尉主盜賊?！睎|漢之時，大部分郡的都尉皆已省并，亦未見有豫章郡都尉的記載，故鄡陽銘文磚之“都尉”應為西漢豫章郡之都尉。“都尉”之后的“王中庭”（“庭”字不確定），應為都尉的名字。發(fā)現(xiàn)此銘文磚的墓地，當為西漢豫章郡都尉“王中庭”的墓地。豫章郡都尉治新淦，葬郡治，亦屬正常。

（二）鄡陽銘文磚的“吉相中者善，不可治軍事”

鄡陽遺址出土的一塊銘文磚內容為：“吉相中者善，不可治軍事?！薄爸小弊窒路阶笥腋饔幸稽c，或可解讀為其他字。按漢代縣尉“主盜賊”，不能稱為“治軍事”，故“治軍事”者只能是豫章郡的“都尉”或受命到豫章郡征戰(zhàn)的“將軍”。但“將軍”只是臨時“治軍事”，事畢即還，一般不會因為“治軍事”而產生焦慮。因此，“吉相中者善，不可治軍事”反映墓主很可能就是一位“豫章都尉”，因“治軍事”不當而死，臨死前告誡子孫，若面善心軟，千萬不可“治軍事”，故而子孫制作了這塊銘文磚。

晉朝干寶《搜神記》卷十一：“漢武時，蒼梧賈雍為豫章太守，有神術。出界討賊，為賊所殺，失頭，上馬回營，營中咸走來視雍。雍胸中語曰：‘戰(zhàn)不利，為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乎？無頭佳乎？’吏涕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援叄焖?。”西漢時期，尤其是在南越、閩越尚存之時，豫章郡戰(zhàn)事頻繁，像賈雍這樣戰(zhàn)死的太守或都尉頗有其人?！凹嘀姓呱?，不可治軍事”銘文磚的墓主，大概就是西漢時期的一個豫章都尉。

（三）“都田見馬”

鄡陽遺址的一塊銘文磚，文字豎行兩排，右邊一排為“永元七年五月六日”，左邊一排為“都田見馬王于”（“于”字也可能是“天”字）。永元為東漢和帝年號，永元七年為公元95年。

按，現(xiàn)在國內出土的漢印，有青銅鼻鈕“都田”印，為地方小官用印?！断惹毓倬舯怼氛J為“都田嗇夫總管全縣農事”。具體來說，就是主管全縣田地的分配、耕作等事宜。《秦封泥集》收錄有“都田之印”，“都田”就是“都田嗇夫”的簡稱[6]。以此而言，“都田”有點類似于現(xiàn)代的縣級農業(yè)局長。另一種解釋則認為“都田”是大司農的屬官?！稘h書·食貨志》說：“水衡、少府、太仆、大農，各置農官。”《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大司農所屬有郡國諸倉、農監(jiān)、都水六十五官長丞?！岸继铩奔礊椤稗r監(jiān)”下屬的一種官員，與“稻田使者”類似，熊鐵基《秦漢官制史》亦如此認為。

“見馬”一詞見《漢書·文帝紀》：“太仆見馬遺財足，余皆以給傳置?！庇忠姟稘h書·霍光傳》：“武帝游宴見馬，后宮滿側?！毕騺韺ⅰ耙婑R”解為“現(xiàn)馬”或“看見馬匹”，則這兩句的解釋幾乎讓人不知所云或令人啼笑皆非。事實上，“見馬”當為太仆屬官之名?！稘h書·百官公卿表》：“太仆，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薄稘h書·元帝紀》：“太仆減谷食馬，水衡省肉食獸?！薄耙婑R”當即太仆的下設機構，掌管者屬于“三令”或“五丞”之一。

綜合起來，這個“王于”曾任“都田”“見馬”等職。假設“都田”為縣鄉(xiāng)之官，“見馬”為東漢太仆屬官，則兩個任職地點一在豫章，一在洛陽，相距甚遠，若無特殊原因，不大可能出現(xiàn)這種情況。若有特殊原因，又不至于選拔至京城而僅任“見馬”。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都田”“見馬”都是京城之官，表明“王于”曾在太仆、大農兩個衙門擔任下級官員。“王于”葬于豫章郡，亦有兩種可能：或因公干而病故于豫章郡，或本為豫章人，在京去世而返葬原籍。但豫章郡遠離京城，“王于”由地方而進入京城衙門的可能性不大?！耙婑R”乃下級官員，在京去世而返葬原籍，亦殊為不易。因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是：“王于”因公干而病故于豫章郡，葬于此地。作為京官，到豫章郡公干，下到縣一級的可能性也不大，應當是在豫章郡治去世而葬于此地。

二、畫像磚、印章的研究及綜合分析

鄡陽遺址出土有畫像磚和若干印章，它們也很值得關注。綜合比較在江西、浙江、廣州出土的畫像磚，鄡陽畫像磚上的人物具有較高的級別，非一般縣級可比。印章中的“臣”和“將軍”，也反映墓主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

（一）執(zhí)笏畫像磚

鄡陽遺址出土的執(zhí)笏畫像磚，是最為奇特的一塊磚。畫像為浮雕，位于磚塊的一頭，黑色線條，表面光滑、堅硬、發(fā)亮，燒制時應當采用了漢代鉛釉陶的技術。畫像人物頭戴進賢冠，手執(zhí)笏板，顯然是一位官員。

《后漢書·輿服志》：“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后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太平御覽》卷六百八十五引《三禮圖》曰：“進賢冠，前高七寸，長八寸，后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之服?！币嚏摺丢殧唷吩唬骸斑M賢冠，文官服之。漢制尚書兩梁，禮無文。”鄡陽畫像磚上的進賢冠只有一梁，因豫章郡并無太學，這位戴進賢冠者不會是“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之類的人物，而是一位文官，級別應該是“下大夫”。

隋虞世南《北堂書鈔》卷一百二十八引《禮記》云：“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煞六分而去一。鄭注曰：‘煞，猶杼也?！熳予躺?，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又抒其下首，廣二寸之半也?！编冴柈嬒翊u上的笏板，平頭較短，亦符合“下大夫”的身份。

高祥、牛犁《基于漢代畫像磚實證材料的進賢冠起源、形制及使用》對兩漢畫像磚上的進賢冠進行了綜合研究，指出西漢時期的進賢冠尚不太具有標識身份的作用。東漢時期，進賢冠被正式載入輿服制度，使用情景固化為文官使用，庶人不得配用，成為漢代文官標識身份的符號。東漢時期畫像磚中的文官人物形象于正式場合多穿戴進賢冠服以示身份尊貴，其中頗多納糧、施濟的場景。根據(jù)這一研究結果，可以推斷鄡陽畫像磚上的戴進賢冠的人物屬于東漢時期，具有比較尊貴的身份。

東漢徐幹《中論》曰：“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笨h令雖然也有可能戴進賢冠、執(zhí)笏，但“小司”“墨綬”“下士”之類的形容詞，表明縣令在時人眼中并不能算“尊貴人物”，因此鄡陽畫像磚上的人物不大可能是縣令。

古代官員只有在拜見君上時才會執(zhí)笏。《禮記注疏》卷三十：“以臣見君，無不執(zhí)笏，明大廟之中，雖當事之時，亦執(zhí)笏也?！笨h令執(zhí)笏，所見的上司一般只能是郡太守，未足為榮。又《后漢書》列傳第三十五：“夜見太守王朗徒從整飾，心嫌之，遂稱病自絕?！笨芍ぬ亍巴綇恼棥钡那闆r并不多見。若讓縣令頭戴進賢冠、手持笏板見太守，也與“徒從整飾”的刻意炫耀差不多，顯得很另類、很扎眼，會引起社會輿論的不滿。因此推斷，鄡陽畫像磚上的戴進賢冠者執(zhí)笏所見的上司，至少應當比太守級別更高。太守以上級別的官員，縣令一般是見不到的。以此而論，這個戴進賢冠的應該不是縣令。

《漢書·王莽傳》：“更名秩百石曰庶士，三百石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石曰元士，千石曰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中大夫，二千石曰上大夫，中二千石曰卿。”《漢書·百官公卿表》：“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邊郡又有長史，掌兵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薄逗鬂h書·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人，二千石，丞一人。”以此而論，縣令頂多只能屬于“士”一級，太守才能屬于“大夫”一級。這與徐幹《中論》的描述是一致的。綜合起來，身份比較尊貴、戴進賢冠、執(zhí)笏而拜見高級別官員，這些不太符合縣令的情況，而比較符合太守的情況，鄡陽畫像磚上的戴進賢冠者很可能就是東漢豫章郡的一位太守。豫章郡太守的墓地，更應該出現(xiàn)在豫章郡治，暗示了鄡陽遺址為豫章郡治的可能性。

（二）“臣”字印

鄡陽遺址出土印章多枚，有私印，曰“石巡”“郭樂和”（名字有待繼續(xù)考釋）；又有“臣”字印。漢代印章有官印、私印、吉語印、無字印等多種。魏鎮(zhèn)《漢代臣字印性質》一文指出，迄今為止，發(fā)現(xiàn)隨葬臣字印的墓葬27座，出土臣字印30枚；就墓葬年代而論，西漢早期15座，西漢中期8座，西漢晚期2座，東漢2座（分別在武威及朝鮮境內）。而在中原地區(qū)數(shù)以萬計的東漢墓葬中，并未發(fā)現(xiàn)任何臣字印隨葬，因此可以推斷，臣字印的使用時間主要在西漢時期，東漢時期不再使用。臣字印的主要類型為雙面印，目前共發(fā)現(xiàn)21件。其中一面為姓名，另一面為“臣+名”。綜合各類考古材料，可知臣字印是各級官吏上書中央或其所屬王侯時使用的印章。

根據(jù)各種研究成果，鄡陽遺址出土的“臣”字印及私印，應當屬于雙面印的一種（因未見原件，只能作如此推斷），產生于西漢時期。在豫章郡范圍內，有資格上書中央或其所屬王侯的，大體也只能是豫章太守及其佐官，縣令是沒有資格上書中央或其所屬王侯的。在江西境內，也只有鄡陽遺址出土了“臣”字印，其他地方皆未發(fā)現(xiàn)。由此看來，出土“臣”字印的鄡陽墓葬，很有可能就是西漢的一位豫章太守或郡丞的墓葬。

（三）“沈威將軍”印

鄡陽遺址出土有“沈威將軍”印?！吧蛲倍譃槲奈锕ぷ髡叱醪奖孀R的結果，未必完全準確，“威”字也有點像繁體的“飛”字，但“將軍之印”四字應無疑問。

將軍印是漢官印中的一種。據(jù)李國鈞主編《中華書法篆刻大辭典》，將軍印鑄者極少，鑿者居多。蓋軍中官職，往往急于任命，不及鑄造。尤其在戰(zhàn)亂之中，將軍之印信，都是因倉促間需要而雕鑿的，印文錯落參差，不求規(guī)范，刀鑿痕跡明顯，形成一種豪邁恣肆之獨特章法，后世稱為“急就章”。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前后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后，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又《后漢書·百官志》：“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ぁぁぁぁぁな雷嬷信d，吳漢以大將軍為大司馬，景丹為驃騎大將軍，位在公下，及前、后、左、右雜號將軍眾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ぁぁぁぁぁて漕I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軍司馬一人，比千石。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比六百石?！ぁぁぁぁぁて溆鄬④?，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鄡陽遺址出土的“沈威將軍”印，顯然是“雜號將軍”的一種。綜合《漢書》《后漢書》的記載，“雜號將軍眾多”是東漢時期的現(xiàn)象，故而推斷鄡陽出土的“沈威將軍”為東漢雜號將軍之印。

考《后漢書》，東漢光武帝劉秀登基之后直至漢順帝在位時期的100多年間，豫章郡內并無大型戰(zhàn)事，殊無必要任命將軍以“征伐背叛”。東漢后期，朝政逐漸敗壞，地方叛亂也日趨頻繁。據(jù)范曄《后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159）八月，長沙郡、零陵郡聚集了叛賊七八千人，為首者自稱“將軍”，進犯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史和蒼梧太守望風逃奔，二郡落入叛賊之手。朝廷派御史中丞就近募兵討伐，不能取勝。此時“豫章艾縣六百余人，應募而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郡縣，寇益陽，殺縣令，眾漸盛”。朝廷派兵討伐長沙、零陵叛賊時，豫章艾縣有600余人應募從軍，因沒有得到賞錢，遂懷恨在心，發(fā)動叛亂，焚燒長沙郡縣，進犯益陽，殺了縣令，部眾越聚越多。朝廷派謁者馬睦監(jiān)督荊州刺史劉度去平叛，又吃了敗仗，馬睦、劉度落荒而逃。尚書朱穆推舉山陽湖陸人度尚任荊州刺史，度尚廣招兵馬，與部下同甘共苦，發(fā)動進攻，把賊兵打得大敗，投降的有幾萬人。此后度尚一路往南進攻，終于平定了這次叛亂。這是東漢后期與豫章郡相關的一次大規(guī)模的動亂。鄡陽遺址出土的“沈威將軍”印，可能就出現(xiàn)在這幾年。

三國兩晉時期，雜號將軍亦多，鄡陽遺址出土的“沈威將軍”印，也有可能出現(xiàn)在這一時期。但通常來說，有將軍頭銜者駐守于郡治的情況較為多見，而駐守在縣城者較少，蓋軍需供應非郡治不足以應付也。東吳時期，江西境內的軍事重點在長江沿岸及彭蠡澤一帶，東晉時期則在濱江一帶，南朝亦基本如此。據(jù)此推斷，鄡陽遺址出土的“沈威將軍”印，大致出現(xiàn)在東漢晚期及三國東吳時期，亦從側面反映鄡陽遺址應當是豫章郡治所在地。

（四）鄡陽文物的“王化”程度在江西境內最高

在漢代以前，江西地區(qū)經歷了漫長的百越時期，雖然受到楚國及吳越文化的影響，但并非楚國、吳國、越國的核心區(qū)域，缺乏王朝管理的文化基礎，按照漢代的說法，屬于“未染王化”的區(qū)域。經過兩漢的統(tǒng)治，豫章郡接受“王化”的程度大為提高，但各地區(qū)很不平衡，大抵說來，以豫章郡治附近的“王化”程度為最高。

據(jù)東漢闕名《漢成陽令唐扶頌》一文記載，唐扶，字正南，潁川郾人，歷任舞陽丞、潁陽令，因政績明顯，“帝嘉其德，特拜郎中。察能治劇，除豫章鄡陽長，夷粵抪?，怶強難化，君奮威飏武，視以好惡，蠻貉振疊，稽顙怖服，□上前逋十有余萬，盜賊衰息，境界晏然。三載有成，州郡諍表，遷成陽令。”（《隸釋》卷五）光和六年（183），唐扶由成陽令遷昌陽令，處士閭葵斑等人為之立碑，以頌其德。唐扶在漢靈帝時擔任豫章鄡陽長（即鄡陽令），當時這里還是“夷粵”“蠻貉”亦即“蠻夷”“百越”聚居的地方，這些土著民族大多“抪”“怶強”（即跋扈、奸詐、強橫之意），不聽教化，于是唐扶“奮威飏武，視以好惡”，實際上是采取文武并用、軟硬兼施的手段制服百姓，于是百姓俯首帖耳，上繳了以前的欠稅十多萬，盜賊也聞風而逃。這塊碑文是有關漢代鄡陽縣令的唯一記載，非常可貴。

《漢成陽令唐扶頌》對江西土著民族的描述，恰好反襯出鄡陽遺址的墓磚銘文具有很高的“王化”程度，絕大多數(shù)非土著居民所為，而是像唐扶這樣來自中原地區(qū)的官員所為。例如江西于都縣出土的漢代畫像磚，描畫了一群人在跪迎一位官員的情景，這些跪倒在地的人顯然是當?shù)匕傩?，他們頭上扎著“椎髻”。這位官員應當是縣令，他坐在軺車上，前面有一人騎馬開道（見圖1）。

江西贛州出土的畫像磚，有人物宴飲圖（見圖2）及出行圖（見圖3）。鄭先興《略談江西的漢畫像磚》認為“宴飲圖”的解讀是錯誤的，應當是“拜謁西王母圖”。

江西出土的畫像磚，主要就是上述這幾塊，而在南昌發(fā)掘的漢代墓葬中，并無畫像磚的報道。南昌發(fā)掘的漢代墓葬，也沒有發(fā)現(xiàn)反映人物級別的銘文磚及印章，這一點表明漢代的南昌并不是豫章郡高級別人物聚集的地方。

唐代學者賈公彥指出：“緇布冠，······以漢之小吏亦常服之，故舉為況?！壁M州畫像磚“出行圖”上兩個騎馬人物所戴的應當都是“緇布冠”（見圖4），表明他們都是下層官吏。而鄡陽出土的畫像磚，不僅制作精美，而且頭戴進賢冠，手持笏板，級別比他們高多了。這是江西境內唯一戴進賢冠、手持笏板的官員，它與“都尉”銘文磚、“沈威將軍”印等一道反映了鄡陽遺址是豫章郡最高級別官員活動的區(qū)域。

在浙江境內，也出土了很多畫像磚，其中人物形象多為神像及三國時期的佛像，而臨安平山發(fā)現(xiàn)的漢代人物畫像及上虞發(fā)現(xiàn)的三國人物畫像，也戴著“緇布冠”，沒有一個是戴進賢冠以及執(zhí)笏的。

此外，鄡陽遺址出土了多塊“傳世”“傳世富”“傳世富貴”“傳世富貴宜子孫”的吉語銘文磚，這也是漢代官員所為。當時江西土著居民的生活水平低下，喪葬觀念以消災祈福為主，亦即祈求亡者保佑生者的正常生活，很少會出現(xiàn)“傳承富貴”的理念。

綜上所述，鄡陽遺址出土的漢代文物諸如銘文磚、執(zhí)笏畫像磚、“臣”字印、“沈威將軍”印等與漢代郡級文化的關聯(lián)度極高，且目前江西境內未見其他相似等級文物，因此筆者認為這些文物能從一個側面支持“鄡陽遺址為漢代豫章郡治遺址”這一觀點。當然，由于鄡陽遺址并未進行大規(guī)模的考古發(fā)掘，對該地文物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拓展。

作者：黃林燕

來源：《九江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4年第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楊 琪

校對：江 桐

審訂：王玉鳳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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