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越南前江省的一個偏僻村子里，16歲的阮氏蘭手里被塞進了一張紙。

這張紙上蓋著那種最讓人害怕的鮮紅大印，內容簡單粗暴：你要結婚了。

如果不簽字，全家的口糧全部扣發(fā)。

這既不是什么相親介紹，也不是自由戀愛，就是一張冷冰冰的“分配令”。

簽字欄甚至沒給她留位置，上面已經蓋好了兩個章：一個是村治保主任的，另一個屬于一名剛剛退伍回來的陌生男人。

阮氏蘭當時整個人都是懵的，她根本想不到，這張輕飄飄的紙片背后，是國家為了“回血”而布下的天羅地網(wǎng)。

在這場長達十年的大局里，她的身體早已不是自己的了，而被算成了國家急需的一種“戰(zhàn)略資源”。

要說這事兒的起因，還得把時間撥回1975年。

那時候越戰(zhàn)的硝煙剛散，全世界都在盯著這個國家怎么重建房子、修橋鋪路，可河內的那些大人物們，正對著一份內部人口報告愁得睡不著覺。

打了整整二十年的仗，那就像一臺巨大的絞肉機，不光把森林和公路炸成了渣，更把越南的男人給打光了。

我剛特意去查了下后來解密的聯(lián)合國數(shù)據(jù)，數(shù)字簡直嚇人：僅在1976年，越南15到50歲的青壯年男性，缺口超過了120萬。

這意味著什么？

在湄公河三角洲的那些村子里，男女比例一度崩到了1:1.8。

那時候你要是去越南南方的鄉(xiāng)下轉轉，會發(fā)現(xiàn)一種特別詭異的安靜：田埂上全是彎腰干活的老頭老太太，要不就是一群光屁股小孩，中間夾雜著成群結隊的年輕寡婦，唯獨就是看不見家里的頂梁柱。

對于一個急需種地和搞工業(yè)的國家來說，沒有人，這這日子就沒法過。

于是，一道沒有明文公開、但在執(zhí)行上擁有“最高特權”的死命令悄悄下達了：不惜一切代價，把人口生回來。

為了搞定這個目標，原本神圣的《婚姻法》直接變成了橡皮泥，想怎么捏就怎么捏。

1978年前后，越南很多地方把結婚年齡的標準一降再降，女孩子只要滿16歲——在一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甚至默許為15歲——就被圈進了“適婚名單”。

這政策一下來，大批還沒長開的小姑娘，稀里糊涂就被推進了婚姻的圍城。

而等著她們的“新郎”是誰呢？

大多是那些剛放下槍桿子、滿身傷疤的復員老兵。

這種“分配型婚姻”，說白了就是把女人當成了安置退伍軍人的隱形福利。

你想啊，那些在叢林里鉆了十幾年、除了打仗啥也不會的大齡老兵，國家那時候窮得叮當響，給不了高額撫恤金，也分不了城里的大房子，但能給他們發(fā)一個“家”。

在村干部的強力撮合——或者說是逼迫下，很多連面都沒見過的男女被迅速配對。

沒有戀愛，沒有彩禮，甚至連那身紅衣服都沒有，兩人在村委會領一張證，就被塞進集體搭的棚屋里開始“履行義務”。

這種拉郎配式的結合，感情上那是真的一片荒漠，但效果也是真的立竿見影。

我看過一個數(shù)據(jù)，僅胡志明市在1978年到1981年這三年，平均每年的婚姻登記量就暴漲了18萬對，比戰(zhàn)前翻了整整三倍。

但這還不算最離譜的。

單純的“早婚”根本填不滿那個巨大的人口坑，在一些被稱為“新經濟區(qū)”的荒地墾荒點，更荒誕的一幕正在上演。

因為男人實在是太稀缺了，一種挑戰(zhàn)倫理底線的“默許多妻制”開始流行。

在同奈、林同這些地方的林場里，為了留住勞動力，地方管理者對“一夫多妻”或者“多戶搭伙”的現(xiàn)象，那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暗地里還在鼓掌叫好。

一個男人同時跟兩三個女人組建家庭，或者幾個無依無靠的寡婦共同“分享”一個退伍兵，這在當時的基層根本就不叫個事兒。

這種關系法律上當然不承認，但在生存資源的分配上，它就是硬通貨——只要能生孩子，就能領到多份的布票、奶粉和住房補貼，這就叫現(xiàn)實版的“母憑子貴”。

到了80年代初，這場“人口戰(zhàn)爭”直接進入了白熱化，生孩子從家事變成了硬邦邦的政治任務。

當時的越南計劃委員會把人口增長指標層層往下壓，具體到每一個公社、每一個生產隊。

你看那時候鄉(xiāng)村干部手里的花名冊，上面記的不再是誰家收了多少稻谷，而是密密麻麻地記錄著轄區(qū)內所有育齡婦女的生理周期和肚子動靜。

在那個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生育直接和你的命掛鉤：不結婚、不生孩子的女人，想申請個進城打工的介紹信？

門兒都沒有！

甚至連基本的口糧配給都會被排在最后。

反過來，那些“三年抱倆”甚至“多產”的女性，直接被當成英雄貼在村口的光榮榜上，大紅花戴著，風光得很。

在這種高壓鍋一樣的政策下，女人的日子那是真的苦。

在芹苴市郊區(qū)的一個女工宿舍里，留存下來的一份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我看的時候都覺得不可思議：1981年，這個宿舍104名女工，竟然生下了167個嬰兒，平均每人1.6個孩子，這里面年紀最小的媽媽才剛滿14歲。

這些冷冰冰的數(shù)字背后，全是女人被透支的身體和尊嚴。

很多女人白天要在工廠或者地里干那種累死人的重活，晚上回到擠得連轉個身都費勁的集體宿舍，還得哄那一群哇哇大哭的孩子。

因為衛(wèi)生條件太差，再加上大家都吃不飽，營養(yǎng)跟不上，新生兒的死亡率高得嚇人。

好多孩子生下來幾個月都不起名字，為啥？

因為父母心里沒底，不知道這孩子能不能熬過這個冬天。

更殘酷的是出現(xiàn)了一種叫“掛戶育嬰”的怪事。

為了完成上面壓下來的指標，一些地方搞出了“名為結婚、實為借種”的荒唐戲碼。

男方就在戶口本上掛個名，讓女方懷上孩子后直接玩消失，去尋找下一個“目標”，或者回自己原來的家。

女方呢，只能一個人扛起懷孕、生娃、養(yǎng)娃的所有重擔。

唯一的安慰就是孩子能落戶，自己能保住那口吃的。

這種把女人徹底工具化的做法，雖然在短短十年間讓越南人口從4800萬像吹氣球一樣暴漲到了6300萬，創(chuàng)造了所謂的人口奇跡，但卻在整整一代越南女性的心里，劃了一道根本愈合不了的口子。

一直到1986年，越南開始搞“革新開放”（Doi Moi），經濟稍微松綁了，這套激進得不像話的人口政策才慢慢退出了歷史舞臺。

強制婚育的指令廢了，集體撫育機制散了，婚姻法也終于回歸正常。

可是，那十年里生出來的幾百萬“戰(zhàn)后嬰兒”，以及那一代被迫早早嫁人、甚至連丈夫是誰都沒搞清楚就當了媽的女人，卻成了那段歷史最沉默的注腳。

那時候的繁榮，底色全是女人的眼淚。

如今我們在胡志明市的街頭，看著滿大街熙熙攘攘的年輕面孔，感嘆這個國家勞動力真旺盛的時候，大概沒人會去想，這背后到底埋了多少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