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總參特批的一筆怪賬：給南京擺煙攤的“漢奸”月發(fā)100元巨款，陳賡只說了7個字

1954年，一張由總參謀部特批的匯款單，差點把負責管賬的辦事員嚇個半死。

收款人是個遠在南京街頭擺煙攤的糟老頭子，金額是整整100元。

要知道，那時候普通工人拼死拼活干一個月，也就掙個三四十塊，很多機關(guān)干部還在勒緊褲腰帶過日子。

這老頭不僅拿的是當時的“頂薪”，還是軍方派專人每月登門送達，這哪是發(fā)津貼，簡直就是供祖宗。

更讓人腦仁疼的是，這個拿錢的老頭名叫鮑君甫，翻開他的履歷，那真是“黑”得沒眼看：前國民黨中統(tǒng)特派員，抗戰(zhàn)時期還在汪偽政權(quán)里當過官。

擱那個年代，這種雙重“反動”身份，拉出去槍斃五分鐘都嫌少。

可簽字批準這筆巨款的，偏偏是當時正在籌建哈軍工的陳賡大將。

面對底下人的嘀咕，陳賡只冷冷地說了七個字：“沒有他，我也得死?！?/p>

這種巨大的反差，就像是警察局長親自給通緝犯發(fā)了張好市民獎狀，怎么看怎么透著一股子邪乎勁兒。

這事兒吧，得把時鐘撥回1928年的上海灘。

那時候的上海，空氣里都帶著血腥味，白色恐怖搞得人心惶惶。

中央特科剛成立，急需在國民黨心臟里釘進一顆釘子。

就在這時候，鮑君甫晃晃悠悠地進場了。

他在國民黨特務系統(tǒng)里算個異類，雖然掛著“駐滬特派員”的金字招牌，但因為不是蔣介石的“黃埔系”，也不是陳立夫的“CC系”，在單位里那是處處受排擠。

說白了，就是職場混得太差，兩頭受氣。

陳賡眼多毒啊，一眼就看穿了鮑君甫這種“邊緣人”的心態(tài)。

兩人一接觸，不僅沒動刀動槍，反而成了要把兄弟。

陳賡這招是真的險，也是真的絕，硬是把鮑君甫發(fā)展成了中央特科唯一的“黨外特工”。

這之后的操作，簡直就是現(xiàn)實版的《潛伏》。

在陳賡的單線聯(lián)系下，鮑君甫把國民黨設(shè)在上海的無線電臺，愣是變成了共產(chǎn)黨的“傳聲筒”。

大家熟知的那個出賣彭湃烈士的叛徒白鑫，最后之所以能被特科紅隊精準鏟除，關(guān)鍵就在于鮑君甫提供了白鑫逃跑的確切時間和路線。

甚至連任弼時、關(guān)向應被捕后能奇跡般地“毫發(fā)無傷”出來，背后也是鮑君甫利用他在巡捕房和國民黨內(nèi)部的那些狐朋狗友關(guān)系，上下打點，來了個“偷梁換柱”。

那時候，陳賡和他就像是在刀尖上跳探戈，稍有不慎，那就是粉身碎骨的下場。

可是呢，干特工這一行，運氣總有用完的時候。

1931年，那個號稱“中共特工之王”的顧順章骨頭軟了，叛變了。

上海地下黨組織瞬間崩盤。

陳賡撤離前，特意跑去警告鮑君甫趕緊跑路。

但鮑君甫慘笑一聲，說自己拖家?guī)Э诘?，又是國民黨的人，能跑哪去？

他選擇留下來“聽天由命”。

結(jié)果不出所料，顧順章為了邀功，反手就咬出了鮑君甫。

雖然后來靠著以前的老關(guān)系保住了一條命，但他在獄中被打掉了半口牙，出來后徹底在這個行當里“社死”了，從風光的特派員淪為了沒人搭理的社會邊緣人。

更有意思，或著說更讓人唏噓的是他在抗戰(zhàn)期間的選擇。

為了混口飯吃，他在汪偽政權(quán)掛了個閑職。

按理說，這是標準的“漢奸”行徑，沒得洗。

但檔案里卻記錄了一些奇怪的細節(jié)：他利用職務之便，多次對被抓的抗日青年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把自己微薄的薪水拿出來給獄中的傷病員買藥。

他說那是他在“贖罪”，其實不如說，那是他在亂世中僅存的一點良知。

干特工這一行，要么是烈士，要么是棄子，中間沒有路，但他硬是走出了一條羊腸小道。

1949年南京解放，他既沒有跟著國民黨跑去臺灣，也沒有去自首，而是默默在街頭支起了一個茶水攤，在這個他曾經(jīng)呼風喚雨的城市里，做一個等死的老人。

如果不是1954年實在過不下去，連飯都吃不上，也許他永遠不會寫那封信。

那封信幾經(jīng)輾轉(zhuǎn)到了陳賡手里，信里沒提當年的功勞，只求一口飯吃。

陳賡看到信后，沉默了很久。

對于一個曾身居高位的將軍來說，處理這種“歷史污點證人”其實非常棘手。

稍微不注意，就會被扣上“包庇特務”的帽子。

但陳賡這人，講究的就是實事求是，有恩報恩。

他不僅親自回信確認了鮑君甫當年的貢獻，促成了那筆特殊的“養(yǎng)老金”，更在1956年把鮑君甫接到了北京。

這一趟北京之行，不是為了審訊，而是為了敘舊。

陳賡特意安排他去協(xié)和醫(yī)院裝了一口最好的假牙，仿佛是要把當年他因為掩護同志而被打掉的尊嚴，一顆一顆補回來。

最震撼的一幕發(fā)生在哈軍工的參觀現(xiàn)場。

陳賡指著那一排排坦克發(fā)動機和現(xiàn)代化的實驗大樓，笑著對這個昔日的雙面間諜說，老鮑啊，當年你給我們遞的是紙條，現(xiàn)在讓你看看我們造的真家伙。

在那一刻，鮑君甫淚流滿面。

他在太和殿前站了很久，說了一句讓隨行人員至今難忘的話：三十年前我守著檔案柜保命，今天站在這里，才覺得是真活過來了。

這每月100元的津貼，買的不是情報，而是一份沉甸甸的“信義”。

1961年陳賡大將英年早逝，鮑君甫在南京聽到廣播后，幾天沒吃下飯。

從那以后，他從那100元津貼里硬摳出20元，月月寄給烈士基金會，雷打不動。

直到1969年，在這個充滿變數(shù)的年份里，鮑君甫病逝。

周總理在得知消息后，特意指示了四個字：“善后從優(yōu)”。

這一頁歷史，算是徹底翻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