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高度政治化軍隊邏輯中，存在一個核心悖論——絕對忠誠往往是結構性的脆弱點。

在政治化高度集中的軍隊或政權體系里，絕對忠誠指軍隊或安全系統(tǒng)對領導人或政權個人的依附，超越制度、法律甚至國家利益。這意味著權力核心與軍隊利益高度綁定，任何威脅領導人存續(xù)的風險都會直接觸動軍隊利益。

這看起來應當是穩(wěn)定的保障，但在邏輯鏈條里，絕對忠誠也等于絕對不忠誠。

因為軍隊忠誠等于與個人利益綁定，既然存在利益，就會存在代價。當忠誠對象面臨生死存亡的極端威脅時，追隨者的個人利益與生存立即與領導人的命運綁定。理性選擇會驅動原本忠誠的軍官，為了自保而重新調整立場。也就是說，絕對忠誠在極端情況下可能瞬間轉化為絕對不忠誠。

這就是現(xiàn)代高度政治化軍隊的悖論：越是表面忠誠、越是高度集權，一旦結構被破壞，背叛的速度也越快。稍遠些的有蘇聯(lián)赫魯曉夫，近些的有薩達姆、卡扎菲、巴沙爾等等諸多人物，都可作為例證。

與高度個人化、政治化的軍隊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國家化、制度化的軍隊。

在成熟國家體系中，軍隊的忠誠不是綁在某個個人身上，而是綁定在國家制度和憲法框架上。領導人個人的生死、權力更迭，對軍隊來說是次要的風險變量，因為軍隊的存在與行動有明確制度化流程，包括指揮鏈、接替機制、法律責任和長期利益保障。

在這種體系下，即便最高領導人遭遇突發(fā)事件，比如死亡、被捕或臨時失蹤、有下臺風險，軍隊也不會瞬間瓦解或背叛國家。它會依照制度執(zhí)行命令、維護國家秩序，并等待合法繼任者上位。這種忠誠不是情緒化或利害驅動的綁定，而是一種制度性、可預測的行為模式。

舉例來說，戴高樂曾在1961年面臨局部叛亂，軍隊仍按制度執(zhí)行命令。

美國歷史上總統(tǒng)多次遇刺，但從未形成混亂。美國軍隊效忠憲法和國家制度，而不是個人總統(tǒng)，權力過渡會按憲法順利進行。

再說近兩年的韓國，總統(tǒng)尹錫悅與反對黨議會僵持，尹錫悅宣布全國進入戒嚴狀態(tài)，并試圖利用軍隊控制國會等關鍵點?？墒琼n國軍隊并不效忠于尹錫悅個人，他們沒有持續(xù)執(zhí)行尹錫悅的越權指令，也沒有圍攻議會或與民眾發(fā)生沖突。

這些國家體現(xiàn)的是制度化軍隊的忠誠與國家制度綁定，而非領導人個人命運，因此政權在危機中仍能保持穩(wěn)定。

同理，澤連斯基可以頻繁前往前線視察，普京從來沒有。因為澤連斯基死了烏克蘭可以再選一個總統(tǒng)，抵抗決心不會變；普京若是死了，那就不好說了。

再看馬杜羅，委內(nèi)瑞拉政府軍是一支高度政治化的軍隊。在委內(nèi)瑞拉政府官方宣傳中，軍隊被反復塑造成玻利瓦爾民族解放傳統(tǒng)的繼承者、查韋斯“玻利瓦爾革命”的武裝保障、以及抵抗美帝國主義的最后防線。

馬杜羅的將領多半靠靠政治忠誠晉升，與政權高度捆綁。這樣一支軍隊，理論上是應該拼死保護馬杜羅的。然而事實上并沒有，歷史再次重演，如果領導人大勢已去，那繼續(xù)對抗就絕不是最優(yōu)解，出賣他反而是更符合利益的選擇。 于是表面看似不可動搖的軍隊，在關鍵節(jié)點往往最先放棄領導人，留下的是迅速瓦解的政權結構。

不要說什么美帝軍事力量強大，委軍弱小之類的話?？偨y(tǒng)在官邸被人抓走，考驗的不是戰(zhàn)斗力，只是忠誠。在委內(nèi)瑞拉這個場景，在即將樹倒猢猻散之際，看不到英勇忠誠的委軍革命戰(zhàn)士，保護馬杜羅的反而是古巴雇傭軍，你能說這不是種諷刺嗎？

絕對忠誠等于絕對不忠誠，相信馬杜羅深刻體會到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