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華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

作者：季劍青

版本：文津出版社

2026年1月

英國作家裴麗珠（Juliet Bredon，1881—1937）出版于1931年的《北京紀勝》（Peking: A Historical and Intimate Description of its Chief Places of Interest）一書，在英語世界有關北京的著述中享有盛譽，林語堂稱它“當之無愧地被認為是關于北京的最全面的著作”。然而長期以來，人們對作者的生平經歷卻不甚了然，對這部名作的獨特之處也缺少深入的考察與探討。作為一位長期在中國生活的西方人，裴麗珠筆下的北京與一般外國游客眼中充滿異域情調和東方色彩的北京迥然不同，尤其是她著力表現的北京的“如畫”之美，在20世紀初英國日薄西山和現代中國艱難轉型的歷史背景下，透露出豐富的審美政治的意味。

裴麗珠與《北京紀勝》

裴麗珠是裴式楷（Robert Edward Bredon，1846—1918）唯一的女兒。裴式楷是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的妻弟，本人也供職于中國海關，長年在中國工作與生活。我們對裴麗珠的生平了解得如此之少，不得不借助于有關她父親的資料，大致還原她的早年經歷。裴式楷與赫德一樣，均出生于愛爾蘭，畢業(yè)于都柏林三一學院。1873年，裴式楷進入中國海關工作，擔任總稅務司署總理文案稅務司，后來到各地海關任職，1877年又回到海關稅務司總署，繼續(xù)擔任總理文案稅務司。1878年春，赫德回國休假期間，他曾代理總稅務司職務。1879年裴式楷回國結婚，1880年回到中國后，1883年至1887年在江漢關（漢口）、1890年至1892年間江海關（上海）等關任職，1893年返回北京，仍任總理文案稅務司，直至1894年。裴麗珠應該出生于1881年的中國，具體地點不詳，但她幼年曾隨父母在漢口生活，在她后來寫的一篇回憶赫德的文章中，她記述了小時候第一次在漢口見到赫德的情景。

1896年前后，或許是感到升遷無望，裴式楷離開中國，回到英國。此時年事漸高的赫德已經開始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他有意讓裴式楷繼任，并在與英國公使商定后，將這一意見正式報告給英國外交部。在得到外交部的保證后，裴式楷于1897年12月回到北京。裴麗珠也跟隨家人再一次搬到北京居住。此時她對北京的印象并不佳，在她看來，位于使館區(qū)的帶有花園的赫德寓所，乃是“灰塵撲面的北京的一塊綠洲”。

裴式楷回京后終于升任副總稅務司，但由于赫德并未選擇退休，接班的承諾無疾而終。1908年4月，赫德休假離職，裴式楷得以代理總稅務司一職，盡管赫德仍屬意于裴式楷，但時過境遷，此時英國外交部已不再支持裴式楷。英國在華的外交使團和銀行家認為裴式楷“親華”，與清政府高層官員走得太近。1910年3月，在英國外交部的壓力下，清政府正式任命安格聯(lián)（Francis Arthur Aglen）為赫德的繼任者。裴式楷被迫退休，不過清政府對他優(yōu)容有加，賞賜他頭品頂戴與一品文官之銜，并加恩賞給布政使銜。出于對中國的深厚感情，裴式楷短暫回到英國后，又返回北京閑居，1918年7月在北京逝世。

成立于1859年的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署雖然名義上是清政府督征關稅的行政機構，實際上直到抗日戰(zhàn)爭中期，一直都是由英籍人員擔任總稅務司這一領導職務，其負責決策的閉門關員亦主要由英國人組成。這顯示了當時大英帝國在中英乃至全球貿易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在中國的巨大影響力。因而，盡管原則上總稅務司的任命屬于清政府的職權，但在赫德接班人的問題上，必須征得英國外交部的同意。即便深受清政府信賴的赫德本人，也非常注重英國在華的利益，盡管他來自英國的殖民地愛爾蘭。他長期把持總稅務司一職，也是為了把海關的領導權長期保留在英國手里。與赫德相比，裴式楷稍稍表現出親華的姿態(tài)，便失去了晉升總稅務司一職的機會，足見英國對其通過中國海關維護在華利益這一關切的敏感與重視。

裴麗珠在她留存的著作中幾乎沒有提及她的父親，但《北京紀勝》1922年版的扉頁上赫然印有“紀念我的父親”的題詞，正是在裴式楷去世不久的時候。裴麗珠顯然繼承了其父對于中國的熱愛，然而作為中國海關英籍高級職員家庭中的一員，很難要求她反思和批評英國維護和擴張其在華利益的行為。事實上，裴麗珠對赫德推崇備至，在赫德卸職離開中國之際，專門為他寫了一部帶有個人回憶色彩的傳記《赫德爵士：偉大生涯的傳奇》。她贊揚赫德的文化修養(yǎng)和宗教情懷，充分肯定他為人謙和、行事低調的作風，以及在為清政府解決種種國際爭端的努力中所表現出的高明的政治技藝與智慧。尤其是在庚子事變中使館區(qū)遭受圍攻期間，赫德那種處變不驚的風度，運籌帷幄的本領，給同為親歷者的裴麗珠留下了深刻印象。裴麗珠對赫德的描述顯然有溢美之嫌，正如其書名“傳奇”一語所示。在今天的研究者看來，赫德的形象似乎并沒有那么光彩，他獨斷專行，培植并倚重家族勢力（裴式楷剛入中國海關便入職總稅務司，擔任總理文案稅務司，便與其赫德姻親的身份有關），對其他人則充滿懷疑。

赫德在中國海關總稅務司任上，利用其大權獨攬的地位，把總稅務司署變成了一個等級秩序森嚴的中央集權式的官僚帝國，故有“國中之國”之稱?？偠悇账臼鸬耐鈬P員幾乎構成了一個相對封閉的社群?！逗盏戮羰浚簜ゴ笊牡膫髌妗酚涊d了一個生動的細節(jié)：庚子事變后天壇和先農壇先后向外國人開放，然而赫德仍習慣于在自己庭園或城墻上漫步，從未去過兩地。他似乎對他生活了這么久的這座城市缺乏興趣，這或許是總稅務司署社群的一個縮影。即便是使館區(qū)里那些喜歡探訪北京名勝的外交人員，也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小社會中，對北京乃至中國正在發(fā)生的劇烈變化視而不見。

與她的父輩們不同，裴麗珠對北京這座城市充滿了好奇心與熱情。1911年，裴麗珠與法國人羅爾瑜（Charles Henry Lauru，1881—1944）結婚。她的丈夫原是一位法國小提琴師，因受到熱愛音樂的赫德賞識，1898年被招入中國海關，后升至副稅務司，1914年調入設在北京的鹽務稽核總所任會計科長兼財政秘書?；楹蟮呐猁愔榻洺Ｔ诩抑薪哟腿耍蔀楸本┥缃簧钪杏忻纳除埮魅?。裴麗珠交游廣泛，長年在北京生活的她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這使得她能夠與北京的普通市民自由交流，熟悉這座城市的風土習俗。1920年，裴麗珠在上海別發(fā)洋行出版了《北京紀勝》的初版，該書英文書名直譯應為“北京：對其主要名勝的歷史記述與親密描述”?！坝H密”一詞透露出作者與這座城市之間非同尋常的個人化的關系。

初版兩年后，《北京紀勝》就于1922年推出了增訂版，1931年又出了第三版，對前兩版做了進一步的擴充。除了這部享有盛譽的著作以及此前撰寫的赫德傳記外，裴麗珠還著有《中國人的陰影》（1922）、《陰歷年：中國風俗節(jié)日記》（1927，與Igor Mitrophanow合著）、《中國新年：對其禮節(jié)和儀式的生動著錄及相關考察》（1930）、《百壇》（1934）等書。其中，《百壇》是一部引人入勝的小說，它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時代背景下，講述了北京西北郊一座名為“百壇”的村子中兩戶農民和商人家庭的故事。裴麗珠在對人物命運的深切講述中，穿插了大量有關京郊農村民俗的細致描寫，表明她極其熟稔北京鄉(xiāng)土社會。《陰歷年》和《中國新年》兩部著作不限于北京，是對中國古老的年節(jié)習俗全面而生動地描繪，至今仍為研究中國的民俗學家和人類學家所引用。

《北京紀勝》1931年版封面?！毒┤A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插圖

裴麗珠不僅熟諳中國的歷史文化與風土人情，對日本和日本文化也有濃厚興趣和深入研究。她曾以Adam Warwick的筆名，在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上發(fā)表有關中國和日本的文章與攝影作品。裴麗珠與羅爾瑜夫婦經常夏天去日本度假。1937年夏天，他們照例前往日本，但戰(zhàn)爭的爆發(fā)使得他們無法返回北京，不得不前往美國。1937年12月10日，裴麗珠因突發(fā)心臟病病逝于舊金山，享年56歲。

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熟悉”北京

因資源的限制，《北京紀勝》1920年初版筆者尚未及寓目，不過《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1920年卷上的一則書評，讓我們得以了解該書在當時引起的反響。作者一開始就表示之前并沒有聽說過裴麗珠其人，或者這本書正是她嶄露頭角之作。接下來這篇書評對裴麗珠其人其書贊不絕口：“她對文字駕輕就熟，富于表現力和想象力，具有強烈的同情心，這些品質足以讓本書脫穎而出。作者進入她的主題的靈魂之中，帶著想象力穿梭于往昔，試著去理解和解釋現在。她成為一位出色的向導，帶領游客走過許多不熟悉的地方，將他們的思緒引向未受關注過的具有藝術和歷史意味的物件。由此，一幅巨大而優(yōu)美的全景畫就展現在讀者面前，給他們留下了琳瑯滿目的壯麗印象?！薄侗本┘o勝》的后續(xù)版本在內容和篇幅上有修訂與擴充，但這些特色卻一直保留了下來。

在1922年版《北京紀勝》的序言中，裴麗珠確實很自覺地充當著讀者的向導，她如此界定這本書的宗旨：“它的目的不過是扮演市民和游客都會視之為朋友——一個挽著你的胳膊逛遍這座城市及其郊區(qū)的朋友（你對他的品位應該會有信心）——的那種角色?！?931年版基本上沿用了上一版的序言，只添加了最后一段文字：“這就是我為作為讀者的你所做的介紹，好比一個人愿意引導你游覽這座我已經在其中生活且研究多年的城市，就像我已經為許多路過的人所做的那樣跟你交談，這些人覺得他們是置身于一個陌生地方的陌生人，他們在這里看到了很多卻知道得不多，直到他們跟一個對北京熟悉的伙伴在一起。”裴麗珠強調她的目標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熟悉”北京，就像她本人那樣與這座城市建立起“親密”的關系，這跟當時許多西方人的北京游記將北京“異域化”為東方奇觀的做法很不一樣，正如我們后面所要討論的，這與裴麗珠描繪北京時所采用的“如畫”美學觀念有著內在的聯(lián)系。

《北京紀勝》的書名中雖然包含“歷史”，但基本結構卻是空間化的。1922年版中，在第一章概述北京的歷史之后，接下來便依次描述北京城墻、使館區(qū)、三海與景山、紫禁城、天壇與先農壇、皇城、內外城及近郊的寺廟與陵墓、頤和園與玉泉山、西山的寺廟、長城與十三陵、清西陵與清東陵等，最后三章分別介紹北京的古玩市場、集市與西方式的建筑。此外還有幾十幅地圖、插圖和平面圖，并有中國朝代紀年與北京主要節(jié)日與廟會兩份附錄，讓全書幾乎成為一部關于北京的集大成之作。作者在介紹每一個地點、每一處景觀的時候，都會勾連起相關的歷史事件或民間傳說，并引述各類相關文獻，再加上個人化的細致觀察和飽含情感的評述，確實令讀者有沉浸其中流連忘返之感。

1931年版《北京紀勝》基本上沿襲1922年版的章節(jié)結構，增加了一章的內容，主要是紫禁城的部分。這是因為作者撰寫上一版的時候，紫禁城只有前朝三大殿部分歸國民政府管理，辟為古物陳列所對外開放。乾清門以內的“內寢”屬于遜清皇室的居所，作者自然無從涉足。1931年版還增加了對北海承光殿的描寫，這也是后來開放的一處古跡。從《北京紀勝》前后版本的變化可以看出，裴麗珠以實地探訪為基本的寫作原則，而不以泛泛而論或抄撮故實為滿足。書中最動人的段落，幾乎都來自作者的親身觀察與體驗，該書讀起來至今仍充滿感染力，蓋源于此。

裴麗珠與羅爾瑜，吳曉芳/供圖?！毒┤A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插圖

裴麗珠描繪北京的風景，最喜歡用“如畫/畫意”一詞。在1931年版《北京紀勝》中，這個詞出現了四十九次之多。除了三處是引自他人著作之外，其余四十六處均為作者所用。全書第四章整章即以“過去的畫意”（The Picturesqueness of the Past）為題。裴麗珠使用該詞，既用來概括北京的整體氛圍，也用來描述宮苑、園林、寺廟、村落、廢舊的古跡、自然風景乃至日常生活中的場景。在全書的開頭，裴麗珠談起“北京擁有異乎尋常的豐富而充滿魅力的個性”，便稱：

部分要歸因于建造者的宏偉規(guī)劃，歸因于環(huán)城而建的城墻與城門的莊嚴、宮殿廣場的壯麗和皇室建筑屋頂的鮮亮的色彩，但更依仗那種無處不在的如畫般（picturesqueness）的氛圍，那種與尋常事物的鮮明對比，以及那種新與舊的奇妙混合。

在裴麗珠的筆下，午門后面的金水河和中央公園是“如畫”的：

午門后面是一塊很大的開闊空間，金水河流經此地，這條改造成運河的河流在大理石欄桿間蜿蜒流淌，風景如畫（picturesquely）。 這一類現代新設施（按：指餐廳、咖啡館和保齡球道等）并不會破壞皇家背景的那種無與倫比的畫意（picturesqueness）。毗鄰故宮建筑的這一塊從前屬于皇室的區(qū)域在世界上的公園里是獨一無二的。

在梁公府基礎上建起的英國公使館和由睿王府改建而成的瑪哈嘎喇廟也是“如畫”的：

公使宅邸的一部分還是原來的梁公府宅，通向宅邸的正式道路兩旁有石獅拱衛(wèi)，花園里紅色柱子支撐的軒敞的亭子和古樸典雅的涼亭都盡可能地得到了修復和保護，從而極大地增強了公使館如畫一般的景致（picturesqueness）。 睿親王如畫般（picturesque）的府邸因為充滿了對這位偉大英雄的回憶和它那空空蕩蕩的墻壁所引發(fā)的傷感而長久地縈繞在民眾的想象中……

城外日漸廢棄的寺廟也是“如畫”的：

只有那些研究中國古物的專家或金石學的學者會對這類寺院感興趣，它們那日漸崩塌的神祇屬于一個若非熟識多年就不可能理解的世界——一個神話、信仰和迷信的世界，西方人通常對它們漠不關心。我們已經不能再在“美麗”這個詞的日常意義上說這些地方是美麗的，但它們卻有一種有目共睹的屬于它們自己的畫意（picturesqueness）。 另一處跟黃寺一樣顯示出印度強烈影響的痕跡的古跡是破敗的五塔寺，它位于北京城西邊兩英里處，距離通往頤和園的大路不遠。據說它是古代印度的菩提伽耶（Buddhagaya）的復制品，有一段如詩如畫（picturesque）的歷史。 明朝人和清朝初期的人們也從沙城出發(fā)前往湯山（距離北京二十二英里）的溫泉，這些溫泉位于一座遍布石頭的小山的背風面，山上有風景如畫（picturesque）的三座古廟的遺跡，在天際線映襯下顯得輪廓分明。

趕車的車夫、雍和宮的僧侶、德勝門的果市乃至溫泉村的鄉(xiāng)土戲劇演出，也有一種“如畫”的魅力：

他與車并肩行走，或者坐在車身的邊緣，甚至很少需要用他的長鞭。單靠他的說話聲來引導和鞭策這些牲畜，他語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隱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滿畫意（picturesque）。 每天下午在這座殿內都會舉行向游客開放的宗教儀式。喇嘛和小喇嘛戴著黃色的頭盔式的帽子，穿著橙色或磚紅色的禮服，從他們的僧房里走到陽光下，形成了一幅富有畫意（picturesque）的群像。 撐著藍布傘的如畫般（picturesque）的貨攤在春天堆成金字塔的杏子和夏天成摞的西瓜的映襯下五彩繽紛，而馱著一筐一筐滿滿的農產品的驢一年到頭都會打那衰頹的城門樓下經過。 過去五月份會在這里舉行紀念娘娘菩薩的鄉(xiāng)村節(jié)日，還有集市，小販們在那里賣手鐲、頭飾和犁，生意紅火。半山腰開闊的樓閣里會搬演戲劇，甚至穿著臟兮兮的俗氣戲服的村里的啞劇團在這樣的背景下也制造出一種生動（picturesque）的效果。

如此高頻率地使用“如畫”一詞，顯然是有意為之。關鍵在于，“如畫”是18世紀英國美學的一個重要觀念，具有豐富的文化和道德內涵。隨著英國的擴張，它也被普遍用于描繪殖民地和后發(fā)國家與地區(qū)的自然與人文景觀。裴麗珠出身于上層社會，對英國的“如畫”美學傳統(tǒng)自然不陌生。

在北京城市風情與西方文化間建立橋梁

裴麗珠寫這本書的初衷是讓西方讀者“熟悉”北京，但她深知這并非易事，對自己作為西方人的身份與中國歷史文化之間的天然鴻溝有著充分的自覺：

要恰如其分地認識北京，幾乎非一個西方人所能勝任，因為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是對中國的過去有深入的了解，對中國人的性格和宗教有無限的同情，并且極為熟稔窮人的諺語和家常話、 街頭歌謠和工場作坊的口語，就像熟悉文人心態(tài)和統(tǒng)治者的動機一樣。

裴麗珠認識到，西方人了解中國比領會意大利文明的意義要困難得多：“我們更容易想象自己與偉大的洛倫佐甚至切薩雷·波吉亞——而不是永樂或乾隆皇帝——共進下午茶?！彼τ米约旱摹笆煜ぁ眮韽浐稀澳吧钡奈鞣饺伺c北京之間的距離，這與“如畫”觀念的運作機制恰好有相通之處。只是裴麗珠的工作更寬泛地位于中西之間，而非著意于英國的文化建構，這突出地表現在第四章《過去的畫意》中。在這一章中，裴麗珠為我們展現了北京那些正在消逝的多姿多彩的風景與生活。她談起街頭小販“有特定的悅耳的叫賣聲，就像倫敦的魚販子或巴黎的四季商人一樣”，警察制度出現之前的打更人“讓人想起莎士比亞筆下的道格勃里和他的手下”，老派的滿族大臣坐著綠色轎子往來于皇宮的陣仗“類似倫敦的市長巡游”，而貨車車夫“語言中拉伯雷式的滑稽幽默的隱喻如同他本人一般充滿畫意”。裴麗珠運用精彩的比喻和聯(lián)想，著力在北京的城市風情與西方文化之間建立起橋梁，如此呈現出來的“如畫”的北京，也是令西方讀者感到親切和熟悉的北京。

亞歷山大繪《中國的鸕鶿》，出自《1793：英國使團畫家筆下的乾隆盛世——中國人的服飾和習俗圖鑒》。《京華斯人：民國北京的文人與學者》插圖

《北京紀勝》用這一章的篇幅集中呈現的“如畫”北京，卻屬于或即將屬于“過去”，這本身亦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如我們前文所說，18世紀后期至19世紀，“如畫”觀念在英國遭遇困境，是因為它感興趣的前工業(yè)時代的風光正在消逝。在18世紀90年代，“普賴斯和他的追隨者想把時鐘回撥，重新發(fā)現風景——在那里，沒有工業(yè)化、沒有圈地、沒有莊園改造留下的印記”；游客們追求的是“原始的、漸被廢棄的、帶有異教色彩的生活方式。文明的心智與開化的鄉(xiāng)村一樣，都已經過時了”。于是英國的文人、藝術家和旅行家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域外，在落后的殖民地和后發(fā)地區(qū)發(fā)現他們似曾相識的、在本國已經逐漸消失的“如畫”之美。裴麗珠大體亦可歸為他們中的一員，然而，讓她頗感失望的是，這些“如畫”的風土人情，在北京這座正在經歷現代轉型的城市，也正在消逝。例如，裴麗珠欣賞的“過去那種如畫般的”葬禮已經被明令禁止，盡管她完全理解國民政府做出這一決定所依據的現代原則，但她還是感到痛惜。在這一章的結尾，她發(fā)出了這樣痛切的追問：

無論我們可能是多么好的民國國民，無論我們多么贊賞“現代北京”，我們都必須承認——傷心地承認——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對過去的畫意的消逝感到惋惜。缺少了宮廷的刺激和奢華，生活——死亡也是——正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唉，進步必定與丑陋攜手并進！非得如此嗎？北京跟中國一樣，站在“新舊交匯”的十字路口。某一天——當過渡時期結束的時候——把最好的中國傳統(tǒng)與現代文明的必要改進結合起來就不可能嗎？

那發(fā)源于英國并在英國臻于頂峰的現代文明，已經侵入北京，發(fā)生在英國的似乎也必然在中國重演，將“如畫”之美掃入歷史。吊詭的是，這正是殖民主義現代性的必然結果。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乃至整個中國正努力實現自身的現代化，尚無暇顧及那些消逝的傳統(tǒng)。頗具反諷意味的是，現代文明比“如畫”的事物更加同質化，更加讓人感到“熟悉”，卻無法產生“畫意”，只讓人覺得“單調乏味”。一座現代的北京城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具有“如畫”之美，這是裴麗珠留給我們的課題。

平心而論，裴麗珠已經盡她所能努力去了解北京的歷史與文化，去同情北京人的性格與氣質，去熟悉北京平民的語言與風俗，建立她與這座城市之間的“親密”關系。正因為此，她才為我們留下了一部今天讀來仍引人入勝的《北京紀勝》，留下了那已經消逝的“如畫”的北京。然而，兩種文化之間幾乎是天然的界限，使得她仍舊未能突破那最后的隔閡，真正與這座城市及其人民感同身受。這可能是過高的要求，但也提示我們，跨文化的交流與對話無論深入何種程度，或許都不為過。

本文選自《京華斯人》，較原文有刪節(jié)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fā)。

原文作者/季劍青

摘編/何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