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是百年身。這句話用在原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文強身上，那是再合適不過了，他在《口述自傳》中不無遺憾地回憶：“讓我寫悔過書，我就是不寫，這樣，我二十六年半之后才特赦出來。（本文黑體字，除特別注明外，均出自文強《口述自傳》）”

文強被俘時的身份是中將副參謀長，也是《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之一，他在《決戰(zhàn)之后》是以真名實姓出場的，而且還可能是那部電影的不掛名顧問之一，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口述自傳中分析出來：“監(jiān)獄長換了人，這個人在俄國留過學，叫姚倫，現(xiàn)在從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兩個人還在一起拍過電影，是很好的朋友了。我每天在監(jiān)獄里忙得很，當學習組長，又管墻報，管文藝，我們自己還成立了一個圖書館，我又在這里負責，過年過節(jié)，還寫些紀念的文章?！?/strong>

有人說文強把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稱為“監(jiān)獄”是不準確的，那是因為他們不了解高級戰(zhàn)犯們并不總在功德林學習改造，特赦之前他們還在秦城監(jiān)獄勞動過一段時間，各地戰(zhàn)犯管理所有不同名稱，文強說自己在監(jiān)獄住過，一點都沒錯，但有一點我們一想要清楚，那就是秦城監(jiān)獄的條件，比一般的地方都要好得多，沈醉在《我這三十年·一個軍統(tǒng)特務的懺悔錄》中也提到了秦城監(jiān)獄，并對那里的條件十分滿意：“1958年10月28日這一天，我和四十多個年輕力壯的同學，由功德林的幾個干部陪同，來到京郊秦城農(nóng)場勞動。這里的秋天像畫一樣的美，我們在秦城農(nóng)場住的地方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沒有圍墻，也沒有鐵門、鐵窗，房間寬敞、明亮。每四五個人住一間，吃的伙食也跟干部們完全一樣，花樣多，副食豐富，比功德林強多了?！?/strong>

在那特殊的十年，沈醉又重新進入了秦城（據(jù)說是為了保護他們免受沖擊）：“我又回到七年前出來的那個地方——秦城監(jiān)獄。快要到了的時候，我仔細看了一下1958年我和杜聿明、宋希濂等沿馬路兩旁栽種的刺槐和白楊樹，比1964年公安部接我們?nèi)嘶貋硐蛟谘簯?zhàn)犯介紹去東南和西北幾省參觀情況的時候，長高長大多了。”

據(jù)文強在《新生之路》中回憶，他們在那段時間里呆在秦城，就像進了保險箱，比在外面的康澤、王耀武、陳長捷舒服得多，但文強同時也承認，他要不是一步錯步步錯，根本就不會成為戰(zhàn)犯，至于以他的資歷，在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樣的軍銜，那還真是筆者不敢想象的。

文強在轉(zhuǎn)換陣營成為戴笠密友兼同事之前，還參加過南昌起義，護送過朱老總?cè)氪?，這位南昌起義時的二十軍第三師黨委成員、少校連長，1928年到1931年擔任過中共四川江巴兵委書記、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代理書記、川東特委書記的高級干部，被捕后受不了組織審查，一氣之下帶著妻子周敦琬（文強說她是四川省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也有史料說她是江津縣委書記）跑到上海去找他在黃埔時期的周主任訴苦，結(jié)果當時真趕上顧順章叛變，上級組織換了聯(lián)絡地點和方式，文強并沒有如愿跟組織接上關(guān)系。

文強跟當時的四川省委書記（一說為代理書記）吵了一架（文接受不了可能受到的“留黨察看”處分），而當時黨內(nèi)似乎也有一些路線斗爭，所以文強在彷徨中失去了第一次回歸組織改寫命運的機會。

文強當時在黨內(nèi)地位頗高，所以他是知道周主任落腳點的，他去敲門之后，里面實際是給了他出路指示的：“從門里面塞出張紙條來，我拿起來一看，紙條上面寫了一個‘蘇’字。”

文強認為那個“蘇”字是讓他去蘇聯(lián)留學，周敦琬則說那是讓他們?nèi)ヌK區(qū)，熟悉那段歷史并知道文強親屬關(guān)系的讀者諸君，估計都會同意周敦琬的分析，因為文強負氣離開四川來到上海的時候，中央蘇區(qū)正在進行第三次反圍剿作戰(zhàn)，那時候蘇區(qū)誰是主要領(lǐng)導，大家都知道。

不管文強是去了蘇聯(lián)還是去了蘇區(qū)，他的人生軌跡都會改變，但文強兩條路都沒有選，卻走了第三條路——他帶著妻子回了湖南老家。

文強在湖南先當《岳麓日報》特約記者（每周一稿，每月薪水六十元）、《建設日報》副主編（后升任主編，每月薪水一百元），還辦了一個“少年通訊社”和一個“湖南新聞事業(yè)促進會”，后來又把這個促進會轉(zhuǎn)給了范長江——范長江是誰，讀者諸君未必全都熟悉，但新聞工作者幾乎沒有人不知道他，筆者年輕時做夢都想得到“范長江新聞獎（2005年與韜奮獎合并為長江韜奮獎）”，但直到今天也沒有美夢成真。

筆者雖然也寫過一些曝光稿子，但卻跟當年的文強沒法比——文強寫文章連當時的“湖南省主席”何健都敢罵，還為此被何健告到法庭上。

文強得罪了何健，在湖南難以立足，四川也去不了，只好去杭州謀求發(fā)展，結(jié)果在杭州遇到了黃埔四期的同學廖宗澤（曾任四川工農(nóng)紅軍第一路軍第一師政委、廣漢起義軍第一縱隊政委，變節(jié)后曾任軍統(tǒng)川康區(qū)副區(qū)長、成都行轅調(diào)查課課長兼四川省特委會主任秘書，1951年3月6日被抓后先入北京功德林，后移送到撫順戰(zhàn)犯管理所，1971年病逝），廖宗澤牽線搭橋，文強與戴笠結(jié)識并成為“好友”，直到戴笠墜機，文強才離開軍統(tǒng)，，那時候他已經(jīng)是軍統(tǒng)少數(shù)幾個中將之一了，文強在92歲高齡時憶及戴笠之死還十分感慨：“與我相處十二年，他對我是特殊的對待，我感到他對我是一貫的信任，一貫有禮貌。我沒有向他求過官，卻將我的官階升得比他自己還高還大?！?/p>

戴笠活著的時候，是銓敘軍銜少將掛中將職務軍銜，文強的軍銜比戴笠還高，那就是只能是銓敘中將了——銓敘中將擔任什么職務都是中將軍銜，而職務軍銜中將也是換了崗位，可能又會變成少將。

文強在被胡宗南孫連仲兩個少將推薦、戴笠運作、老蔣審批晉升中將之前，還有一次回歸的機會，但他同樣放棄了——國共合作期間，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黃埔四期同學袁國平找到了文強：““哎，你怎么還不歸隊呀？你曉得不曉得周主任在找你呀？周主任知道你的情況了，在延安給你平反了，要你去歸隊?！?/strong>

文強追問：“要我歸隊，這通知到什么地方去了？”

袁國平回答：“送到四川了?！?/strong>

文強遺憾：“我已離開四川多年了，有通知我也收不到啊，已經(jīng)七年了?！?/strong>

文強更遺憾地表示，他雖然已經(jīng)平反，但卻不能回歸了，往后大家只能做朋友——文強當時正跟戴笠如膠似漆，后來還受到過老蔣兩口子接見，并管只比他大十歲那個人叫了“師母”，跟老蔣的兩個兒子也都搭上了關(guān)系，也就完全打消了歸隊的念頭。

這就叫一步錯步步錯，文強連著走錯了兩步，最后在淮海戰(zhàn)場被俘，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學習二十多年，彎彎繞繞又回來了：1975年文強獲得特赦后擔任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文史專員、文史專員學習組組長、文史軍事組副組長，已經(jīng)不可能獲得任何軍銜了。

文強屬于歧路之亡羊，在三岔路口做錯了選擇，他本人有沒有后悔，那是不需要問的，讀者諸君根據(jù)相關(guān)史料，一定會產(chǎn)生聯(lián)想：如果文強收到那個“蘇”字后去中央蘇區(qū)，正好趕上第三次反“圍剿”，以他的資歷和能力，可以擔任哪一級指揮員？如果文強得知自己已經(jīng)平反后脫離軍統(tǒng)去延安，可不可以在八路軍當作戰(zhàn)參謀或在克公的社會部任職？這兩次機會文強把握住一次，1955年可能被授予怎樣的軍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