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會被視為自由意志與倫理生活的現實化場域，個人自由通過生產、交換、契約和社會互動得以實現，同時形成了復雜的利益網絡和社會秩序。

市民社會在其私有制與市場競爭的基礎上，不斷生產出使人類活動固化為支配關系的異化權力（通過無差別的商品貨幣關系），而且在追逐私人利益的過程中需要最低限度的公共協(xié)調和自我管理，于是需要現代國家進行調停。

黑格爾寄希望于國家這一普遍性領域對市民社會特殊性進行調節(jié)與統(tǒng)合，然而現實中，現代國家并未超越市民社會的利己原則，反而以制度、法律形式將資產階級的特殊利益?zhèn)窝b成普遍利益，再生產了異化關系。

其實現代國家一開始也想安心當好管家、裁判，但這不由得它。一方面，它是社會的一部分，總是會沾染社會的壞毛病，另一方面，隨著管家工作的開展，它發(fā)現現實情況是自己需要越來越大的權力，否則沒法跟得上對抗的發(fā)展，而擴權容易縮權難，于是它逐漸成為凌駕于社會之上、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異化權力。

這種異化并非市民社會自身所能克服，因為它恰恰植根于市民社會的經濟結構之中。這種權力不僅表現為資本對勞動的支配，更深刻地體現為社會關系被物化為僵死的經濟規(guī)律與商品法則，物化關系支配著所有社會成員。

公共裝置是保障資產階級財產權與既有生產關系的工具，它通過法律與制度，尤其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大機器將特殊利益包裝成看似自然的普遍利益。

每一次整合社會沖突、彌補其合法性裂縫的嘗試，改良或調和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矛盾的努力，無論是福利國家的調節(jié)還是形式民主的擴展，都不能消除根本的對抗，反而會不斷產生自己的剩余，都會在符號秩序的網絡中催生新的例外、新的失衡、新的壓抑形式與新的不平等結構，重新嵌入生產和社會再生產的環(huán)節(jié)。

因為革命性的力量也是來自社會的，相比而言總是更弱小無知的，甚至總是像一個新生兒那樣學習和理解、掌握“大人”的語言，于是在克服舊的僵化的社會關系的同時，不是總能在更高和更總體化的維度對變化的具體的矛盾進行一步到位的調整，相反，大人的世界（尤其是其中占了便宜的大人）總是希望曾有已有將有的東西永恒地維持下去，它總是通過各種方式掩飾其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所派生的根本性對抗，將其吸納、轉化、化解，重新縫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