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介紹下案件經(jīng)過。

2024年10月2日傍晚時分，景德鎮(zhèn)昌江大道萊頓風情小區(qū)門口路段，31歲的胡某抱著還有八天將要滿周歲的兒子，牽著妻子王某，正在從這停車的地方步行回家。

在路口等待紅綠燈的廖某宇，駕駛著一輛二手電車，與同車朋友孫某發(fā)生口角，導致心情憤悶，綠燈亮起之后，廖某宇隨機猛踩油門加速，加速踏板位置百分比達百分百。

連續(xù)加速14秒之后，車輛速度飚升至129km/h，這路段限速是40km/h。

副駕駛座上的孫某大喊，讓他慢一點，回應他的只有車窗外掠過的商鋪招牌連成模糊的光帶。

廖某宇兩次將電門踩死，18時42分許，胡某一家踏上第一條機動車道，他們剛避讓完一輛掉頭車輛之后，廖某宇的車頭已經(jīng)利刃般襲來。

撞擊之后，丈夫的身體飛出去幾十米，妻子的身軀撞得比車頂還高，襁褓中的嬰兒也不幸喪命。

廖某宇下車之后，倚著車門淡定抽煙，而圍觀者報警之時，這個20余歲的青年仿佛置身事外。

孩子的奶奶在接到交警電話時，飯菜還冒著熱氣，婚房的喜字依舊鮮紅，書架上擺滿胡某的獎杯。

廖家則上演著荒誕的救贖戲碼，廖某父親托中間人傳話：“賠80萬”，“等我兒子出獄之后給你們養(yǎng)老”，更是在通話錄音中辯稱：“我兒子撞死你的家人，是天災，你們不擇手段搞我兒子，是蓄意的人禍”。

這些說辭激怒了全網(wǎng)，有網(wǎng)友翻出廖某宇的社交賬號，發(fā)邴 曾曬過深夜的飆車視頻，配文是“速度能治愈一切”。

2025年4月15日的庭審上，辯護律師試圖用剎車痕跡編織過失犯罪的幻象，但是司法鑒定擊碎了這個謊言，撞擊前0.4秒，廖某宇才向右急打方向，此時車速仍然高達107km/h，公訴人播放的行車數(shù)據(jù)顯示，14秒的持續(xù)加速中，電門99%的時間都處在踩死狀態(tài)，堪比蓄意謀殺，庭審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擇期宣判。

2026年1月9日，備受社會關注的“景德鎮(zhèn)一家三口被撞身亡案”終于迎來一審判決，被告人廖某宇被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

所有心存良知的人都會感受到一種巨大的落差與不適，表示判決過輕，為什么是緩期二年執(zhí)行，不是立即執(zhí)行。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陰建峰在文章《在悲劇中堅守法治的理性》將法院判決理由寫得很清楚。

簡單說，就是犯罪心態(tài)是間接故意，事發(fā)后打了報警電話算自首，然后我國死刑政策以“少殺、慎殺”的內核。

曉路律師表示：這些冰冷的法律術語似乎構成了一道免疫立即執(zhí)行的屏障，法律的精神從來不只是條文本身，它更深植于天理與人情，直根于我們內心的最樸素的正義觀。

當我們看清這個兇手在案發(fā)前后的全部面目，這個死緩的判決真的能夠告慰那三條無辜的亡靈嗎？真的能夠撫平受害者家屬永久的創(chuàng)傷嗎？

首先撕開所謂間接故意下那份令人發(fā)指的冷漠與殘忍，法律上是區(qū)分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但在限速40公里的城市主干道，而且是節(jié)假日高峰期，將車開到129km/h，這本身就是一個將不特定多數(shù)人的生命置于極度危險之中的主動的、直接的選擇。

這絕不是一句輕飄飄的沒感覺就能夠帶過去的，比超速更冷的是人心。

廖某宇竟然有心思在現(xiàn)場抽煙，這是何等的冷血與麻木，在2026年1月9日的庭審上，受害者家屬表示沒有感受到他絲毫的歉意，一個對生命如此漠視，對自己的罪行毫無痛悔之心的人，如何相信他主觀惡意較小？

這所謂的間接故意背后，是一種比直接惡意更可怕的對他人生命價值的徹底無視。

另外，所謂自首情節(jié)前，那持續(xù)至今的更加囂張的二次傷害，法院認定廖某宇案發(fā)后報警并等待構成自首，這或許是一個可以從寬的技術性理由，但是司法實踐早已明確，自首絕不是免死金牌，關鍵要看行為人是否真誠悔罪，而廖某宇及其家人的所作所為完全走向了悔罪的反面。

從慘案發(fā)生到現(xiàn)在，一年多的時間，受害者的父母沒有等來兇手本人及其家人一句真誠的道歉，而是兇手父親變本加厲的騷擾威脅以及精神凌虐，受害者家屬控訴，廖某宇的父親說過，要讓自己的兒子給受害者家屬養(yǎng)老，80萬買一家三口的命，找仙家給被害人還魂，甚至揚言要血洗被害人三族，這不是懺悔，這是在對受害者家屬已經(jīng)破碎的心上進行又一次的赤裸裸的踐踏和恐嚇。

父親尚且如此，兒子的冷漠與毫無歉意也就不足為奇了，這樣的家庭，這樣的態(tài)度，哪里有一丁點對生命的敬畏，對罪行的悔過呢？如果連這都能夠成為從寬的依據(jù)，那法律的寬恕是否成了對惡的縱容？

最后再來說說量刑的平衡。

三條人命，尤其是一個嬰兒的未來，究竟價值幾何？法律專家指出，死緩與死刑立即執(zhí)行的關鍵區(qū)別在于是否存在必須立即執(zhí)行的緊迫性，這種緊迫性不僅看行為后果，更要看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

廖某宇的行為后果是毀滅性的，一個剛剛組建的幸福家庭，一個還在蹣跚學步的嬰兒，瞬間化為烏有，他的主觀惡性通過其冷血言行和家人的囂張跋扈暴露無遺，他未來的人身危險性，更因其毫無悔意的態(tài)度而令人極度擔憂。

當受害者的母親在法院前舉著照片哭訴，決心用余生討公道時，我們社會的公理和情感難道不應該給予最強烈的回應嗎？

殺人償命或許是最樸素的正義，這并非追求簡單的同態(tài)復仇，我們要求的是刑罰輕重必須與罪行的惡劣程度與對社會基本倫理和公共安全底線的沖擊程度相匹配。

當一個人在公共場合因私憤而肆意妄為奪走多條生命，而事后又毫無悔改，其家人繼續(xù)施害時。如果都不屬于罪行極其嚴重，必須立即執(zhí)行，那什么才是呢？

我們尊重司法程序，但我們更敬畏生命本身。

正義不能夠總在緩期之后，給死緩一個理由之前，請先給那無辜逝去的三條生命，給那對痛失兒孫還在被持續(xù)傷害的老人一個清清楚楚、堂堂正正的交代。

唯有如此，才能夠讓每一個人在走斑馬線時感到安全，才能夠讓所有駕駛者銘記，方向盤之下是生死責任，不容任何情緒的撒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