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五十年代宣傳畫

1956年1月14日至20日，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在北京召開；周總理在會上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報告總結(jié)了我國知識分子自我改造的經(jīng)驗，指出：

知識分子的改造通常經(jīng)過三條道路：一條是經(jīng)過社會生活的觀察和實踐；一條是經(jīng)過他們自己的業(yè)務的實踐；一條是經(jīng)過一般的理論的學習。這三個方面是互相聯(lián)系的，一個人的思想轉(zhuǎn)變常常在這三方面都受了影響。但是一般地說來，社會生活的教育作用最為廣泛和直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對于確立知識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觀和科學的世界觀，具有決定的意義。

周總理的《報告》中還提出了正確對待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方針和方法。當時為了開好這次會議，1955年11月成立了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小組”專門研究有關問題，成員有：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

作為小組工作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是知識分子的待遇問題。新中國成立以后，高級知識分子雖然有公費醫(yī)療等各種福利，但與過去相比，工資低了很多。比如，抗戰(zhàn)前的大學教授最高工資是600元、??折合人民幣1500元，到了建國后最高工資只有252.6元；抗戰(zhàn)前副教授的最高工資是360元、折合人民幣900元，建國后只有197元。

其他領域的知識分子情況相似。演藝界也是如此，如電影演員趙丹1936年的月工資是180元、折合人民幣450元，到了建國后工資只有220元。

1955年12月27日，該小組在全面調(diào)查的基礎上，形成了一個《關于高級知識分子待遇問題的意見》；意見中，把中國當時著名的高級知識分子及高級藝人的情況，作了分類統(tǒng)計，特別是他們的生活情況（具體說來就是工資情況），以作為調(diào)整改善知識分子待遇時的參考。

如去多方搜尋該文件均未得到，就將散見于各種書籍報刊上面的信息收集整理了一下，供大家作茶余飯后的談資。

周總理

1956年1月，周總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

中科院

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吳有訓是行政七級，工資260元；

副院長陶孟和與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是行政六級，工資300元；

副院長李四光、竺可楨行政五級，工資340元；

院長郭沫若是行政二級，工資500元。

專家學者

經(jīng)濟研究所副所長嚴中平是四級研究員，工資170元。文學研究所的俞平伯、何其芳，及歷史研究所侯外廬等人沒有定級，工資為185元。

昆蟲學家朱弘復，土壤學家熊毅、馬溶之，語言學家陸志韋、呂叔湘等為三級研究員，工資為185元。

語言學家丁聲樹，考古學家夏鼐、裴文中，植物學家張肇騫、林镕，昆蟲學家劉崇樂，生化學家王應睞，化學家柳大綱、汪猷男，物理學家錢臨照、施汝為、陸學善、陳宗器等人是二級研究員，工資為200元。

歷史學家顧頡剛、羅爾綱，地質(zhì)學家侯德封、張文佑，古生物學家斯行健，植物學家胡先骕、羅宗洛、殷宏章、湯佩松，動物學家朱洗、王家楫、伍獻文，物理學家彭桓武、王淦昌、趙九章、張宗燧、顧功敘等人是一級研究員，工資為228元。

藥物學家趙承嘏，數(shù)學家華羅庚，冶金專家周仁，物理學家嚴濟慈、錢三強、錢學森、趙忠堯，植物學家錢崇澍，古生物學家楊鐘健，生物學家秉志、貝時璋，化學家莊長恭等人是特級研究員，工資270元。

郭沫若

知名教授

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為行政二級，工資500元。

人民大學校長吳玉章為行政三級，工資440元。

教育部副部長葉圣陶為行政七級，工資260元。

山東工學院劉先志為特級教授，工資350元。

季羨林當時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月工資345元，比野戰(zhàn)軍司令還要高，加上中科院學部委員的月津貼100元，共445元。

陳寅恪、李達、陳垣為二級教授，工資253元。

這里有個參照數(shù)據(jù)，當時的一般標準是：副教授180元，講師120元，助教60-80元。中學教師月均44元，小學教師月均34元。

北京師范大學陶大鏞、南京師范學院傅抱石等為八級教授，工資約156元。

北京大學朱光潛、廈門大學盧嘉錫等為七級教授，工資約169元。

北京師范大學黃藥眠、譚丕模、蔣碩民，北京大學馮友蘭、唐鉞、江澤涵、馮至、魏建功、游國恩、王力，清華大學陶寶楷、施家煬、張光斗、孟昭英，復旦大學郭紹虞、談家楨，華東師范大學胡煥庸，山東大學馮沅君，云南大學劉文典等為六級教授，工資約184元。

中央民族學院費孝通（院長），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俞大紱、黃瑞綸、沈其益，北京師范大學黎錦熙、鐘敬文，北京大學饒毓泰、葉企蓀、向達，清華大學梁思成、錢偉長、張子高、馬約翰，南開大學吳大任、邱宗岳，東北人民大學唐敖慶，山東大學童第周、陸侃如，南京大學李方訓，同濟大學夏堅白、葉雪安，交通大學陳大燮、朱物華、鐘兆琳，浙江大學王國松（副校長）等為五級教授中，工資約200元。

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戴芳瀾，北京政法學院錢端升（院長），北京師范大學傅種孫（副校長），北京大學周培源、翦伯贊、曹靖華，天津大學張國藩（副校長），南開大學楊石先（副校長），南京農(nóng)學院金善寶（院長），復旦大學蘇步青、陳建功，交通大學程孝剛、周志宏、陳石英，中山大學姜立夫等為四級教授，工資約217元。

朱光潛

北京大學副校長湯用彤、清華大學副校長劉仙洲、南京大學校長潘菽、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華東師范大學校長孟憲承、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華南農(nóng)學院院長丁穎等為三級教授，工資235元。

文化系統(tǒng)

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為行政三級，工資440元。

文化部副部長丁西林、鄭振鐸、夏衍，人民出版社社長馮雪峰，中國文聯(lián)秘書長陽翰笙是行政七級，工資260元。

文化部藝術(shù)局局長田漢、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和中央戲劇學院院長歐陽予倩是行政八級，工資230元。

中央戲劇學院副院長曹禺和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呂驥是行政九級，工資200元。

中國美術(shù)家學會秘書長華君武行政十級，170元。

文化系統(tǒng)中有“文特”“文一”“文二”等級別。

享受“文四”待遇者，有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的徐肖冰，工資154元。

馬三立是文藝三級、工資233元。享受“文三”待遇者，有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湯曉丹和特偉，工資172元。

文藝二級工資是280元。享受“文二”待遇者，有中國青年藝術(shù)劇院副院長孫維世，中央戲曲研究院馬可，中央歌舞團戴愛蓮，《美術(shù)》月刊編輯王朝聞，人民美術(shù)出版社的古元，以及上海電影制片廠導演張駿祥、黃佐臨、沈浮，演員白楊、舒繡文、金焰、趙丹，攝影師吳蔚云等，工資190元。

孫維世

享受“文一”待遇者，有北京人民藝術(shù)劇院副院長焦菊隱，工資210元。侯寶林、郭啟儒，冰心、艾青等評為文藝一級月薪336元。

享受“文特”待遇者，有中央美術(shù)學院教授齊白石、文化部電影局副局長蔡楚生和中國戲曲研究院院長梅蘭芳，齊、蔡二人的工資是230元，但梅蘭芳的工資是163元。

除此之外，北京圖書館善本部主任趙萬里、群工部主任陳萬里、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唐蘭是五級研究員，工資156元。

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院長賀綠汀是六級教授，工資184元。

中央音樂學院副院長繆天瑞、中央音樂學院華東分院歌唱家周小燕、中央美術(shù)學院副院長吳作人、中央美術(shù)學院華東分院院長劉開渠等人是七級教授，工資169元。

中央音樂學院喻宜萱，民族音樂研究所副所長楊蔭瀏，中央美術(shù)學院葉淺予、董希文等人是八級教授，工資156元。

此外，《大公報》社社長王蕓生工資192元。

大師級演藝人員

有15名演員領受的是特殊工資待遇，每月報酬均在500元以上，有的達到1000元。這些人是：袁雪芬、常香玉、袁世海、李和曾、李在雯、葉盛蘭、李少春、張云溪、新鳳霞、陳伯華、傅全香、范瑞娟、徐玉蘭、薛覺先、白駒榮。

梅蘭芳

梅蘭芳名義工資僅163元，但自己有一個劇團，收入自理，從沒有領過工資。梅蘭芳解放前出場費即高達十根金條，解放后的實際收入應屬最高。

周信芳、程硯秋是分紅制，每月約1500元。馬連良、譚富英、裘盛戎在民營公助劇團，馬連良每月1700元，譚富英1600元，裘盛戎1500元。

1964年周恩來曾問過一些名演工資，他們自己都不好意思回答，原因是太高了。有媒體報道說，關肅霜被問及這個問題時，聲音小得猶如蚊子叫：“實在太多了，每月3……3000元�！�

全國著名藝人

湘劇徐紹清、桂劇尹羲基本工資約100元；

晉劇演員冀美蓮約400元；

中央實驗歌劇院昆曲教員韓世昌約172元；

中國戲曲學校副校長肖長華約205元；

中央實驗歌劇院演員王昆和郭蘭英是138元。

著名作家

老舍，從1950年至1955年，每年寫15萬字，收入7950元，平均每月659元。

劉白羽每年寫15.4萬字，但由于稿費比老舍低，因此一年可以得到稿費6545元，平均每月545元。

當時，一般作家每年平均寫一部7萬字的小說，印3萬冊，全年就有2380元收入，平均每月200元。如果是著名作家，會更高。

據(jù)主席管家吳連登回憶，當時主席領的是國家一級工資，每月610元，后自己提出降到404.8元，而江青的工資是243元。

還有，那時普通工人的工資以崗位技術(shù)能力考級晉升，分為七至八級，一級最低，八級最高，各行業(yè)有差異、月工資為24元至120元左右。八級技工的工資約120元（約合41克黃金），甚至超過廠長，與縣長相當，社會地位很高。

當時物價指數(shù)較低，三四十元的月工資便能養(yǎng)活一個五口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