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回來了”五個字剛蹦上熱搜，評論區(qū)就像被戳破的氣球，噗嗤一聲，癟得比彩排現(xiàn)場的笑聲還快。七年沒端春晚這碗飯，大家以為她會端著新菜，結果端上來的還是那盤老醋花生，連盤邊擺的胡蘿卜花都一模一樣。有人把耳機拔了，說被尖嗓子扎得耳膜疼；有人把電視靜音，吐槽她一張嘴就像指甲刮黑板。潘長江站在旁邊，像被按了循環(huán)鍵的復讀機，還沒開口，觀眾已經提前替他把包袱翻了個白眼。

可把時間往回倒三十年，蔡明是能把悲劇演到讓人不敢大聲喘氣的人。早年在《戴手銬的旅客》里，她抬眼一瞥，比手銬還沉。后來換上花棉襖、貼上假睫毛，成了“春晚毒舌奶奶”，一句“干嘛呢干嘛呢”能把觀眾從炕頭笑到地上。那時候的笑是新鮮的，像第一口冰鎮(zhèn)汽水，現(xiàn)在再聽，汽跑光了，只剩甜膩的色素味。

觀眾不是故意苛刻，只是口味被一年一度的大雜燴喂刁了。短視頻里三秒一個包袱，五分鐘一場反轉，誰還耐煩等老太太抖袖子？蔡明依舊把音調拔高八度，肩膀一聳一聳，像老式縫紉機噠噠噠踩線，可布料已經沒人想穿。她或許也偷偷對著鏡子練過新節(jié)奏，可肌肉記憶比網(wǎng)速慢，嗓子先一步跑回上世紀。

后臺的休息間，她拿手機刷評論，手指懸在屏幕上方，像怕戳疼自己。兒子丁丁發(fā)微信說“媽，別往心里去，我劇本寫完第一稿了”，她回了個笑臉，加了個兩百塊的紅包。丁丁三十多了，換過創(chuàng)業(yè)、投資、直播賣貨，最后縮在北京北五環(huán)的出租屋寫劇本，電費都得老媽定時充值。蔡明沒覺得丟人，她只擔心哪天自己喊不動了，兒子還沒趕上劇組開張。

有人勸她：退了得了，把舞臺讓給年輕段子手。她搖頭，說不是戀臺，是怕一松手，連這點被議論的資格都沒了。老牌演員像老鐘表，走得再不準，也總比停了的那個強。她得繼續(xù)轉，才能讓齒輪咬合兒子的未來——哪怕那未來眼下只值一頁大綱和兩杯星巴克。

所以彩排結束，她照樣五點起床，讓化妝師把睫毛粘得再夸張一點。觀眾罵“做作”，她就把“做作”調成最大音量，至少比沉默響亮。春晚的燈再亮，也照不到后臺的陰暗角落，可那束光只要還打在她臉上，她就能把自己和兒子一并拎到光斑里。至于能不能把噓聲翻個面兒，她沒底，反正先笑著，笑到除夕鐘聲撞響，再決定要不要把笑聲收回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