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尹軍

齊白石是近現代藝術史上集詩、書、畫、印為一體的大家。在談到詩歌方面時，人們津津樂道于胡沁園、陳少蕃、王闿運對其所構成的巨大影響， 津津樂道于樊樊山對他的賞識與擢拔， 卻忽略了齊白石詩歌素養(yǎng)的另一個重要來源— 同時期的湘潭詩友。本文試以齊白石“友兼師也”的王仲言為代表， 以詩歌為線索， 揭示齊白石詩歌學習、創(chuàng)作的相關史實， 并試著闡述以王仲言為代表的湘潭詩友， 不僅僅在詩歌方面為齊白石搖旗吶喊， 而且對齊白石的書、畫、印創(chuàng)作也頗多啟發(fā)。

王仲言(1866—1938)，名訓，字仲言，號言川、迂父、退園、蛻園，湖南湘潭人，與齊白石為兒女親家，系齊白石恩師胡沁園的外甥，通經史，擅詩文，亦工金石書畫。1894年組織創(chuàng)立龍山詩社，推齊白石為社長。畢生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執(zhí)教于濟南、長沙、湘潭等地，學生遍及湘魯，其中不乏聲名遠播者，如黎錦熙及其兄弟、黃步柯、胡文效、楚佛根、齊子如、齊佛來等。有《退園詩草》傳世。

一、 從詩歌唱酬看齊白石、王仲言的交往分期

從齊白石、王仲言互贈詩歌的簡表(表1、表2)，我們便可見出，齊白石與王仲言的交往可分為三個時期：1888—1903年為第一個時期、1904—1919年為第二個時期、1920—1938年為第三個時期。

表1 王仲言贈齊白石詩歌覽略(共70首)

表2 齊白石贈王仲言詩歌覽略(共12首)

1.第一個時期：1888—1903年

從目前的史料來看，齊白石與王仲言初識應該是在1888年，但真正的交往是從1889 年開始。1889年王仲言作《沁園晤齊君白石喜而有作》，云：

去年與子相逢地，紅樹蕭疏賣酒家。

今日沁園重話舊，一簾春雨一庭花。[1]

從此詩便可見出，齊白石與王仲言“去年”即1888年便完成了初識，1889年于沁園重逢。這是目前所見到的最早寫齊白石的詩篇，齊白石時年二十七，王仲言二十四。另有齊白石的跋語與此相印證：“余二十七歲時，自號畫隱，友人王仲言為刊‘畫隱’二字印?！盵2]

跋語寫得很明白，王仲言曾給齊白石刊印?！锻藞@詩草》中也附錄了王仲言所刊的印章。從所刊“數番猶得表相思”來看，王仲言取法丁、黃的痕跡明顯，說明齊白石初學刻印時極有可能向王仲言討教，同時說明當時湘潭境內學印者有普遍取法丁、黃的風氣。

王仲言 數番猶得表相思

白文著錄于《退園詩草》

之所以把1903年視為第一個時期的終點，是因為1903年齊白石在西安開啟了長達8年的中年壯游，而1904年王仲言也在黎松安的推介下遠赴山東濟南進行長達5年的私塾教學工作。齊、王天各一方，交往自然受阻。

齊、王交往的第一個時期里，交往相對稠密，不僅有龍山詩社的例行聚會，還有互相過訪的唱酬。王仲言在這段時間里寫給齊白石的詩達29首之多，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詩也集中在這段時間里，達8首。

2.第二個時期：1904—1919年

把1904年至1919年作為齊白石、王仲言交往的第二個時期，是因為齊白石1919年開始以北京為活動中心，雖常在京湘之間來回奔波，但齊、王之間畢竟聚少離多，交往方式發(fā)生改變。在第二個時期，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相對較少，僅10首;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僅2首。

3.第三個時期：1920—1938年

在第三個時期里，齊白石與王仲言的交往方式主要有兩種：一是書信或以詩代書信的交往，二是齊白石返湘時與王仲言的面晤。交往的中心事件有二：一是噓寒問暖，表達思念與慰問;二是齊白石邀請王仲言刪定詩稿。這個時期，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最多，達30首，而齊白石寫給王仲言的詩僅2首，其中一首還有“夾帶”的嫌疑，另一首則是王仲言逝世后所作。

另，需要說明的是，此時間段內王仲言寫給齊白石的詩歌，按理有一部分應寄給了齊白石，但目前還未看到相關手跡，這與齊白石在日記中所寫的“凡蛻公與余書，無論破紙斷箋，兒孫須裱褙成冊以作規(guī)模也”有所抵牾的。這是為什么呢?

婁師白在《我的老師齊白石》一文中寫道：

有一次，他帶我到后院的小西屋里，要我給他清理來信。信裝在一個舊式的鉛鐵大圓洗衣盆里，滿滿的一盆。白石師順手遞給我一個小板凳，讓我坐下。他說：“你要仔細地一封一封地看，有很多是名人的信。你把它分開來，每個人的放在一起，把它捆起來。有些不相干的信，另外放在一處。”[3]

從婁師白的這段敘述，我們可以獲得一個信息：齊白石曾經為來信分過類，或許因為王仲言是齊白石的親家，齊白石把王仲言的信視為家書類亦未可知。這或許就是我們在《北京畫院藏齊白石全集? 綜合卷》中無法見到王仲言的書信之原因，因為齊白石家人的來信，我們也無法在綜合卷中見到。

二、 從詩歌看齊白石與王仲言互薦朋友

從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中，我們可以見到齊、王互薦朋友。

1.齊白石薦友于王仲言

齊白石推薦京城朋友與王仲言，聊舉兩例。

推薦王瑤卿。王瑤卿(1881—1954)，祖籍江蘇省淮安市清江浦區(qū)，出生于北京，京劇表演藝術家，戲曲教育家。

1919年，王仲言有《題京伶王瑤卿畫梅》詩二首：

待詔曾經侍上皇，幾年故國悵淪亡。

善才零落無人識，一樹梅花淚萬行。

換卻緋衣作畫師，凄涼心事寄疏枝。

當時十萬纏頭賜，何似樊山一首詩?[4]

為何判斷王仲言題畫詩是由齊白石推薦?有齊白石1919年《己未日記》中的《題王瑤卿畫梅》(圖2)為證：

零落天家舊善才，畫梅聊把郁懷開。

感恩不獨瑤卿在，諸老題詞淚迸來。

齊白石 己未日記

紙本 22cm×15cm 1919年

北京畫院藏

從齊白石“諸老題詞淚迸來”詩句看，王瑤卿廣征詩人為其所畫梅花題詩，而考察王瑤卿、王仲言的生平事跡，他們之間除此之外并無交集。根據王仲言長孫王長祥對《題京伶王瑤卿畫梅》的考據，可知王仲言是在齊白石家見到了王瑤卿的畫。2019年11月12日上午10時許，筆者登門拜訪了王長祥先生，在談到其祖父是如何了解王瑤卿“待詔曾經侍上皇”等情況時，王長祥先生告訴筆者，王瑤卿是齊白石推介給其祖父王仲言的。

推薦樊樊山。樊樊山(1846—1931)，原名樊增祥，字嘉父，號云門，一號樊山，湖北恩施人。歷任陜西按察使、陜西布政使、江寧布政使、署理兩江總督，為“中晚唐詩派”代表詩人。身后遺詩三萬余首，另有駢文、奏疏逾百萬言，有《樊山詩文集》傳世。

齊白石推薦樊樊山予王仲言至少有兩次。第一次為1919年，王仲言有《題樊云門畫梅曲后二首》：

遺山而后數樊山，塵土東華獨掩關。

清室孤臣更誰在，畫梅一曲落人間。

偶然遣興成篇易，別有傷心下筆難。

我正西山采薇蕨，饑來朗誦當朝餐。[5]

第二次是1923年，有王仲言《白石寄贈〈樊山詩集〉及〈儒林外史〉，喜而有作二首》為證：

風雅當今孰可師？樊山一老頗相宜。

故人知我饑能忍，不寄黃金只寄詩。

儒林外史語離奇，曲盡人間險與夷。

恰似同君一宵話，諧談莊語樂忘疲。[6]

2.王仲言薦友于齊白石

王仲言薦于齊白石者，主要是湘潭的詩友，聊舉兩例。

推薦丁德華。丁德華，湖南湘潭人，生卒年不詳，工詩書，1918年避兵亂于湘潭縣嚴光沖。

1918年，王仲言與避兵亂的丁德華女士相識，作《和丁德華女士嚴光沖避兵二絕》：

雞鳴犬吠小村莊，名附高人事杳茫。

地下子陵知得否？當為一笑引杯長。

冥冥氛祲障南天，禍始追原半少年。

空把家居自撞壞，金甌一缺幾時圓?[7]

齊白石《萍翁詩草》中亦有次韻丁德華之詩，題為《次韻丁德華女士避兵嚴光沖》，并對“嚴光沖”做了小注，云：“嚴光沖去邑城約十里，鄉(xiāng)里僻地”，詩錄于下：

尋得桃園十載余，桃花流水閉門居。

秦人亦識津頭路，夢想嚴光結草廬。

卜筑荒塘處士莊，戰(zhàn)場詩屋尚茫茫。

問君禍始無人說，刀筆他年有短長。

少時那里見橫戈，意氣諸君今若何。

吾輩自經庚子后，一齊不唱飯牛歌。

漫將治亂問青天，死外無關是暮年。

獨有老王憂國意，金甌撞壞幾時圓。[8]

從齊白石的次韻詩我們可以見出，第二首與王仲言的第一首是同一韻部，屬于平聲“七陽”韻[9]，第四首和王仲言的第二首是同一韻部，屬于平聲“一先”韻[10]。

從韻部我們可知丁德華寄詩給齊白石應是四首，齊白石一一和詩，而王仲言只和了兩首。為何說丁德華女士是王仲言推薦給齊白石的呢?有齊白石《懷人四首》序言為證：

余因王仲言來書代德華女士索余和詩， 因德華知詩，余故有感于往事。怪林黛玉相逢，淚痕猶濕;恨杜蘭香竟去，魂夢不來。紅粉固易凋殘，青衫自慚淪落。畫余茶后，非敘風情，鼎剩月圓，實傷懷抱。再次前韻，以托愁心。[11]

另有齊白石《老萍詩草》中《王仲言次韻丁德華避兵詩書后二首》詩，亦可佐證。[12]

推薦黃菊隱。黃菊隱，亦作黃菊影，女，湘潭白石鋪人氏，能文，擅長詩賦，多哀怨之詞。年輕時單戀男青年，然男方已是有婦之夫。后棄俗奉佛，終身不婚嫁。

1915年，王仲言便與黃菊隱相識，有是年所作《和菊隱感懷二絕》《題菊隱詩草》《寄菊隱》等詩為證。[13]

齊白石有涉黃菊隱的詩，目前可見12首，在收錄齊白石詩歌2037首的《齊白石全集 第十卷：詩歌》中，寫給個人的詩達到這個數量的屈指可數。由此可見齊白石與黃菊隱交往的密切程度。

齊白石與黃菊隱相識亦為王仲言所介紹，有齊白石的詩題為證：《同邑菊隱能詩，余友王仲言夸許之，余因得相見。戊寅秋，忽寄呈六絕句于京華，次韻答之六首》[14]。因詩題較長，下文簡稱《次韻六首》。我們可以從詩題看出，齊白石與黃菊隱在戊寅年(1938)之前便相識。至于具體相識時間，因資料缺乏，已難稽考，但可以肯定是在1915年以后，因是年王仲言方與黃菊隱相識。那么，至遲何時，齊白石與黃菊隱仍有交往呢?筆者給出的答案是1941年。證據是齊白石1941年寫給李立的信：

石庵賢世兄鑒：來函始知兄臺為臥龍侄戚人，兼以從事刻印，承拓來摹予所刻之印數方，刀法足與予亂真。予嘆之白石刻石之替人二三子，皆在四川，不料家山又有臥龍石庵能傾心學于予，予心雖喜，又可畏可慚也。竊意好學者無論詩文書畫刻，始先必學于古人或近代時賢，大入其室，然后必須自造門戶，另具自家派別，是謂名家。愿賢兄察予言之是非為幸。白石行年八十又三矣，十指養(yǎng)上下廿又三人，日費百圓(北京通用紙幣百圓，可換上海紙幣六百圓)，苦極愁極。倘天見憐，使長途通行，予決還鄉(xiāng)，與二三子長相往還，未卜有此機緣否?不一一。白石老人拜，三十二年七月廿五日，八月二十五日。再者，白石之印存，四冊一本者，已寄臥龍一冊，王鐵夫一冊，仙譜兄一冊，請代問三處收到否?候答我。再者，白石自刻之“古潭州人”四字印，甚工，此時不見，想是自己磨去。昨想再刻，恐不能有舊刻之工，湖南若有人來北京，愿世兄將“古潭州人”四字石印贈我為望。

前年菊影欲與予為妾，予刊此印，印于箋上以慰之，一笑。[15]

此信是齊白石1943年寫給李立的。李立(1925—2014)，字石庵，號立翁，湖南湘潭人，中國書法家協(xié)會理事，西泠印社社員，湖南文史研究館館員，有《李立金石書畫集》《毛主席詩詞印譜選》《文天祥正氣歌印譜》等傳世。

此信寫于1943年，信末所指“前年”當為1941年。鈐于印箋上的印文是“最憐君想入非非”(圖3)。

齊白石 最憐君想入非非 白文

尺寸不詳 著錄于《齊白石全集 第八卷》

關于齊白石與黃菊隱的交往，還有齊白石的郵寄收據及收據上的扼要題記為證。16 在這些扼要的題記中，我們可以見出齊白石與黃菊隱的交往并非止于詩歌唱和。

三、 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比較

分析齊白石與王仲言詩歌的異同，不僅能加深我們對齊白石詩歌的認識，也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入了解湘潭地緣文化對齊白石詩歌風格形成所起的作用，還能對齊白石詩歌觀念的淵源有所窺探。在比較齊、王詩歌異同時，主要從題材和語言特點辨別他們之間的“異”，從詩歌觀念和性格特征總結他們的“同”。

1.體裁與題材的差別

齊白石擅寫絕句，王仲言長于律詩，這是兩人在體裁上的差別。

如果我們翻閱齊白石《借山吟館詩草》和《白石詩草》( 二集)便會發(fā)現，在收錄123首詩歌的《借山吟館詩草》中，律詩38首，占總數的31%，而絕句多達85首，占總數的69%?！栋资姴荨?二集)前四卷收錄詩歌400首，除卻5首四言詩、1首歌行體、2首長短句，律詩計36首，占總數的9%，絕句計356首，占總數的89%。

王仲言詩歌創(chuàng)作中律詩所占比例較大。以《退園詩草》前四卷為例，收錄詩歌649首，其中歌行體15首，占總數的2%;絕句201首，占總數的31%，律詩則多達433首， 占總數的67%。

也就是說，齊、王詩歌創(chuàng)作中律詩與絕句所占的比例恰好相反。這種體裁上的各有專擅，實際上已顯現出齊白石與王仲言詩歌的區(qū)別：一般情況下，律詩的格律、平仄、起承轉合要求更高，更嚴謹，適于表達細密的詩思和婉轉的情懷;絕句相對律詩來說，更宜于表達跳脫的奇思和忽然而來的詩興。齊白石的詩給人以無復依傍、清新明快的感受，而王仲言的詩給人以工穩(wěn)醇正、沉郁頓挫的印象。這固然和他們的崇尚與追求有關，恐怕也和他們選擇自己擅長的體裁，發(fā)揮體裁本身所具備的優(yōu)勢不無關聯吧。

另外，從上面的統(tǒng)計數據我們可以看出，王仲言還擅用歌行體，而齊白石對歌行體鮮有涉獵。這也可以看出王仲言在詩歌體裁的嘗試廣度上遠甚于齊白石。

齊白石詩歌與王仲言詩歌的不同，還體現在題材的差別上。

關于詩歌題材的劃分，有多種分類法，為避免細碎，也為了更好地比較齊白石、王仲言的詩歌差別，筆者把齊白石和王仲言的詩歌題材按功能分為四類，即唱和應酬類、題跋類、寫景言志類、時政類。

齊、王唱和應酬類詩歌最大的區(qū)別是唱和應酬的對象存在差異性。齊白石唱和的對象有詩人、畫家、書法篆刻家，當然還包括少部分的軍人與政要等，并且，齊白石是以書法篆刻家的身份與對象進行唱和應酬;而王仲言的唱和對象主要是詩人，王仲言是以詩人的身份與對象進行唱和應酬。這種區(qū)別自然會在詩歌中有所體現。

齊、王題跋類詩歌的區(qū)別在于，齊白石的題跋詩主要是題畫、題印，當然也有少數詩草題跋，而且題畫類的詩在齊白石的詩集中占絕大多數。王振德先生說：“(齊白石)題畫詩多愈(逾)千首，數量之巨，似為古今中外之首屈?！盵17]

王仲言的題跋詩則大多是為他人詩草做題跋，當然也有題畫詩，但主要是為他人題畫，王仲言雖也繪畫，但在詩集中鮮見自畫自題之詩。

齊、王寫景言志類詩歌的重要分野在于閱歷的不同。齊白石寫景類詩歌涉及的地域較為廣泛，包括西安、北京、天津，以及廣西、廣東、江西的部分地區(qū)，當然也包括自己的家鄉(xiāng)湘潭;而王仲言的寫景類別詩歌所涉地域卻較為集中，主要包括濟南和湘潭，其中以湘潭名勝與景物為主。這種區(qū)別自然會引導讀者做出這樣一種判斷：齊白石寫景言志詩反映了齊白石對祖國大好河山的謳歌;王仲言的寫景言志詩反映了王仲言對家鄉(xiāng)的眷戀。

齊、王時政類詩歌的最大分野在于對時政態(tài)度的差別。郎紹君先生在《不管人間有是非—齊白石和時代潮流》中說：

齊白石不理會，也不想理會同時期在他的小園之外的大事情— 如秋瑾起義(1907)、黃花崗之役(1911)、武昌起義(1911)、帝制垮臺和民國誕生(1912)、宋教仁被刺(1913)、袁世凱稱帝(1915)……他雖已半士紳化，卻未改變農民思想。他的理想是自給自足，融身自然，安居樂業(yè)，只要不危及這一點，他都無所謂。[18]

的確，齊白石只關心“已卜余年見太平”的美好，而對現實的憂時憤世之思很少進入齊白石的詩歌創(chuàng)作之中，即使也有“燈下揮淚再三看，中華無此整山川”的慨嘆，但大多是采用隱喻與諷刺的手法，而且數量并不是很多。相反，王仲言針砭時弊、直陳其事的詩作比比皆是，如《遣悶》中的“十年戎馬廢沉吟， 隱處猶虞寇盜侵”;《晚興》中的“ 腐儒遭國變， 十載丘園居”;《書憤、用石門韻》中的“蒿目河山萬事非，亂離如此古來稀”“但見郊原堆白骨，何曾山水有清暉”;《山中多盜、夜必起巡，因而煮酒烹茶，戲吟》中的“老逢國變慚偷活，回首生初淚萬行”……

2.觀念與主張的相通

盡管齊白石與王仲言在詩歌實踐中有較大差別，然而兩人在詩歌觀念上卻息息相通，頗為一致。

首先，表現為詩以言志的觀念相同。詩言志，歌永言，是我國詩歌的核心觀念，齊、王自不例外。

《白石老人自傳》中有一段話集中表現了齊白石詩以言志的觀點：

我的詩，寫我心里頭想說的話，本不求工，更無意學唐學宋，罵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卻也不少。從來毀譽是非，并時難下定論，等到百年以后，評好評壞，也許有個公道。[19]

王仲言詩以言志的觀點在《退園詩草》自序中表達得更直接：

詩之為道，至廣至大，然一言以蔽之， 則不越詩言志而已。智巧者可為之，愚拙者亦可為之。[20]

在詩以言志的大觀念統(tǒng)領下，齊、王均有較為包容的詩歌觀念。齊白石在《題悟園詩存》中說道：

前清庚子前，余喜讀乾嘉間人之詩，友人笑其非古。庚子后，喜讀古人之詩，世人笑其非時。偶遇癡頑如余者，竊誦且吟，而有著(著)短衣者忽然參入吾輩，自以為恥，即閉其口。風俗之移人，有如是也。

齊白石 庚申日記并雜作 紙本

22cm×15cm 1920年 北京畫院藏

齊白石在此序中含蓄地表達了“時”有“時”之味，“古”有“古”之味，各有其美。王仲言的包容則表達得更準確，他認為華岳有華岳之美，培塿有培塿之美，海洋有海洋之美， 小溪有小溪之美，可以共存：

智巧者可為之，愚拙者亦可為之。譬之山高為華岳，卑為培塿;水大者為海洋，小則為溪澗。若謂高者是而卑者非，大者真而小者贗，則又違世不可也……若概以非詩曰之，豈非知有華岳與大海，而不知有培塿與溪澗哉。[21]

其次，齊、王詩歌觀念相同，還表現為均反對過度用典和苦吟。對于過度用典和苦吟，齊、王觀念出奇相似。齊白石在《白石詩草》(二集)自序中說：“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筆千言，苦心錘煉，翻書搜典，學作獺祭魚也?！盵22]又有《自題詩集》五首選一中說：“樵歌何用苦尋思，昔者猶兼白話詞。滿地草間偷活日，多愁兩字即為詩?！盵23]

王仲言同樣反對過度用典和苦吟。在《退園詩草》自序中，王仲言寫道：“詩本乎性情，言必由衷，非徒弄月吟風，搜奇綴韻而已也……歷年以來，遂多唱和，皆心之所難已、口之所欲言、有志而未遑者?！盵24]

在《白石詩草》(二集)跋中，王仲言更是借評齊白石之詩而澆胸中塊壘，直陳齊白石妙就妙在“有東坡、放翁之曠達，無義山、長吉之苦吟”。

齊、王詩歌觀念的相同，當然有很多原因，但我們可否如是推測：當時湘潭有一批持此類詩歌觀念的文人，齊、王只是其中的代表而已。如果覺得這樣的推測需要羅列證據的話(要詳細論證得另文探討)，那么我們退而求其次，至少說明齊白石與王仲言的詩歌觀念有互相影響的痕跡，也就是說， 齊白石對自己的詩歌高度自信是有土壤和根基的。

（作者系湘潭市博物館學術部主任，原名尹勇軍）

（文章選自《齊白石研究》(第十輯)，文章未完待續(xù)）

注釋:

[1]王仲言著、龍山詩社編《退園詩草》，中國楹聯出版社，2009，第2頁。

[2]郞紹君、郭天民編《齊白石全集(普及版) 第十卷》第三部分“齊白石題跋”，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第1頁。

[3]婁師白：《齊白石繪畫藝術》，山東美術出版社，1987，第18頁。

[4]同注[1]，第147頁。

[5]、[6]、[7]同注[1]，第147頁、第170頁、第142頁。

[8]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詩稿》，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73—174頁。

[9]、[10](清)湯文璐編《詩韻合璧》，上海書店出版社，2020，第56頁。

[11]同注[8]，第174—175頁。

[12]同注[8]，第237頁。

[13]同注[1]，第85—87頁。

[14]郎紹君、郭天民編《齊白石全集(普及版) 第十卷》，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第72頁。

[15]同注[1]，第95頁。

[16]北京畫院編《人生若寄：北京畫院藏齊白石手稿·信札及其它》，廣西美術出版社，2013，第165—166頁、第185—186頁。

[17]同注[14]，第8頁。

[18]郎紹君：《齊白石的世界》，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6，第50頁。

[19]齊良遲主編《齊白石文集》，商務印書館，2005，第111頁。

[20]、[21]同注[1]，第5頁。

[22]同注[19]，第148頁。

[23]劉振濤、禹尚良、舒俊杰主編《齊白石研究大全》，湖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第257頁。

[24]同注[1]，第5頁。

編輯 | 高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