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儒生和讀書人在兩宋時代的地位屬于天堂的地位的話，那在蒙元就是地獄，其中差距簡直用語言無法形容，因為在蒙元貴族的眼里看來，他們實在是無法想象，在這個事件上還有這樣一種職業(yè)，光讀書什么事情都不干，而且免稅，享受著國家的豐厚的待遇。

但朝中不是沒有明白人，知道要想穩(wěn)定朝局以及治理中原必須要有讀書人，其核心就是要與地主階層結合在一起，這而里面代表就是耶律楚材，作為遼朝皇室之后，17歲的耶律楚材完全可以通過門蔭得官，但他放棄到手的官職，跑去參加科舉考試。從小學習漢文典籍的耶律楚材靠實力通過皇帝的當場考核，從地方官做起，進入官場。

后來耶律楚材臣服于蒙古大汗后，向蒙古大汗窩闊臺提出：“定稅賦，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為推行蒙元漢化以及實施漢制殫精竭慮。但問題是，蒙元推翻金朝之后，科舉停滯，儒士的地位急轉直下。為此，耶律楚材憂心忡忡，上書建議窩闊臺重啟選官制度，恢復儒士身份。

直到元太宗十年，在耶律楚材的極力主張下，蒙古大汗窩闊臺下達詔令，宣布實行“戊戌選試”。

按耶律楚材的構想，朝廷先通過考試，甄選儒士，尤其是“被俘為奴者”，通過考試可免除奴隸身份，免掉征徭雜役，獲得與僧、道一樣的地位。最后授予官職。當時，通過選士的儒生有四分之一曾陷于奴籍。

但“戊戌選試”沒有按照耶律楚材的計劃進行，而是在篩選出儒戶后就戛然而止，因此，蒙元時期恢復科舉制度的第一次以失敗告終。耶律楚材救千萬儒生于水火之中，卻遭到蒙古權貴的猜忌，他恢復科舉的宏愿始終無法實現(xiàn)。耶律楚材失勢后憂憤而死，天下士子“莫不茹泣相吊”。

蒙元朝設立儒戶，雖然免除儒戶的賦役，卻沒有給儒生提供跨越階層的好出路。因為蒙元看重的是出身。在蒙元，色目人無疑是權力核心層的寵兒，但他們大都文化水平低，執(zhí)政能力差，連一些日常的行政事務都做不好。色目人很多不識文字。國家交給這幫人，肯定亂成一鍋粥。

科舉停廢期間，蒙古統(tǒng)治者必須需要大批掌握掌握文化知識的儒士，來負責各級政府的實際運作，于是有了“歲貢儒吏”的制度，規(guī)定各地每年推薦一定數(shù)量的儒士，由他們充當各衙門的吏員。這些儒吏成為帝國中底層官員的主要來源，但有一小部分可以躋身朝廷高官。但更多讀書人上進無門，只能一輩子混跡于社會底層，甚至成為社會上最窮困潦倒的階層。

在沒有科舉的日子里，元代儒士“或習刀筆以為吏胥，或執(zhí)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販鬻以為工匠商賈”，但這些儒生經(jīng)商比不上商賈，種田比不上農(nóng)民，干活比不上工匠，好一點的出路就是進官府打雜。

儒生被蔑稱為“老九”，正是在元代科舉停廢時期，所謂“大元典制，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于國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于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

等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重用大批熟悉漢法的大臣，如劉秉忠、許衡、郭守敬、王鶚、王惲、董文炳等，并設立翰林國史院，頒布一系列興學詔令，廣泛搜羅前代圖籍。忽必烈推行“漢法”的舉措，主要是為了鞏固政權。儒生們希望他能進一步尊儒，恢復科舉制度。

至元八年，忽必烈的重要謀士許衡出任國子監(jiān)祭酒，遭到科舉支持者的抨擊。原因是許衡雖然師承程朱理學，卻崇尚“實學”，包括天文、歷算、醫(yī)學、農(nóng)學、律學等，反對四書五經(jīng)，讀死書。像這樣的實用型人才，得到忽必烈器重，忽必烈看重的是治國之術，而不是儒生的空談。而支持科舉的儒生大多死守章句，不通實學，對許衡十分不滿。

實際上在元人看來，重用讀書人的大宋，是他們的手下敗將。從來只有失敗者學成功者，沒有成功者學失敗者的。

直到忽必烈去世，大臣們多次動議恢復科舉，但所擬方案都沒有付諸實施，此后的成宗、武宗也曾下詔議行科舉，但都不了了之。元仁宗愛育黎拔力八達上位之后，因他自幼生長在漢地，身邊有儒臣李孟相伴，是一位傾心儒家的皇帝。

元仁宗的老師李孟也經(jīng)常勸其恢復科舉，在老師的印象下，皇慶二年十月，經(jīng)過諸多儒臣的籌措，元仁宗正式下詔，恢復科舉。此時，距離距離元滅南宋，已過去34年，南宋遺民聽聞這一消息，恍如隔世。

元仁宗恢復科舉的詔令下達后，天下士子如久旱逢甘霖，奔走相告，歡呼道：“庶幾可以展吾志矣！”

科舉停廢時，很多讀書人為生計所迫，只好混跡于市井，等到重開科舉時，他們手頭連幾本書都沒有，此時卻都躍躍欲試，元朝的首屆科舉考試，就在這樣一種民心大振的氣氛中開場。

元仁宗的老師李孟被任命為主考官，張養(yǎng)浩等名臣擔任考官，此時有人主張要用嚴格考試來考驗人才，張養(yǎng)浩卻表示反對，說：“科場被廢近百年，如今剛剛恢復，能夠得到的士子必定不多，如果要求太嚴，恐怕會打擊后來者?！?/p>

元仁宗皇慶二年規(guī)定了鄉(xiāng)試、會試等各級考試的內容和標準。其中，會試分為左右榜、四等人分卷錄取，規(guī)定四等人各選七十五人，共三百人參加，錄取人數(shù)不過百人。將四等人制強加于科舉制中，更是打破了科舉的公平原則。四等人中，南人位居第四等級。但四等人中，南人儒生數(shù)量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卻只能擁有與蒙古人、色目人同樣的名額。對于對于蒙古軍事貴族和吏員出身的官僚來說，科舉士子進入官場，難免會分走原本屬于他們的權力蛋糕。

元順帝后至元元年十一月，在伯顏、徹里帖木兒等蒙古大臣的操縱下，科舉再度被廢。

當時，御史臺19人聯(lián)名彈劾主持此事的徹里帖木兒，引起伯顏震怒。最終，抗議無效，這19人中有18人去職，御史臺為之一空。時任參知政事的許有壬是元仁宗年間進士，作為科舉制度的受益者和擁護者，他親自找伯顏理論，說：“如果罷廢科舉，天下有才能的人都會怨恨的！”

伯顏卻說：“如果繼續(xù)推行科舉制度，世上貪贓枉法的人就更多了。”

許有壬反駁道：“就算沒有科舉，我朝貪官也不少啊，這怎么能怪科舉！”

當時，御史臺19人聯(lián)名彈劾主持此事的徹里帖木兒，引起伯顏震怒。最終，抗議無效，這19人中有18人去職，御史臺為之一空。

后至元六年，伯顏因政變下臺，科舉又得以恢復，至正二十五年各地起義軍風起云涌，大運河通道阻塞，元朝最后一次科舉卻如期舉行，南方考生為了進京參加會試，紛紛取海道趕赴大都。即便生逢亂世，這些科舉士子依舊為了功名利祿孜孜以求。

有元一代，共開科十六次，會試中選者共計一千二百名，人數(shù)為統(tǒng)一王朝中最少的，而在文治大盛的宋代，單是宋太宗一朝錄用的進士就有數(shù)千人。

從深層次看，元朝雖存在漢化趨勢，但進程較為遲緩，而科舉制為核心的儒家士大夫文官體系構建是漢化關鍵環(huán)節(jié)。元朝最終因“寬政”政策導致統(tǒng)治崩潰，所謂“寬政”即基層治理及文官體系大量任用漢族官僚，這些官僚雖地位較低卻直通基層，致使基層治理效能缺失。在農(nóng)民起義沖擊下，政府治理失效與權貴階層內斗共同加速了蒙元政權瓦解。歷史上北伐成功屈指可數(shù)，朱元璋的成功更凸顯元朝統(tǒng)治的深刻危機。

總體而言，蒙元未能實現(xiàn)徹底漢化并擺脫草原貴族政治，核心癥結在于君主集權程度始終未能達到明清時期水平。元朝不僅國祚短暫，而且除忽必烈和元順帝外，其他皇帝在位時間均較短。這一現(xiàn)象深刻反映出皇帝與蒙古權貴之間斗爭始終未能實現(xiàn)權力集中，而科舉制作為皇帝培植親信、制衡蒙古權貴的重要手段長期受阻。其原因既包括皇帝害怕失去權貴集團的支持，也涉及權貴階層基于既得利益對包括科舉在內的漢法改革的本能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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