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年，也就是1884年，大清朝廷里爆了個大雷。

那位曾經(jīng)只手遮天、甚至能跟皇權(quán)掰手腕的恭親王奕?，竟然毫無征兆地栽了。

慈禧太后突然發(fā)難，搞了一出“甲申易樞”，一道冷冰冰的懿旨壓下來，直接剝奪了奕?所有的差事，讓他回家“養(yǎng)病”。

不少人私下里嘀咕，說這是慈禧太后手腕太硬，也有人說是奕?上了歲數(shù)，沒了當年的銳氣。

這話說得在理，可沒說到點子上。

奕?這回輸?shù)眠@么慘，根子其實早在八年前就埋下了。

遠在千里之外的李鴻章聽聞噩耗，不由得仰天長嘆，給出了五個字的評價：“旗人之鸞鳳”。

這位正紅旗出身的滿洲顯貴，心里那本賬算得比誰都透亮。

回顧他這一生，在幾個要把命的關(guān)口做出的抉擇，不光讓愛新覺羅家的江山多喘了幾十年的氣，更成了晚清官場上一個沒法復(fù)制的孤本。

咱們把日歷往回翻，翻到道光二十五年，也就是1845年。

按大清祖制的規(guī)矩，他是正紅旗的旗人，根正苗紅。

雖說他爹瓜爾佳·珠當官清廉，家里日子過得緊巴巴的，但這身份可是實打?qū)嵉摹?/strong>

旗人想混官場，有一條現(xiàn)成的捷徑叫“蔭封”——根本不用去考場里跟千軍萬馬拼殺，憑著祖宗積攢的功德，直接就能領(lǐng)個差事。

這條道，又穩(wěn)當又舒坦，絕大多數(shù)旗人子弟閉著眼都會選這個。

靠蔭封入仕，路子是野，但在當時官場的鄙視鏈里，那是處在最底層的。

滿漢大臣面上看著一團和氣，可那些讀圣賢書出身的漢臣，骨子里根本瞧不上這幫“混吃等死”的八旗子弟。

想要在朝堂上說話有人聽，想要讓那幫心高氣傲的漢臣服氣，就得在人家最擅長的地盤上把人家干趴下。

這不光得有真才實學(xué)，更得有把身家性命押上去的賭性。

萬一考砸了，丟了旗人的臉面不說，還白白耽誤了補缺的好時候。

事實證明，這把牌他賭對了。

這個硬邦邦的學(xué)歷，讓他成了后來滿清高層里極少數(shù)“懂行”的人。

他吃透了儒家經(jīng)典，摸清了漢臣的腦回路，這也為后來他能跟曾國藩、李鴻章這類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順暢聊天，打下了最結(jié)實的底子。

從工部主事慢慢熬到員外郎，后來趕上太平軍北伐，他又被調(diào)去巡防處，官運亨通。

等到咸豐十年，也就是1860年，他已經(jīng)是工部右侍郎，還掛著軍機大臣上行走的頭銜，一只腳已經(jīng)邁進了帝國的最高權(quán)力圈。

誰承想，天大的麻煩就在這一年找上門了。

咸豐十年，英法聯(lián)軍一路平推，攻破天津，刺刀尖直接對準了北京城。

紫禁城里的咸豐皇帝徹底嚇破了膽。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那位大名鼎鼎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遞上來個折子，居然勸皇上趕緊“北狩”——說得好聽，其實就是撒丫子跑路，去承德避暑山莊躲災(zāi)，美其名曰“幸熱河”。

第一條，順著皇上的心思，收拾金銀細軟跟著跑。

這最保險，既表了忠心，又躲開了洋人的槍林彈雨。

那時候，軍機處里的一大半人都忙著打包行李呢。

第二條，硬著頭皮勸皇上別跑，甚至留下來面對那個誰也不知道會爛成什么樣的攤子。

更要命的是，承德那地方根本沒法防守，真要被洋人追過去，那是連個回旋的余地都沒有。

他把心一橫，選擇了硬剛。

皇上跑了，爛攤子總得有人收拾。

這估計是晚清外交史上最難熬的日子。

作為戰(zhàn)敗國的留守大臣，不光要面對城外殺氣騰騰的英法聯(lián)軍，還得應(yīng)付城里亂成一鍋粥的治安。

面對對方那些不講理的要求，他不卑不亢，拿著國際法和條約跟對方死磕到底。

英國公使當時都看傻了，他壓根沒想到在這個腐朽透頂?shù)那逋⒗?，還能碰上這么一位既有風(fēng)度又有邏輯的外交官，甚至直接豎起大拇指，說這是他見過的最有能耐的外交人才。

等到《北京條約》簽完，洋人退兵，咸豐皇帝在承德一命嗚呼，大清國的權(quán)力牌局又要重新洗牌了。

這時候的局勢微妙得很。

那場驚心動魄的“辛酉政變”爆發(fā)了。

一夜之間，肅順那幫人垮臺，掉腦袋的掉腦袋，流放的流放。

大清國的權(quán)杖，正式交到了慈禧和奕?的手里。

坐到了這個位子上，換個人可能就想著怎么守住這一畝三分地，享受權(quán)力的滋味了。

他心里明白，光靠嘴皮子跟洋人講道理那是扯淡，必須得“師夷長技”。

他又開始算賬了：大清國雖然人多勢眾，但拿著大刀長矛去跟洋槍洋炮硬拼，那是拿人命往坑里填，填不滿的。

要想活下去，手里必須得有自己的熱兵器部隊。

這可不是簡單的換身衣服，而是從編制、訓(xùn)練到裝備的徹底大換血。

神機營配的是新式的火槍步槍，請的是洋人教官，成了保衛(wèi)京師的王牌。

后來在剿滅太平軍和捻軍的戰(zhàn)場上，這支部隊還真沒少出力。

同治年間，捻軍和關(guān)外的馬匪鬧得兇。

在喜峰口，他為了防止馬匪驚擾清東陵，直接調(diào)動神機營布防，指揮軍隊把八面城、八溝哈達那邊的殘匪一股腦全給收拾了。

時間轉(zhuǎn)眼到了同治十三年，也就是1874年，日本人把手伸向了臺灣。

多年的操勞，加上“天津教案”期間帶病干活透支了身體，他已經(jīng)是油盡燈枯。

他在奏折里把海防的重要性掰開了揉碎了講，求朝廷趕緊建立南洋和北洋海軍。

他看得真真的，未來的大麻煩在海上。

要是沒有一支像樣的海軍，大清國那漫長的海岸線，就是給列強敞開的大門。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他還在給光緒皇帝寫信，死撐著支持左宗棠收復(fù)新疆。

他寫道：“馭外之端，為國家第一要務(wù)，現(xiàn)籌自強之計，為安危全局一大關(guān)鍵?！?/strong>

這句遺言，是他對自己這一輩子的總結(jié)，也是對大清最后的預(yù)警。

他這一走，那個所謂的“同治中興”，也就真的到了頭。

很多人說，晚清的洋務(wù)運動最后是個爛尾工程。

他就像一臺精密機器里那個最核心的齒輪，死死咬合著皇權(quán)、滿臣、漢臣和洋人，讓這個龐大而生銹的帝國還能勉強轉(zhuǎn)幾圈。

面對慈禧越來越大的權(quán)力欲望和朝里清流派的口誅筆伐，失了左膀右臂的恭親王，再也沒了當年的那種銳氣和手段。

八年后，隨著“甲申易樞”，奕?黯然下野，大清朝徹底變成了慈禧太后的一言堂。

只可惜，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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