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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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p>

這段出自《禮記·禮運》的文字，描繪了儒家士大夫終極的政治理想——“大同”。然而，在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這始終不過是紙面上的烏托邦。

誰能想到，在距離北京紫禁城四千公里之外的蠻荒雨林中，一群被天朝視為棄民的客家人，竟然在異域復刻了禪讓制，建立了一個存續(xù)百年的自治政權(quán)。

它沒有皇帝，首領(lǐng)由公推產(chǎn)生，它不世襲，遵循有德者居之，西方學者稱其為Republic（共和國），而它在史冊里的名字，叫做蘭芳大總制。

熱帶雨林中的華夏古國

關(guān)于蘭芳共和國，坊間流傳著太多的演義色彩，有人說它是天地會的海外分舵，有人說它的版圖兩倍于日本，更有人感嘆如果它不亡，南洋將是另一個中國。

剝離掉營銷號的煽情與夸大，我們必須回到冰冷的史料與發(fā)黃的檔案中，去審視這個在華人南進史上最不可思議的政治實驗。這并非一段獵奇的野史，而是一部客家先民在叢林法則下用血淚書寫的生存實錄。

那它究竟是什么？

在下結(jié)論之前，我們先擺出正史與檔案中無可辯駁的證據(jù)。

依據(jù)現(xiàn)存最權(quán)威的原始文獻《蘭芳公司歷代年冊》（該書由蘭芳公司第十任大唐總長劉臺二主持修撰），蘭芳大總制建立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亡于光緒十年（1884年），享國107年。

荷蘭漢學家高延（J.J.M. de Groot）在實地考察并翻譯大量一手客家話文獻后，寫出了《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一書。書中明確指出，蘭芳雖然對內(nèi)稱“公司”（Kongsi），但絕非現(xiàn)代意義上的商業(yè)團體，而是一個擁有獨立司法權(quán)（可判死刑）、征稅權(quán)、鑄幣權(quán)、甚至擁有獨立武裝的政治實體。在那個時代，它行使的就是國家主權(quán)。

那國土真比日本還大嗎？蘭芳的大本營位于世界第三大島——婆羅洲（今加里曼丹島）的西部，核心都城在東萬律（Mandor）。

婆羅洲全島面積約74萬平方公里，確實約為日本國土面積（37.8萬平方公里）的兩倍。但必須客觀地說，蘭芳并沒有實際控制整個婆羅洲。

然而，蘭芳的勢力范圍依然驚人。根據(jù)《海國圖志》及荷蘭殖民檔案記載，蘭芳全盛時期，不僅直接管轄著東萬律、坤甸等地的數(shù)十萬華人，更通過武力震懾與政治結(jié)盟，讓周邊的馬來蘇丹國及數(shù)十個達雅族（Dayak）部落向其納貢。

它的勢力圈覆蓋了西婆羅洲廣袤的雨林與河網(wǎng)，如火算上羈縻統(tǒng)治區(qū)，雖未必全覆蓋全島，但其體量足以讓當時的任何東南亞土著政權(quán)戰(zhàn)栗。

關(guān)于“禪讓制”，這是蘭芳最令西方觀察家震驚之處。《蘭芳公司歷代年冊》記載了其創(chuàng)始人羅芳伯的臨終遺言：“以此事讓賢，不以私與子孫?！?/p>

在他去世后，大總制之位傳給了江戊伯，而非羅家子孫。這種制度并非源自西方的民主投票，而是帶有濃厚墨家色彩與會黨義氣的混合體。

在107年間，蘭芳共歷12代大總制，基本遵循了推舉選賢的原則。這在皇權(quán)至上的18世紀東方，堪稱絕響。

從落第秀才到坤甸王

關(guān)于蘭芳的開創(chuàng)者羅芳伯，許多野史將其描述為一個“乾隆三十七年鄉(xiāng)試落榜，憤而出海”的失意文人。這種說法充滿了戲劇張力，但可惜，它是錯的。

羅芳伯，廣東嘉應(yīng)州（今梅州）客家人，根據(jù)羅氏族譜及相關(guān)考證，他早在1763年至1765年間就已揮別故土，下南洋謀生。那一年，他根本沒有參加所謂的乾隆三十七年的鄉(xiāng)試。

那時的乾隆盛世，烈火烹油之下是劇烈的人口危機。廣東沿?！盁o田可耕，無工可傭”，內(nèi)卷達到了極致。羅芳伯雖是讀書人，但他“耕讀之余，不僅以尋章摘句為休”，更習得一身武藝。

他看透了在故鄉(xiāng)只有死路一條，聽聞“南洋坤甸有金山”后，他帶著百余名親友（多為同鄉(xiāng)宗族），從虎門趁夜出海。

這在當時是殺頭的罪過，《大清律例》嚴禁私自出海，他們從踏上甲板的那一刻起，就已經(jīng)沒有退路。

抵達婆羅洲后的前十年（1763-1772），是羅芳伯鮮為人知的蟄伏期。 他面對的不是滿地黃金，而是地獄模式，原始雨林中潛伏著獵頭族（達雅人），河道里充斥著海盜，岸上則是各立山頭的華人幫派（如聚勝公司、四大家圍）互毆。

羅芳伯沒有急于爭搶金礦，他選擇了一條極具政治智慧的道路：教化與團練并舉。 他先在山心金湖一帶教書，用儒家倫理團結(jié)人心，同時組建團練，結(jié)合客家人的宗族紐帶，建立了一支紀律嚴明的武裝。

1772年前后，機會來了。當?shù)氐鸟R來蘇丹（土王）面對兇悍的土著達雅人叛亂束手無策。羅芳伯率領(lǐng)這支訓練有素的華人武裝出征，“兩戰(zhàn)而定”。 蘇丹敬畏其武力，甚至提出將王位讓給他。

但羅芳伯展現(xiàn)了驚人的清醒，他拒絕了王位。 因為他知道，一旦稱王，就會陷入土著錯綜復雜的宗教與政治泥潭，且永遠斷絕了回歸華夏文明圈的可能。

他只索要了實實在在的土地管轄權(quán)和征稅權(quán)。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經(jīng)過十余年的深耕與血戰(zhàn)，39歲的羅芳伯在東萬律（Mandor）正式掛牌。他廢除舊歷，以“蘭芳”為年號。 他在雨林中升起了旗幟，那旗幟上沒有龍，只有大大的“蘭芳”二字。

為何不稱帝？

很多人不理解，羅芳伯手握重兵，地盤廣闊，為何不面南背北，過一把皇帝癮？

這恰恰體現(xiàn)了海外華人生存智慧的頂層邏輯。

首先，經(jīng)濟基礎(chǔ)決定上層建筑。蘭芳的本質(zhì)，是一個以金礦開采和熱帶農(nóng)業(yè)為主的巨型股份制武裝集團。這里的核心居民多為壯勞力，大家背井離鄉(xiāng)是來求財?shù)?，不是來磕頭的。

如果要搞家天下，必然導致其他姓氏的礦工造反。只有實行公司制的公推公選，利益均沾，才能在險惡的南洋凝聚人心。

其次，是對正統(tǒng)的敬畏與恐懼。

羅芳伯至死都認為自己是大清子民，在封建禮教浸潤下長大的士大夫，骨子里不敢僭越稱帝。他創(chuàng)立的制度，更像是一種“鄉(xiāng)紳自治”的放大版，大家選出一個德高望重的“族長”來管理公共事務(wù)。

蘭芳的行政架構(gòu)極為嚴密：

• 中央： 設(shè)大總制一人，負責總覽全局；下設(shè)參謀、軍務(wù)、民政等官職。
• 地方： 設(shè)省、府、縣三級，各級官員均需經(jīng)過推舉和考核。
• 法度： “盜亦有道”轉(zhuǎn)化為嚴刑峻法。殺人者死，斗毆者刑。在荷蘭人的記錄中，蘭芳治理下的東萬律，“路不拾遺，商旅安之”。

這哪里是黑幫會黨？這分明是一個高效運轉(zhuǎn)的行政機器。

天朝上國的冷漠

蘭芳最悲情的一幕，在于它與母國的互動。

羅芳伯掌權(quán)后，曾多次派遣使者攜帶厚禮前往廣州，希望能朝貢大清。他的訴求很卑微：不求冊封，只求將西婆羅洲納為大清的藩屬地，或者僅僅是承認蘭芳為大清子民。

他的算盤很清楚，此時的西方殖民者（荷蘭人）正在蠶食南洋，但荷蘭人對龐大的清帝國尚存畏懼。只要能扯起大清的虎皮，蘭芳就能在列強的夾縫中生存。

然而，乾隆皇帝和他的大臣們，給了這些海外游子最冰冷的回應(yīng)。

查閱《清實錄》，我們很難找到朝廷對蘭芳的直接批復，但在乾隆至嘉慶年間，清廷對南洋華人的態(tài)度是一貫且殘酷的。在滿清統(tǒng)治者眼中，這些私自出海的人是“自棄王化”的罪人，甚至是潛在的造反隱患（畢竟天地會背景洗不清）。

《大清律例》甚至規(guī)定：“凡官員兵民……私出外境商販……潛住異國……俱以通賊論，處斬。”

雖然晚清時期政策有所松動，允許通商，但對于政治上的庇護，清廷始終置若罔聞。羅芳伯心心念念的“內(nèi)附”，最終成了一場單相思。

失去了祖國的支持，蘭芳只能獨自面對武裝到牙齒的荷蘭殖民者。

19世紀中葉，隨著金礦枯竭和清朝在鴉片戰(zhàn)爭中的慘敗，荷蘭人撕下了偽裝。他們利用先進的火炮和軍艦，開始逐步蠶食蘭芳的領(lǐng)土。

這并非是一場一邊倒的屠殺，蘭芳華依靠簡陋的火銃和土炮，利用雨林地形，與荷蘭正規(guī)軍周旋了數(shù)十年。在最后的一戰(zhàn)中，東萬律的華人幾乎戰(zhàn)至最后一人。

光緒十年（1884年），正當清軍在越南與法軍苦戰(zhàn)（中法戰(zhàn)爭）之時，荷蘭人趁機攻占蘭芳殘部。為了避免引起清政府的抗議（荷蘭人此時還以為大清很在意這些僑民），他們甚至不敢直接宣布滅亡蘭芳，而是立了一個傀儡總長，直到1912年清朝滅亡，荷蘭人才正式宣布撤銷蘭芳大總制。

老達子說

蘭芳共和國，不是烏托邦，也不是逆天改命的爽文。

它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一群失去土地的農(nóng)民和手工業(yè)者，在沒有任何國家力量支持下，憑借中華文明中宗族互助的基因和敢闖敢拼的血性，在異域創(chuàng)造的文明奇跡。

如今，當你走進印尼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Singkawang），你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里依然保留著濃郁的客家風俗。街頭的牌匾寫著漢字，耳邊傳來的是純正的客家鄉(xiāng)音。

雖然蘭芳的旗幟已經(jīng)降下140年，但那股在這片熱帶土地上生生不息的華夏魂魄，從未斷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