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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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駿馬能歷險，力田不如牛；堅車能載重，渡河不如舟�！�

這句出自清代詩人顧嗣協(xié)的古詩，道盡了人才選用的千古困局：并沒有絕對的優(yōu)劣，只有錯位的安排。

但在清朝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冬至的那場秘密立儲中，乾隆帝面臨的不是選馬還是選牛的幸福煩惱，而是一場絕望的矮子里拔將軍。

后世史書經(jīng)常把嘉慶皇帝（愛新覺羅·永琰）的繼位渲染成一場韜光養(yǎng)晦、以德服人的逆襲。然而，真相從來不是什么皇十五子英明神武的勵志劇本，而是一場由死亡、暴戾與平庸共同編織的全員淘汰賽。

乾隆最終選擇了永琰，不是因為他有多優(yōu)秀，而是乾隆的誤判，究竟怎么一回事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講講～

乾隆心中的白月光與朱砂痣

為什么說永琰的上位是乾隆的誤判呢？我們先看看乾隆的眼光原本有多高，這位自詡十全老人的君主，早年對于接班人的設(shè)想，堪稱完美主義的極致。

乾隆最鐘意的，其實是嫡長子模式。

早在他登基的第一年（乾隆元年），他就秘密將孝賢純皇后所生的皇二子永璉立為太子。按《清高宗實錄》卷二十六記載，乾隆對這個兒子的評價極高：“聰明貴重，氣宇不凡”，可惜天不假年，永璉九歲死于“寒疾”。

乾隆悲痛欲絕，甚至打破秘密立儲的規(guī)矩，公然追贈他為端慧皇太子。

嫡子夢碎后，乾隆又看中了一個真正的六邊形戰(zhàn)士，也就是皇五子永琪。許多人對永琪的印象停留在影視劇里，但正史中的永琪簡直是皇子屆的卷王。

《清史稿·列傳八》記載，永琪“少習(xí)騎射，嫻國語，上鐘愛之”。他不僅精通滿蒙漢三語，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書法逼真乾隆，更重要的是，在圓明園九州清晏殿失火時，只有永琪一人沖進火海背出了乾隆。

那一刻，乾隆不僅看到了孝心，更看到了膽略。乾隆曾在接見外國使臣時毫不避諱地說：“朕視皇五子，于諸子中更覺貴重……頗屬意于彼。”

然而，命運再次給了乾隆一記悶棍。乾隆三十一年，年僅25歲的永琪患附骨疽（一種烈性化膿性骨髓炎）病逝。

隨著白月光永璉和朱砂痣永琪的接連離世，乾隆的精英子嗣庫實際上已經(jīng)清零。擺在他面前的，是一群被他長達數(shù)十年高壓統(tǒng)治嚇破了膽，或者天資平平的幸存者。

殘酷的排除法

時間來到了乾隆三十八年，這一年乾隆63歲。對于古人而言，這已經(jīng)算是高壽了，所以立儲之事，早就迫在眉睫了。此時，乾隆名下的皇子雖有排序到十七子，但夭折率極高，實際活在世上且有資格參與競爭的，屈指可數(shù)。

這哪里是選儲君，分明是一道道慘烈的減法題。

第一刀，砍向了不孝的長子與三子。

這樁公案發(fā)生在富察皇后的葬禮上，大阿哥永璜和三阿哥永璋，因為表現(xiàn)得不夠悲痛（僅僅是沒有痛哭流涕），觸動了乾隆敏感的神經(jīng)。

乾隆當(dāng)眾暴怒，留下了一道極狠的諭旨：“此二人斷不可承續(xù)大統(tǒng)……伊等若希冀大統(tǒng)，則是神器所托非人。”

這一罵，直接剝奪了兩位年長皇子的繼承權(quán)。兩人在大起大落的驚懼中，不久便郁郁而終。

第二刀，砍向了政治不正確的十二子。

皇十二子永璂，身份極為尷尬。他是繼后那拉氏（即“斷發(fā)皇后”）的兒子。自從那拉氏在南巡途中憤而斷發(fā)、觸怒龍顏被幽禁后，永璂的命運就注定了。

乾隆恨屋及烏到了何種地步？永璂直到25歲去世，乾隆都沒給他封任何爵位。在《清皇室四譜》中，這種待遇在清朝成年皇子中極為罕見。選他？等于打乾隆自己的臉。

第三刀，剔除了歪瓜裂棗。

此時，賽道上剩下的選手主要有三位：皇八子永璇、皇十一子永瑆，以及皇十五子永琰。

皇八子永璇，人送外號大清酒鬼。史載其“沉湎酒色，又有腳病”。乾隆是個顏控，且極其注重皇家威儀，絕不可能選一個腿腳不便且整日醉醺醺的人做皇帝。

永璇自己也非常識趣，一輩子只干一件事，那就是給乾隆惹禍，然后等著挨罵。

皇十一子永瑆，這人更有意思。他是清代著名的書法家，才華是有的，但性格有個致命缺陷：吝嗇。

《嘯亭雜錄》里記錄了一個令人咋舌的細節(jié)：永瑆家里的馬死了，正常王爺都是厚葬或丟棄，這位爺卻下令：“把馬肉煮了，給全府上下當(dāng)飯吃，這幾天別買菜了。”

而且他的嫡福晉嫁過去后，陪嫁被他沒收，日子過得極苦，“日用菲薄”。

乾隆看重的是持盈保泰，但絕不是這種小家子氣的守財奴。讓永瑆當(dāng)皇帝，恐怕大清國庫都要被他數(shù)著銅板過日子。

所以，最后的結(jié)論就是：當(dāng)所有有個性、有才華、有缺陷的選項都被劃掉后，剩下的那個，哪怕再平庸，也成了唯一的正確答案。

永琰的“核心競爭力”

1773年冬，當(dāng)乾隆將永琰二字寫入正大光明匾后的建儲匣時，這位皇十五子大概13歲（實歲）。

永琰贏在哪里？

史書對他的評價充滿了好人卡式的詞匯：凝重、淳樸、端莊。翻譯成大白話就是：聽話、老實、沒特點。

但在晚年乾隆的眼里，這恰恰是最大的優(yōu)點。

此時的乾隆，已經(jīng)從壯年的銳意進取，變成了晚年的剛愎自用，他極度戀權(quán)，自視甚高。他不需要一個像唐太宗那樣能打仗的兒子，也不需要一個像雍正那樣大刀闊斧改革的兒子，因為那意味著對他十全武功的否定。

他需要的是一個完美的執(zhí)行者，一個能在大清這艘破舊的大船上，按部就班修修補補的大管家。

永琰完美契合了這個畫像，他生活作息規(guī)律，不抽煙不喝酒，也不像八哥那樣好色，更不像十一哥那樣摳門。他的老師朱珪教導(dǎo)他“養(yǎng)心、勤政”，他就真的幾十年如一日地照做。

在做皇子的漫長歲月里，永琰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隱忍”能力。他深知父親喜怒無常，所以每一步都踩在父親劃定的格子里，絕不越雷池一步。

乾隆六十年，乾隆宣布禪位，自己當(dāng)太上皇，這其實是乾隆對永琰的最后一次的服從性測試。

結(jié)果永琰交出了滿分答卷，作為嘉慶皇帝，他甚至沒有搬進皇帝專用的乾清宮，而是繼續(xù)住在皇子所（毓慶宮）；凡軍國大事，必須先向太上皇匯報，“仍恭折奏聞，秉訓(xùn)裁決”。

在乾隆生命的最后三年里，大清名義上有兩個皇帝，實際上依然只有一個意志。嘉慶，只是那個跪在旁邊磨墨的人。

守成之君難救末路之國

乾隆以為自己做了一個最穩(wěn)妥的選擇：選一個最孝順、最沒有棱角的兒子，就能保大清江山萬年穩(wěn)固。

這便是乾隆最大的誤判。

他站在農(nóng)業(yè)文明的巔峰，卻看不見遠處工業(yè)文明的滾滾硝煙。18世紀末的世界，正處于劇烈變革的前夜。英國人正在改良蒸汽機，法國人正在攻打巴士底獄。

這個時候的大清，需要的不是一個唯唯諾諾的守成之君，而是一個有魄力打破僵局、甚至敢于否定祖宗成法的破局者。

可惜，永琰不是。

嘉慶親政后的表現(xiàn)，可以用勤勞的無能來概括。他一上臺就雷厲風(fēng)行地誅殺和珅，讓人以為中興在望。但殺了一個和珅，大清的官場腐敗并沒有停止。

面對白蓮教起義，面對國庫虧空，嘉慶每天起得比雞早，批奏折到深夜，發(fā)布的諭旨連篇累牘，內(nèi)容充滿了道德說教。他反反復(fù)復(fù)地責(zé)罵臣工“因循疲玩”，卻拿不出任何一項制度性的改革方案。

他的一生，都在試圖回到父親乾隆盛世的榮光里，卻不知道那個盛世本身就是他父親透支未來虛構(gòu)出來的泡沫。

《清仁宗實錄》中充斥著嘉慶的困惑與無奈。他不明白，自己如此勤政愛民，為什么上天還要降下那么多災(zāi)異？為什么老百姓還是要造反？

因為平庸。

在太平時節(jié)，平庸或許是福，但在帝國滑落的懸崖邊，平庸就是最大的惡。乾隆用一場殘酷的排除法，剔除了所有可能的變數(shù)，親手挑選了一個最安全的接班人，也親手鎖死了大清帝國自救的最后一扇門。

老達子說

公元1820年，嘉慶皇帝在避暑山莊暴崩。直到死，他都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好人，一個循規(guī)蹈矩的孝子。

但他絕不是一個合格的皇帝。

這場權(quán)力的交接，始于乾隆的自私，終于嘉慶的無奈。當(dāng)我們在史書中回顧17歲的永琰那個“逆襲”的背影時，看到的不是少年的意氣風(fēng)發(fā)，而是一個龐大帝國在暮色中，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沉重嘆息。

歷史沒有如果，但歷史有因果。選錯了人，也就選定了國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