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官就案件事實對犯罪嫌疑人進行訊問并開展釋法說理，促使其如實供述。

　　有不法分子盯上了外來務工人員，以“免費抽獎”為幌子，操控中獎結果，在浙江多地及廣東流動作案實施詐騙，累計詐騙400余人，涉案金額70余萬元。

　　2025年12月17日，經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qū)檢察院依法提起公訴，黃某等6人因犯詐騙罪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至一年不等，各并處相應罰金。

　　每次都抽中007號

　　2025年3月的一天，謝某像往常一樣從工地下工，看見工地旁有個抽獎攤位，瞬間被吸引，廣告牌上醒目列著1號至15號獎品，從手表、剃須刀到平板電腦應有盡有。

　　抽獎規(guī)則更是讓謝某有些“上頭”。攤主告訴他，只要抽中的獎品優(yōu)惠價低于100元，就可免費領，高于100元則按優(yōu)惠價購買，若下一次抽到不同號碼不僅可退錢，獎品還可拿走。

　　就在謝某將信將疑時，兩名身著工地服裝的男子先后上前參與抽獎。兩人均抽中007號手表，各自支付400元的優(yōu)惠價后，又抽了一輪，均抽到了不同的號碼，攤主當場退還全款，并讓他們領走手表。眼見工友輕松中獎，謝某也心動起來。

　　禁不住攤主的熱情勸說，謝某決定試一試。第一次抽獎，他也抽中了007號手表，支付了400元。隨后，攤主繼續(xù)游說謝某再次抽獎，表示抽到不同號碼就能退錢免費拿手表了。

　　信以為真的謝某又進行了第二次抽獎，但“好運”沒有眷顧他，他依舊抽中007號，這意味著他不僅無法拿回第一輪的400元，還需以原價800元購買第二輪抽中的手表。見謝某心有不甘，攤主臨時修改規(guī)則，稱只要第三次抽到不同號碼即可全額退款，但若抽中的仍是相同號碼，則需按原價800元購買第三輪的手表。

　　三次累計付款2000元后，察覺不對勁的謝某要求退款，攤主讓兩名“工友”帶他去旁邊等候?？僧斨x某轉頭一看時，發(fā)現攤主已收拾好東西。等謝某回過神，攤主和“工友”早已逃之夭夭。2025年3月18日，謝某向公安機關報案。3月20日，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很快，黃某等5人被抓獲歸案。

　　兩名“工友”是托兒

　　經查，黃某是這起騙局的幕后策劃者。自2024年6月起，他開始琢磨起這條“生財之道”。那時，無穩(wěn)定工作的他在翻閱刑法時，注意到詐騙罪的立案標準是3000元。于是，他以為每次行騙低于這個標準就不會有事。

　　在這種錯誤認知的驅使下，黃某開始糾集同伙。他找到了鄒某、李某、張某和易某，向他們吹噓自己“研究過刑法，摸透了法律底線”，并灌輸他的3000元“標準線”理論，表示即使被抓，也最多被處以行政處罰，風險小、回報高。

　　于是，一個以黃某為首的詐騙團伙逐漸形成。為了讓騙局顯得真實可信，黃某等5人做了精心準備。他們以每只28元的價格從網上購入劣質手表，隨后定制了廣告牌、抽獎箱和大量獎券。

　　廣告牌上醒目地列出1號至15號獎品，包括平板電腦、剃須刀等物品，營造獎品豐富的假象。而實際上抽獎箱內全是對應獎品為手表的007號獎券，確保參與者“必中”手表。

　　他們還將成本僅28元的手表虛標為“原價800元，優(yōu)惠價400元”。為進一步增強欺騙性，黃某還安排張某、李某換上工地服裝，假扮成剛下班的工人，在攤位前佯裝中獎，讓真正的工人放松警惕。

　　此外，為逃避偵查，黃某特意找到未直接參與詐騙的朋友許某，讓其提供微信收款碼，用于收取詐騙所得款項，試圖切斷資金流向與犯罪行為的直接關聯。2025年5月22日，許某被公安機關傳喚歸案。

　　2024年8月至2025年3月，黃某等5人在浙江麗水、溫州、寧波、嘉興等多地及廣東的工地附近流動作案，專挑工地上下班時間，瞄準農民工防范意識弱的特點，以贈送打火機等獎品為誘餌，設置虛假抽獎獎項，誘騙被害人以遠超合理幅度的虛高價格購進低廉手表，靠“單次小額、積少成多”，詐騙400多人，涉案金額70余萬元。

　　自恃“研究過法律”

　　2025年6月23日，黃某等6人因涉嫌詐騙罪被公安機關移送至蓮都區(qū)檢察院審查起訴。

　　案件辦理初期，黃某等6人抱有強烈的僥幸心理。黃某自恃“研究過法律”，認為“案件涉及多地，一地警方管不了全部”“單次詐騙3000元以上才構成犯罪”，對抗訊問，拒不承認主要犯罪事實。其他同伙亦效仿其做法，沉默抵抗。

　　辦案檢察官意識到要突破此案，首先必須在法律上夯實“打得全、打得準”的根基。針對黃某等人在浙粵多地作案的特點，依法可以由主辦地司法機關對全部人員和全部案件進行一并受理。

　　檢察官一方面依托并案管轄帶來的證據整合優(yōu)勢，系統(tǒng)整合了全案證據，構建起以客觀證據為核心、彼此印證的嚴密證據體系。

　　首先從外圍證據入手，全面審查數十名被害人的陳述，詳細固定了每起詐騙事實的經過、金額與特征；同時，精準分析涉案銀行及微信資金流水，調查贓款收支、轉移與分配的完整路徑。

　　這些證據與住宿登記、交通行程記錄等客觀材料相結合，將各犯罪嫌疑人的活動軌跡與多地案發(fā)的時間、地點鎖定在一起，確證了其有組織、跨區(qū)域的流動作案模式。

　　另一方面，面對犯罪嫌疑人拒不認罪的情況，檢察官制定了各個擊破的針對性訊問策略。檢察官從組織者黃某對法律的錯誤理解切入，明確指出“單次詐騙3000元以上才構成犯罪”是對法律的曲解，多次實施詐騙行為未經處理的，詐騙數額應累計計算。結合在案證據，從法理上徹底駁斥了其逃避罪責的所謂“依據”。

　　而后，檢察官結合釋法說理與政策教育，逐步突破了部分團伙成員的心理防線。同案犯的后續(xù)供述與在案的客觀證據相互印證，進一步厘清了團伙成員之間的角色分工、作案手法及利益分配方式。

　　最終，黃某等6人全部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并自愿認罪認罰。檢察機關認為，黃某等6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式，騙取被害人財物，其中黃某、張某、李某數額特別巨大，鄒某、許某數額巨大，易某數額較大，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遂于2025年9月對黃某等6人依法提起公訴。

來源：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