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中在歷史上確有其人，而且經(jīng)歷遠比電視劇《潛伏》演得復雜：此人原名吳景中，1925年受我黨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跟尼古拉·維拉迪米洛維奇·伊利扎洛夫（老蔣的兒子蔣建豐）分在了同一個班，同樣受老蔣那方面派遣去的同期（實際是第一期）同學中，還有邵力子之子邵志剛、李宗仁內(nèi)弟魏允成、張發(fā)奎弟弟張發(fā)明、于右任女婿屈武，我方派去的留學生更多，其中還包括沈醉的姐夫余樂醒。

有一部分我方派遣留學生回國后都叛變了，這一點沈醉在《軍統(tǒng)內(nèi)幕》中寫得很清楚：“1938年1月間，余樂醒回到長沙（籌備軍統(tǒng)臨澧特訓班），戴笠選派到這個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務有謝力公、王崇五、陸遂初、王班聯(lián)、賀元、徐永年、吳景中等。這些重要負責人，都是曾經(jīng)留學蘇聯(lián)的共產(chǎn)黨叛徒?！?/p>

吳敬中（咱們還是稱吳景中為吳敬中比較方便，反正特務的名字跟代號差不多，沒必要計較半字之差）從軍統(tǒng)臨澧特訓班出來，還當過中蘇情報所科長、軍統(tǒng)西北區(qū)區(qū)長、軍統(tǒng)東北區(qū)區(qū)長兼北滿站站長、國防部保密局天津站長、天津警備司令部情報處長，并在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當時天津有兩個站，二站負責外事情報不廣為人知，所以一提天津站，大家都認為那就是老吳為站長的一站）任上棄職出逃，原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李俊才被毛人鳳緊急任命為天津站站長，一個月后天津解放，小李到軍管會自首，然后就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跟沈醉做了同學。

沈醉在戰(zhàn)犯管理所遇到了很多成為新同學的老同事，他在《戰(zhàn)犯改造所見聞》中開列了長長的名單：“1949年和1950年，被捕的軍統(tǒng)局將官一級的高干有不少，我在戰(zhàn)犯管理所和監(jiān)獄見到過的熟人軍統(tǒng)局軍事情報處正副處長鮑志鴻、胡屏翰、張柏山，訓練處正副處長鄭錫麟、李修凱，電訊處副處長董益三，經(jīng)理處長郭旭，總務處長成希超，人事處人事行政科長黃康永及孫文忠等不下幾十人；外勤區(qū)站長等就更多了，如文強、章微寒、董士立、徐宗堯、邢森洲、岳燭遠、黃毅夫、饒林、沈覲康、王樂坡、程浚、馬策、毛宗亮、王一心、劉非、李俊才、陳旭東、劉茂欣、陳達、李人士、徐夢秋、袁曉軒、薛仁安、徐晉元、郭宗堯、曾堅、蔡慎初、李漢元、廖宗澤、何際元、東方白等數(shù)以百計的軍統(tǒng)骨干分子。”

沈醉說的“文強”，就是電視劇《特赦1959》中劉安國的歷史原型，被俘時的身份是徐州“剿總”前進指揮部中將副參謀長，但在文強轉換陣營后任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兼蘇浙行動委員會人事科科長、軍統(tǒng)局華北辦事處主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種技術訓練班副主任、軍統(tǒng)局北方區(qū)區(qū)長、軍統(tǒng)局東北辦事處處長兼東北行轅督察處處長、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督察處處長，也是軍統(tǒng)少數(shù)幾個中將之一。

我們細看沈醉提供的名單，再看看文強的履歷，就會發(fā)現(xiàn)吳敬中居然跟《特赦1959》中的劉安國、《滲透》中的“老大”陳明都有過交集：軍統(tǒng)在東北的特務系統(tǒng)，就是文強在抗戰(zhàn)勝利后整合重建的，文強調(diào)往湖南擔任長沙綏署辦公室中將主任，軍統(tǒng)在東北的“一把手”就變成了吳敬中，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文強是吳敬中的前任，而吳敬中逃離東北后，一把手就變成了可能是陳明歷史原型的陳旭東——陳明和陳旭東這兩個有何關聯(lián)，文化功底深厚的讀者諸君比筆者還清楚。

文強在淮海戰(zhàn)役被俘后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吳敬中在東北的接班人陳旭東、在天津的繼任者李俊才，也都跟文強沈醉成了“戰(zhàn)犯同學”，這就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吳敬中先后逃出東北和天津，他的兩個“接盤者”都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這兩個接盤者的特赦時間為何差了九年？

首先我們來說吳敬中在東北的接盤者，這可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他曾經(jīng)在東北軍供職，還有“東北軍福爾摩斯”之稱。

陳旭東這個“福爾摩斯”綽號，筆者第一次在《文強傳》中看到的時候，也有點奇怪：陳旭東在東北軍當情報科長是哪一年？《福爾摩斯探案集》傳入中國又是哪一年？

查完資料才知道陳旭東這個“美稱”并不是憑空超前杜撰：《福爾摩斯探案集》是英國作家阿瑟·柯南·道爾于1886至1927年間創(chuàng)作的推理小說系列，也就是說，陳明當情報科長的時候，那本書在中國已經(jīng)有不小的影響力了。

《文強傳》對陳旭東的記載是這樣的：“陳旭東是東北鐵嶺縣人，張學良統(tǒng)治東北時的情報科長，被稱為東北軍中的‘福爾摩斯’。參加西安‘雙十二’事變后，他為設法營救張學良將軍，才想出奇策投入戴笠門下。他忍辱負重多年，因在收編原東北軍系統(tǒng)偽軍中出力不少，軍統(tǒng)局對他寄托的希望遠在余秀豪、荊有章之上。文強擔任北方區(qū)長后，就積極投入到對汪偽頭目策反的緊張工作中。他通過軍統(tǒng)局東北特別情報站站長陳旭東的原東北軍關系，甚至還與汪偽軍委會參謀總長鮑文樾取得了秘密聯(lián)系。”

文強被軍統(tǒng)局北方區(qū)交給徐遠舉（這件事筆者寫過，就不再復述），又奉命到東北重建或擴建那里的特務機關，他招攬的人員名字，大家看著一定有些眼熟：“戴笠指定文強為軍統(tǒng)局東北辦事處處長，陳旭東為副處長，公開掩護名稱，仿北平行營例，設立一個東北行營（《文強傳》原文如此，但似乎應該叫行轅）督察處。在杜聿明主持的東北保安司令部之內(nèi)，同樣設立一個督察處，處長由文強兼，但陳旭東不必兼長官部督察處副處長。文強接收了余秀豪、荊有章、陳旭東三部分最先進入東北的軍統(tǒng)組織，根據(jù)三方的不同情況，次第辦理了接收手續(xù)。”

文強走了，吳敬中接班，眼看蔣軍在東北一敗涂地，吳敬中又走兩個莫斯科中山大學同學的關系，活動到天津當了站長，而陳旭東因為非老蔣嫡系，也非毛人鳳一派，所以留下來“就地潛伏”，再往后就是被捉進戰(zhàn)犯管理所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陳旭東也算是被吳敬中“坑”了，但吳敬中“坑”的人卻不止陳旭東一個，據(jù)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長李俊才在《國民黨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務組織黑幕》中回憶，天津解放前，吳敬中又跑掉了，站長一職就落到了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少將處長李俊才的頭上——在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各地警備司令部的稽查處和情報處基本都是由軍統(tǒng)（保密局）特務組成，所以吳敬中和李俊才也算“師生兼同事”。

李俊才和天津站副站長呂仕倫都是1938年第一批進入軍統(tǒng)臨澧特訓班的學員，所以吳敬中還真是李涯（如果李涯的歷史原型是李俊才的話）和副站長的教官，不同的是李俊才特赦后在西安草灘農(nóng)場子弟學校教書，呂副站長后來在臺灣教書。

因為吳敬中是“叛徒”出身，按毛人鳳的如意算盤，像吳敬中那樣的特務，都不會帶去臺灣，沈醉在回憶錄中多次提到這件事，筆者也引用過，再說同樣是重復，所以我們只需要知道一點：吳敬中離開天津是逃離，而不是執(zhí)行什么海峽計劃，而且是在南京被毛人鳳下令逮捕關押了的。

吳敬中如果不跑，李俊才就不會成為保密局天津站站長，最多也就是跟陳長捷一同被俘，用不用進戰(zhàn)犯管理所也是個未知數(shù)。

我們翻閱七批特赦名單就會發(fā)現(xiàn)：李俊才于1966年4月16日第六批特赦，陳旭東于1975年3月19日跟文強、周養(yǎng)浩等人第七批，也是最后一批特赦，陳旭東足足比李俊才晚“出來”九年。

同樣是少將特務，為啥一個比另一個晚出來九年？看了李俊才的回憶文章，我們都知道他屬于投誠自首，而且是帶著天津站四個潛伏小組，連武器帶電臺一同自首的，而陳旭東大概率是在東北解放時被捉的——天津的情況比較特殊，很多人都是只差一點就能成為起義將領，而東北則是炮火連天硬打下來的。

除了被俘（自首）地點不同，可能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67年之后，戰(zhàn)犯特赦工作基本就停止了，陳旭東不出來未必是一件壞事。

吳敬中的兩個接盤者時隔九年先后特赦，這不能不讓讀者諸君產(chǎn)生聯(lián)想：如果吳敬中不逃離東北或天津，而是就地潛伏或就地被捉，他哪一年能出來？他見了老同事、老朋友文強、沈醉、陳旭東會說些什么？見了特訓班學生李俊才，會不會罵他不是一個省油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