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上海的生意場上爆出一聲驚雷。

作為錦江川菜館和錦江茶室的掌門人，董竹君做了一個讓所有人下巴都掉下來的決定：把這兩份當時上海灘響當當?shù)捻敿壆a(chǎn)業(yè)，連個招呼都不打，直接把地契房契交給了國家。

這筆買賣值多少錢？

按當時的市價算，足足十五萬美元。

放在那個年代，十五萬美元能換來的黃金和大米，堆起來簡直像座山。

可這位女老板倒好，偌大的家業(yè)交出去，自己手里僅僅留下了一套筆墨紙硯，其余的真金白銀，一分沒拿。

這事兒在旁人看來，簡直是腦子發(fā)熱，純粹是為了愛國連家底都不要了。

愛國之心當然是有的，可要是把董竹君這大半輩子的經(jīng)歷攤開來看，你會發(fā)現(xiàn)，這種看似“血虧”的舉動，恰恰是她最拿手的生存哲學。

她這輩子，哪怕是在刀尖上行走，做的交易乍一看都虧得底掉，可等到最后算總賬，贏家永遠是她。

咱們把時鐘撥回到1914年。

那會兒她還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身處上海長三堂子，身份是“清倌人”——說白了，就是還沒接客賣身，只負責陪唱的高級藝伎。

也就是在這當口，四川來的革命黨人夏之時相中了她。

這位爺是同盟會里的狠角色，日后更是坐到了四川副都督的位置，要權有權，要錢有錢。

他豪氣地拍出一筆錢，要把董竹君贖出去，帶她遠走高飛。

對于一個陷在煙花柳巷的姑娘來說，這簡直就是祖墳冒青煙的好事。

只要點點頭，立馬就能脫離苦海，搖身一變成為官太太。

換作旁人，怕是早就磕頭謝恩，樂得找不著北了。

偏偏董竹君把頭搖得像撥浪鼓。

她不是不想走，而是心里的算盤打得太細了。

她當面跟夏之時攤牌：你拿錢買我，那我就是你花錢置辦的一件物件，這輩子在你面前都得低著頭做人。

我想跟你走，但這火坑，我得自己跳出來。

這還不算完，她還硬是跟這位大人物立下了“三個條件”：

頭一條，這輩子不準娶小老婆；

第二條，結了婚得送我去日本讀書；

第三條，兩口子必須平起平坐。

一個十四歲的青樓雛妓，跟手握兵權的革命黨談這種價碼，聽著簡直像是在說夢話。

但這恰恰顯示了董竹君的老辣。

她心里門兒清，在那個兵荒馬亂的世道，“恩情”這玩意兒最不值錢，今天他是恩人，明天就能把你當丫鬟使喚。

唯有建立在“人格對等”基礎上的契約，才經(jīng)得起歲月的折騰。

她選了一條布滿荊棘的路：精心策劃了一場逃亡，硬生生把“被贖身”變成了“私奔”。

后來的日子證明，這步棋走得太絕了。

婚后兩人東渡日本，她考進了東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范學校。

幾年的洋墨水喝下來，她從一個大字不識的賣唱女，蛻變成了精通日語、能講法語的新時代女性。

這就是她安身立命的本錢。

這份本錢，在她二十九歲那年，成了救命稻草。

時間來到1929年，此時的她早已是風光的督軍夫人。

可偏偏這時候，夏之時變了樣。

官場失意讓他性情大變，抽大煙、爛賭，脾氣暴躁得像頭野獸，更是因為董竹君連生四個千金沒生出兒子，對她百般刁難。

擺在董竹君面前的，依然是兩條路。

第一條，忍氣吞聲。

好歹是官太太，吃穿不愁，在這個年頭，離了婚還拖著四個油瓶的女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條。

夏之時更是放狠話嚇唬她：“離了夏家，不出三天你就得餓死街頭?！?/strong>

第二條，卷鋪蓋走人。

凈身出戶，帶著四個閨女去上海灘闖蕩。

這筆賬該怎么算？

要是看“存量”，賴在夏家確實劃算。

可董竹君看重的是“增量”。

在她眼里，夏之時這個“優(yōu)質(zhì)股”已經(jīng)崩盤了——吸毒、家暴、腦子里全是封建殘余，這就是個注定要破產(chǎn)的項目。

而她自己，有技術、有學歷、有見識，才是真正的潛力股。

于是，她果斷斬倉止損。

1929年，她硬是帶著孩子們殺回了上海。

結果呢，夏之時的預言成了笑話，董竹君又賭贏了。

她非但沒餓死，還整出了一個商業(yè)神話。

1935年，靠著從朋友李嵩高那里借來的兩千塊大洋，加上自己的一點私房錢，她在法租界把錦江川菜館的招牌掛了起來。

這一招也是險棋。

上海人嘴刁，喜甜厭辣，川菜那種重油重辣的風格，怎么可能火得起來？

董竹君既沒照搬老家的做法，也沒一味迎合。

她搞了一次精準的“產(chǎn)品迭代”：保留川菜的鮮香勁兒，把辣度降下來，順手把官府菜的精致和民間菜的野趣揉在了一起。

為了把檔次拉上去，她在店里掛上郭沫若的墨寶、張大千的畫作，甚至還請人來彈鋼琴。

這種格調(diào)，在當時的館子里簡直聞所未聞。

這套“降維打擊”效果好得嚇人。

杜月笙、黃金榮這些在上海灘跺腳抖三抖的青幫大佬成了座上賓，南京方面的達官顯貴也把這兒當成了據(jù)點。

有個小插曲特別有意思。

有一回杜月笙來吃飯，生意太火爆，居然沒位子。

這位大亨在門口干等著，心里雖然冒火，卻愣是沒發(fā)作。

為啥？

因為董竹君平日里做人太“地道”了。

她從不仗勢欺人，對誰都一臉和氣，既不低三下四也不盛氣凌人。

到后來，杜月笙非但沒找茬，反而出面幫她把店面給擴大了。

在上海灘這種魚龍混雜的地界，一個單身女人能把生意做這么大，靠的絕不是硬碰硬，而是這種四兩撥千斤的“人際杠桿”。

到了1951年，新生的政權急需一個招待外賓的窗口。

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員敲開了董竹君的門。

她不光把店捐了，還把鋪子搬到了茂名南路，也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錦江飯店。

她掛著董事長的頭銜，實際上更多是充當顧問。

在這個位置上，她那股職業(yè)勁兒一點沒丟。

每周都要去后廚試菜，甚至還要掐著表要求火候“少兩分鐘”，為了照顧洋人的口味，特意叮囑廚師少放油。

1972年尼克松訪華，下榻的就是這兒。

按說，故事講到這兒，該是個皆大歡喜的圓滿結局。

可現(xiàn)實的歷史，往往比劇本還要扎心。

從1953年起，她慢慢被擠到了邊緣。

這還不算最讓人寒心的。

1986年，錦江飯店印了一本三十五周年的紀念畫冊。

身在北京的董竹君，已經(jīng)八十六歲高齡，翻開畫冊一瞧，整個人僵住了。

整本冊子里，竟然找不到她的名字。

這時候的董竹君，已經(jīng)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

換做普通人，可能嘆口氣也就認命了。

都這把歲數(shù)了，還能折騰出什么浪花來？

可董竹君偏不認這個命。

就像當年拒絕夏之時的買身錢、拒絕在豪門里逆來順受一樣，她再一次做出了一個“剛烈”的決定：必須把我的名字要回來。

這爭的不是錢，也不是權，爭的是“歷史的所有權”。

甚至當兒女們提出“咱們自己出錢給您建個紀念室”時，她一口回絕。

圖什么？

因為私底下的紀念毫無意義，她要的是官方的一紙認可，是把被篡改的歷史給正過來。

這場仗，她硬是打了十年。

旁人勸她：都九十多了，歇歇吧。

可她心里的賬算得比誰都清楚：要是我不爭這口氣，等我兩腿一蹬，這段歷史就真的煙消云散了。

我這一輩子從無到有創(chuàng)下的基業(yè)，就真的成了別人的功勞簿。

皇天不負苦心人。

1996年，錦江飯店四十五周年慶典上。

總經(jīng)理賈智勇公開致歉，飯店的陳列室里終于補上了她的生平簡介。

1997年，就在她離世前不久，一本修訂后的史冊送到了她手里，扉頁上清清楚楚地印著：創(chuàng)始人董竹君。

這一年，老太太九十七歲高齡。

從1900年走到1997年，她的腳步跨越了整個二十世紀。

回看她這一輩子，你會發(fā)現(xiàn)，她從來不走那條“舒坦”的路。

面對被人贖身，她選了“自我救贖”；

面對豪門生活，她選了“凈身出戶”；

面對歷史抹殺，她選了“死磕到底”。

每一次，她都把眼前的安逸拋在腦后，去換取那些更長久、更本質(zhì)的東西——不論是自由、尊嚴，還是歷史的本來面目。

這，才是真正的決策大師。

信息來源：

《我的一個世紀》，董竹君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7年版。

上海錦江飯店官方網(wǎng)站及公開歷史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