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的日歷剛翻開，滿清那座破房子算是徹底塌了，中華民國的新招牌在大門口掛了起來。

可大總統(tǒng)的椅子還沒坐熱，孫中山就碰上了一道棘手的難題。

表面看是做選擇題，實際上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

這新家，到底安在哪兒？

或者說，國都定在什么地方？

千萬別以為這就是簡單的選個地址，這可是一道能決定新政權能不能活下去的要命題。

那時候擺在明面上的牌很常規(guī)：要么去剛打響反清第一槍的武昌，要么去前朝留下的老巢北京，實在不行還能去那座經歷了六朝風雨的南京。

誰也沒想到，孫中山語出驚人，扔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下巴都掉地上的地名——伊犁。

沒錯，就是那個遠在西北邊兒上，大家印象里還得騎著駱駝、跟著馬幫走上好幾個月才能到的伊犁。

這事兒怎么形容呢？

就像一家剛在上海拿到融資的創(chuàng)業(yè)公司，CEO突然拍板說：“咱總部設在陸家嘴不合適，得搬到帕米爾高原上去辦公?！?/strong>

可要是咱們把眼光放長遠點，把當時那種急躁的情緒撇開，單純拿地緣戰(zhàn)略的算盤敲一敲，你會發(fā)現，孫中山這個看似“瘋魔”的念頭底下，藏著一種冷得嚇人的清醒。

這筆賬，他是怎么算的？

先瞅瞅當時中國的處境。

清朝是倒了，可留下的爛攤子到處漏風。

最大的雷不在關內，而是在邊疆。

那會兒沙俄和英國，跟兩只餓狼似的，死死盯著中國的西部。

沙俄在中亞那邊屯了重兵，一只腳丫子已經伸進新疆了；英國人則在西藏和印度那邊磨刀霍霍。

孫中山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是把首都定在東邊的海邊，不管你是選北京還是南京，中央政府的手要想伸到西北去，那力度絕對是斷崖式下跌。

他在1907年那會兒去過南疆，跟當地搞革命的兄弟和回族頭領掏心窩子聊過。

他太清楚那邊啥情況了：民族多，人心雜，要是沒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在那兒鎮(zhèn)著，這塊地盤隨時可能變顏色。

于是，他拋出了一個膽大包天的構想：

“要是把國都安在邊境，中央的重心就能往西移，正好頂住沙俄和英國往南拱。”

這話說白了是啥意思？

就是“天子守國門”。

把首都搬到伊犁，等于把國家的政治心臟直接給安在流血最兇的傷口上。

通過遷都，硬生生把人口、錢糧、軍隊、鐵路都往西部拽，用整個國家的意志去填西部那個大坑。

這不光是蓋幾間房的事，這是要向全世界，特別是向俄國人和英國人撂下一句狠話：中華民國保衛(wèi)疆土，絕不是嘴上說說。

這筆戰(zhàn)略大賬，算得那是相當有氣魄。

甚至可以說，要是當年這事兒真讓他辦成了，伊犁保不齊真能成輻射中亞、南亞乃至整個歐亞大陸的戰(zhàn)略樞紐。

這種眼光，說是超前了一個世紀都不為過。

可這世上的事兒就這樣，戰(zhàn)略上的“滿分”，往往會撞死在戰(zhàn)術上的“行不通”。

伊犁的方案剛一露頭，立馬就炸鍋了。

反對的理由特別現實，也特別扎心：咋去??？

當時的中國，基建約等于零。

去伊犁，別說鐵路了，連條像樣的馬路都沒有。

從內地出發(fā)，只能靠驛站接力，靠馬幫馱，靠駱駝拉。

真要定都伊犁，那就意味著所有的議員、當官的、拖家?guī)Э诘?，還有維持國家運轉那堆山一樣的檔案，都得來一場可能長達好幾個月的“長征”。

更別提到了之后咋辦。

那地方的官僚系統(tǒng)是一張白紙，學校沒有，做買賣的還得靠巴扎。

想在那兒平地起高樓，維持一個現代中央政府每天的吃喝拉撒，那成本高得能把人嚇死。

還有一個藏在人心底下的賬本：

誰樂意去？

剛革完命的大佬們，大多習慣了江南的小橋流水或者北京的熱鬧繁華。

讓他們帶著老婆孩子去西北吃沙子，還得忍受惡劣的天氣和完全陌生的環(huán)境，這在動員工作上簡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所以，伊犁方案在戰(zhàn)略邏輯上能拿一百分，但在執(zhí)行邏輯上直接就是零分。

孫中山不是那種死腦筋的人。

方案提出來后，他看清了現實這堵墻有多厚，也沒硬頂著干。

他明確表態(tài)，愿意聽大伙兒的。

對他來說，伊犁可能更像是個“備胎里的理想”，或者是為了給大伙兒提個醒，讓大家別忘了西北那邊的危機。

既然伊犁去不成，那剩下的盤子里，夾哪塊肉？

這會兒，真正的較量才剛開始。

喊得最響的是武昌。

理由很硬氣：那是首義的地方。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頭那一聲槍響，把清王朝送進了墳墓。

把首都定這兒，政治意義那是沒得說。

以后每逢國慶或者搞外交，都能喚醒大伙兒對革命的記憶，這叫“名正言順”。

而且武昌的底子也不賴。

處在中國肚子上，守著長江，水路陸路都通。

清末洋務運動折騰了那么多年，漢陽造、織布廠都有，工商業(yè)基礎比好多農業(yè)城市強出一大截。

更妙的是，它位置居中。

跟北方比，南方人抵觸少點；跟南方比，北方人也能接受。

這叫“一碗水端平”。

可在孫中山和一幫革命黨高層眼里，武昌有個要命的死穴：不穩(wěn)當。

當時的局勢一天三變，武昌雖然打響了頭炮，但仗還沒打完，內部各個山頭吵得不可開交。

把中央政府擱在一個火藥桶蓋子上，顯然不是過日子的長久之計。

那北京呢？

北京家當最全，當了幾百年首都，衙門架子都是現成的，外國使館也都在那一塊兒。

1949年新中國選北京，看中的也是這一點。

但在1912年，這賬不能這么算。

那會兒的北京，雖然皇帝退位了，可味兒不對。

大街上留辮子的還一抓一大把，王爺貝勒、保皇黨勢力盤根錯節(jié)，前朝的遺老遺少都在暗處瞇著眼盯著呢。

要是愣頭愣腦定都北京，新政權很容易掉進舊勢力的染缸里。

弄不好，革命轉了一圈，最后被那幫舊官僚給同化了，甚至可能搞出復辟的幺蛾子。

后來的事兒也證明了，這個擔心一點不多余。

袁世凱在北京掌權后，還真就上演了一出復辟的鬧劇。

排除法做完，剩下的那個選項，哪怕帶點毛病，也只能是它了——南京。

其實反對南京的人也不少。

最大的心理疙瘩是“迷信”。

歷史上定都南京的朝代，從東吳到南朝，再到太平天國，大多命不長。

算命先生甚至直說是“王氣已盡”。

在當時那個迷信還沒散干凈的年代，這可是個不小的心理陰影。

再說了，1912年初，孫中山雖然當了臨時大總統(tǒng)，但南京周邊其實還沒完全被革命軍攥在手里，安全系數并不高。

可孫中山和革命黨人最后還是拍板選了南京。

為啥？

頭一個原因，為了洗牌。

北京是舊勢力的老窩，南京可是南方革命黨的大本營。

定都南京，意味著跟清朝那一套舊秩序徹底拜拜，另起爐灶。

雖然南京讓太平天國那場仗給禍禍得不輕，但底子還在，交通和水運的優(yōu)勢擺在那兒。

再一個，這是向現實低頭。

武昌太亂，伊犁太遠，北京太舊。

南京雖然有“氣運”那種玄乎的說法，但它處在南方政局的核心圈，北邊控著淮河，南邊依著長江，進能攻退能守。

照孫中山后來的路子看，他在1921年搞廣州非常大總統(tǒng)府后，一直咬死要北伐統(tǒng)一全國。

南京作為連接南北的扣子，特別符合他以南方為基地、一路向北推的戰(zhàn)略路線。

折騰到最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在南京落了腳。

回過頭再去琢磨1912年這場定都的大爭論，你會發(fā)現，這里頭壓根就沒有那種十全十美的選項。

每一個城市，都有它的甜頭，也有它的苦頭。

伊犁那個方案，代表的是一種極其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

孫中山想用一次傷筋動骨的大搬家，換來國家西部邊疆一百年的太平。

雖然這事兒黃了，但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當我們瞅著“一帶一路”的地圖，看著伊犁河谷成了西部的大通道時，不得不給這位革命先行者的眼光豎大拇指。

他當年想干的“向西經略”，在如今這個時代，其實換了個法子實現了。

而最后挑中南京，則是在理想和現實的夾縫里，選了個最不壞的結果。

它躲開了北京舊勢力的泥坑，避開了武昌的戰(zhàn)亂風險，雖然丟掉了伊犁那個宏大的戰(zhàn)略構想，但好歹保住了新政權落地的火種。

歷史沒有如果。

孫中山先生1925年走了，他沒能親眼瞅見中國真正統(tǒng)一的那一天。

后來，這片土地又經歷了北伐、抗戰(zhàn)、內戰(zhàn)的血雨腥風。

直到1949年，一個新的政權誕生。

這一回，北京成了首都。

那時候的北京，早就不再是1912年那個透著前朝腐朽氣味的老城了。

它有了完善的行政架子、掌控華北的戰(zhàn)略優(yōu)勢，還有足以支撐中央集權體制的軍事鐵拳。

更關鍵的是，那會兒的中國，已經有了一個能掌控全局的強有力中央政府，用不著再靠“遷都”這種激進的法子來證明這塊地盤是我的。

定都這事兒，從來就不只是一次簡單的搬家挪窩。

它是一次權力的重新洗牌，是對國家安全邊界的重新畫線，更是當家掌柜對國家未來往哪兒走的一次深層押注。

孫中山關于伊犁的那個設想，雖然只是歷史長河里的一朵浪花，但它就像一道閃電，照亮了當時中國最軟的那根肋骨，也給后人留下了琢磨不完的味道。

信息來源：

鄧紹輝：《孫中山關于開發(fā)新疆的宏偉計劃》，《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05月27日。

《光明日報》2000年01月01日《中國千年大事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