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一個陰雨的夜晚，臺北陽明山官邸燈火通明。蔣介石抬腕看表，沉聲說道：“他人呢，還沒到？”侍從低頭答“飛機已落松山”。這個“他”正是陸軍副總司令湯堯。

在半個月前，湯堯剛從越南邊境輾轉飛抵臺灣，自認終于脫離戰(zhàn)火。同行者后來回憶，湯一落地便長吁：“總算撿回一條命！”可誰也沒想到，他的劫數(shù)還在后頭。

事情要從渡江戰(zhàn)役結束后說起。華東、華中相繼解放，蔣介石決定把大西南當作“反攻跳板”，讓顧祝同掛西南軍政長官之名，實則“殿后擋門”。然而滇桂已岌岌可危，顧祝同自知兇多吉少，急忙求援。

1950年1月初，顧祝同在臺北連夜給蔣經國打電話，自稱“年近花甲，不堪重負”，暗示另派“忠勇之士”返滇。電話掛斷，他立刻想到方才落腳未穩(wěn)的湯堯——這位跑慣了的老部下再合適不過。

湯堯的履歷并不復雜：黃埔四期，兵器科出身，抗戰(zhàn)時掌管后勤；論野戰(zhàn)，他遠不如杜聿明，論政通人和，更比不上白崇禧?？汕∏∫驗椤翱捎每蓷墶?，才被挑中當替身。

1月10日，國防部第三廳廳長許朗軒登門，“湯副總司令，黨國尚需忠誠，云南缺你不可?！睖珗虺聊季?，只回一句：“成敗在此一行?！彼靼祝@聲令等同“押送”。

14日上午，C-46運輸機掠過澄澈滇池，降落蒙自機場。機場依紅河支流而建，地勢平坦，起降方便，成了蔣介石空運補給的最后窗口。湯堯的計劃是：先穩(wěn)住第八軍與26軍，再伺機北走川康或南竄越南，留一道后路。

此刻的云南局勢卻比他想象的糟糕。盧漢已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宣告起義，滇軍大部倒向人民解放軍，邊縱和陳賡兵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南下。滇南千里山道，被解放軍硬生生走成了“高速公路”。

湯堯仍舊自信。根據他手中的情報，解放軍主力距蒙自約兩千里，山高林密，行軍至少三周。為了給部下打氣，他在蒙自戲院訂包廂，召集師團長聽京戲。臺下鼓樂正響，門外巡邏兵急報：“有共軍！”。臺上鑼鼓未停，臺下將校卻先鴉雀無聲。

15日晚八點，陳賡第13軍37師已摸到機場東側。槍聲突至，探照燈一道道掃射夜空，可跑道上十余架C-47尚未來得及起飛便成火把。幾個飛行員慌不擇路，“轟”地撞進遠處山頭，火光映紅云層。

湯堯驅車趕往機場，半途見公路被切斷，車燈照出前方解放軍黑壓壓的身影，他猛打方向盤往南逃。蒙自守軍失去指揮，少數(shù)潰兵棄槍游散，多數(shù)被當場俘獲。

而此時陳賡已下令三路合圍：中路37、38師正面猛追；南路四野部隊越紅河堵截；北路盧漢起義部隊、云南邊縱自西北壓來。湯堯部隊成了甕中之鱉。

21日拂曉，元江東岸營盤山響起激戰(zhàn)。第八軍教導師和第3師被一掃而空，1700余人陣亡。國民黨第17師怕被追上，竟自毀鐵索橋。后續(xù)部隊只能望橋興嘆。

斷橋成了死結。湯堯帶著42師沿山路南撤，卻又在紅土坡被截。雪上加霜的是，空中補給早已中斷，槍械堆滿彈藥箱卻缺糧缺鹽，軍心一夜飛散。

23日黃昏，逃到石缸廟的殘兵僅余千余人。深夜，解放軍110團趁霧滲透。排長郝珍富帶3班從側翼摸入院落，擲出手榴彈，喊聲震耳：“不許動！”驚魂未定的士兵紛紛舉槍過頂。

次日清晨，俘虜被集中點名。郝珍富盯著人群：最高、最闊的那位正低頭攏大衣。他問：“誰是主官？”無人吭聲。旁人悄聲提示：“看那位頭發(fā)花白的，就是副總司令。”湯堯被當場請出，臉色木然。

押到37師師部后，他第一句話竟是：“能否給我碗熱粥？”飽腹之后便數(shù)落舊部：“若非顧祝同佯稱我熟游擊戰(zhàn)術，哪有今日！”語氣中怨憤難掩。

隨后他要求見陳賡，“我是他黃埔老師，得見面談談。”陳賡聞訊淡淡一句：“教官無恥至此，不必相見?！痹拏骰乜词厮?，湯堯只得閉口。

其后十余年，他輾轉昆明、北京、南京數(shù)處俘管所，1962年9月病逝于功德林，終年六十五歲。檔案上備注“病故”，無從辯解，也無從再逃。

在國民黨高層諸多敗將里，湯堯算得上最“背字”。三次大撤退，三次沒踩點：南京棄城、柳州潰敗、蒙自被圍，每一次都恰逢解放軍突進節(jié)點。有人說他命不好，其實更像被集團利益拋來拋去的棄子。

值得一提的是，顧祝同晚年自撰《孤軍憤》，對湯堯一筆帶過，卻寫下“時勢所迫，各安天命”。陳誠回憶錄里更干脆，連名字都未提。對照之下，這位副總司令的悲涼命運，倒映出國民黨權力斗爭的冷酷鋒刃。

縱觀整起事件，軍事潰敗固然是主因，派系角力卻是催命符。湯堯不懂政治權謀，才會在槍聲停歇的臺灣機場再次被推上火線。逃亡路漫漫，終點卻在囚籠，這份無可奈何，留給后人無窮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