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清明前后的一個陰天，北京西郊華僑陵園里飄著細雨。抬棺儀式剛結(jié)束，親友卻發(fā)現(xiàn)，陳明的骨灰盒里安靜地躺著一本發(fā)黃的書，封面上寫著《我與丁玲五十年》。參加葬禮的老人們面面相覷，隨即會意地點點頭：即便離世多年，丁玲依舊是陳明心中無法磨滅的名字。人們這才明白，這位百歲老人最后一次“宣言”，不是碑文，而是那本回憶錄。

陳明出生于1917年春天，江南水鄉(xiāng)的清晨霧氣氤氳。他18歲只身闖入上海，正趕上國際飯店的霓虹燈第一次亮起。舊上海有著誘人的繁華，也埋伏著租界密探的眼線。1936年，他在閣樓里聽完一場秘密報告，第二天就簽下了入黨志愿書。當時的陳明才十九歲，肩膀單薄，卻認定“該往前沖”。

一年后，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1937年冬，陜北保安的窯洞迎來了一個短暫停留的客人——丁玲，她因《田保霖》等作品名動文壇，又因投身左翼而多次輾轉(zhuǎn)。一位年僅二十歲的上海小伙，第一次站在這位“紅色女作家”面前，緊張得握筆的手心發(fā)汗。那天晚上，燈芯搖晃，延河風聲入夜，丁玲請他幫忙改一份赴前線采訪的計劃，兩人擠在一張土炕上對稿，不知不覺天已見白。師長笑著打趣：“小陳，你可要跟得上丁大姐的思路?！边@一聲調(diào)侃，讓眾人嗅出了不同尋常的味道。

年齡差十三歲，議論隨即傳開。有人悄聲議論：“這段情不靠譜?！倍×崧犚婏L聲，反倒豪氣：“隨他們?nèi)?，說幾年就習慣了！”年輕的陳明被這份豁達擊中，兩顆決心投身革命的心迅速靠近。1942年暮春，他們在藍家坪用兩只搪瓷碗代替戒指結(jié)為夫妻。沒有喜帳，沒有鑼鼓，卻有一份在烽煙里分外耀眼的真情。

新婚沒多久，嚴酷的形勢就給了他們當頭一棒。1943年春，《搶救失足者》報告掀起審干風暴，許多來自國統(tǒng)區(qū)的干部被懷疑、被隔離。陳明、丁玲雙雙“靠邊站”，分別寫自供、跑大會，被迫停止所有文藝工作。那一年，他們只能靠每周一次的秘密探視維系感情。臨別時，丁玲悄聲說：“等風停，我們還要寫我們的書?！标惷鼽c頭，只回一句：“先要活下來。”

1945年日本投降，二人調(diào)往陜甘寧邊區(qū)宣傳部。短暫的安寧讓丁玲重拾筆桿，《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的草稿就在那時初成。陳明則奔波在保衛(wèi)科與出版科之間，幫忙校對、裝幀。有意思的是，丁玲常跟同事打趣：“別小瞧陳明，他打槍不如人，查印刷錯誤卻一查一個準?！?/p>

1950年初入北京，華燈初上，夫妻倆以為終于可以放下背包。誰想到1955年反右風暴起，丁玲再度被推到風口浪尖。陳明站出來替妻子據(jù)理力爭，結(jié)果連黨籍也丟了。“硬撐沒用，跟組織講道理！”有人勸他收手。他擺擺手：“理要有人講，總不能讓她一個人挨?！?/p>

1960年，兩人被送往黑龍江密山農(nóng)場。零下三十度，丁玲抱著熱水瓶給小雞保溫，陳明一鎬一鍬挖凍土打井。夜里，北風呼嘯，炕上一盞馬燈搖晃。丁玲寫下“黑土地上有光”，陳明笑道：“先保住那盞燈油吧?！币痪淝纹ぴ?，讓冰冷的宿舍多了點人味。

1966年起，風浪更急。丁玲再遭批斗，陳明不得不抄寫檢討。連年折騰，夫妻二人換了三處干校。1976年秋，形勢漸緩，他們被允許回京。經(jīng)歷近三十年坎坷，陳明頭發(fā)花白，卻依然每日為丁玲熬粥。他對朋友說：“打不走的不是烏云，是陪伴?！?/p>

1984年10月，中央公布丁玲“忠誠共產(chǎn)黨員”結(jié)論。那天夜里，她把文件壓在枕下，睡得極沉。陳明輕輕撥開紙張，才發(fā)現(xiàn)她笑著流淚。遺憾的是，僅過兩年，丁玲因病離世，終年82歲。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著丈夫的手：“你再親親我，你太苦了?！倍潭淌畟€字，赴湯蹈火的誓言都在里頭。

丁玲走前，曾叮囑陳明“另覓伴侶，別讓孤獨熬壞身體”。1988年，陳明經(jīng)友人介紹認識張鈺，比他小12歲，做過醫(yī)務(wù)工作，性格溫和。一句“人得先把日子過好”，讓陳明點頭。婚禮簡單而溫暖。北京秋陽下，老友們舉杯，感慨世事多舛。

此后二十七年，相敬如賓。張鈺明白陳明心底永遠留著丁玲的位置，從不介懷。2001年陳明兩次腦溢血，張鈺貼身照顧，衣不解帶。她常在耳邊說：“好好活著，書還沒寫完。”陳明醒來第一句話卻是：“回憶錄稿紙還在嗎？”

2016年盛夏，張鈺確診癌癥。治療間隙，她叮囑繼子：“你爸的書稿別丟。”同年冬，張鈺病逝，享年87歲。陳明捧著妻子的遺像沉默良久，隨后把《我與丁玲五十年》的手稿裝訂成冊，自費印刷百本寄給故交，說是“還債，也留念”。

2019年初春，他在病房里對侄子低聲交代：“我走后，把這本書放進我的盒子里，別弄丟?！碑斈耆?，102歲的陳明離世。次年清明，家屬遵照遺愿，將他與張鈺合葬。墓志銘只刻姓名與生卒，唯獨省略了頭銜。骨灰盒中除了老人生前佩戴多年的徽章，最顯眼的正是那本《我與丁玲五十年》。

不少在場者心頭一酸：與后妻同穴，卻把回憶錄留給前塵往事，這究竟是眷戀，還是感恩？答案或許就在書里，也在陳明一生跌宕的軌跡中。一個人在生命的最后選擇了怎樣的陪伴、怎樣的紀念，其實反映了他對整整一個時代的記憶與敬重。陳明以此方式提醒后輩：走過的路、并肩的人、為之奮斗的理想，都值得放進靈柩隨行，因為那些才是生命最沉甸甸的部分，就像他在扉頁寫的那句話——“人世長河，唯真情與信念不可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