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2月19日的傍晚，北京的冬天還帶著刺骨的寒意。中南海里，燈光一盞盞亮起，又一盞盞熄滅。就在這一天，鄧小平走完了九十二年的生命歷程。很多年后，有工作人員回憶起一件細(xì)節(jié)：鄧小平晚年在北戴河辦公時，用過一盞臺燈，那原本是毛主席生前使用過的遺物。這件看似普通的小事，倒像是一把鑰匙，把兩位偉人的精神氣質(zhì)連在了一起，也照出“艱苦奮斗”這四個字在他身上一生一世的分量。

回頭看鄧小平的一生，這盞臺燈出現(xiàn)得很晚，卻把前前后后的經(jīng)歷串成一條線：青年時期的奔波，戰(zhàn)爭年代的吃苦，新中國成立后的自覺克己，到晚年的簡樸生活，都在悄無聲息地印證同一個道理——身居多高的位置，衣食住行可以簡單，但精神上的尺度不能放松。這種尺度，既是革命年代養(yǎng)成的，也是他主動守住的。

有意思的是，了解鄧小平的人越多，提起他時越少喜歡用“偉大”這樣的形容詞，而更愿意說一句很樸素的話：“這個人，真是不講特殊。”看似平常，卻很扎眼。

一、從巴黎街頭到上海弄堂：吃苦是主動選的路

講鄧小平，不太容易繞開他16歲出國那一年。1920年，四川廣安的少年坐上開往歐洲的輪船，去了法國勤工儉學(xué)。那時候，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中國青年，手里沒錢，背后也沒有什么背景，到了巴黎才發(fā)現(xiàn)，所謂“勤工儉學(xué)”，更多時候是“有工才有學(xué)”。

那幾年，他當(dāng)過飯館招待，在碼頭和火車站搬運貨物，搬行李、扛大包，做過清潔工，在街頭清掃垃圾。工作又累又臟，常常干到腿腳發(fā)軟，腰酸背痛?？伤苌俦г?，干完活就抓緊看書、讀材料。有人勸他“這么苦，換個輕松點的差事吧”，他只是笑笑，說了一句大意是“這個年紀(jì)，多吃點苦不算什么”，就又去忙自己的事了。

1922年，他在歐洲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chǎn)黨”，開始真正走上革命道路。回國后沒多久，他就進(jìn)入黨的機關(guān)工作。23歲時，鄧小平擔(dān)任黨中央秘書長，所在地在上海。表面看上去，這是一個前途很不錯的年輕干部，工作地點在大城市，似乎條件講得上“優(yōu)越”。但那時的上海，正處在白色恐怖之中，稍有風(fēng)吹草動，就可能是槍口和手銬。

鄧小平后來回憶說，那時候在上海做秘密工作，“吊起腦袋在干革命”。沒有照相，沒有去過電影院，就連白天出門，都得一遍遍觀察后街角巷口。有兩次，他險些被巡捕盯上，多虧同志反應(yīng)快才脫身。這種日子，不但談不上舒適，甚至連“安全”二字都是奢侈。

從法國到上海，這段路說長不長，卻足夠把一個人對“艱苦”的態(tài)度定下來。是抱怨環(huán)境，還是主動扛事？鄧小平選擇的是后者，而且走得很堅決。

二、太行山上、一碗鍋巴：一輩子都不肯搞特殊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鄧小平擔(dān)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又先后兼任中共北方局代理書記、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那時，他已經(jīng)是可以獨當(dāng)一面的高級指揮員了，手上掌握的部隊不少，戰(zhàn)區(qū)范圍也很大。

1941年前后，日偽軍在華北敵后推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燒光、殺光、搶光，抗日根據(jù)地被壓得喘不過氣。一二九師活動的太行山區(qū)，山高路險，物資極度匱乏，部隊既要打仗，又要想辦法生產(chǎn)自救。鄧小平和劉伯承一起，指揮部隊開展游擊戰(zhàn)、反“掃蕩”，同時搞精兵簡政和大生產(chǎn)運動。說白了，就是邊打邊種，邊防邊建，把剩下的每一粒糧食都用在刀刃上。

多年后，女兒毛毛問他：“您那時在前方，也夠不容易的吧？”鄧小平笑著答了一句：“我沒干什么事，只干了一件事，就是吃苦?！边@話聽著像玩笑，其實意味很重。把幾年的血與汗，輕輕兩個字就帶過去，這種態(tài)度本身，就是老一代革命者的一個縮影。

不搞特殊，是鄧小平身上很突出的特點。有一件小事，說得很細(xì)。

1942年2月，他去沙河縣一個獨立營檢查工作。司務(wù)長聽說鄧政委來了，心里很緊張：哪能讓這么高的首長，和戰(zhàn)士們一起吃小米粥和野菜？他急匆匆跑到食堂一看，沒有白面，只好東借西借，才湊出一升白面，給鄧小平煮了一碗面條。

司務(wù)長端著面條來到營部，心里還挺美，覺得算是盡了心意。鄧小平一看，眉頭馬上皺了起來，拍拍他肩膀，說了一句：“小鬼，你讓我搞特殊化喲，要不得！要不得！”轉(zhuǎn)頭就吩咐：“把這碗面送給重傷員，我自己去食堂吃。”

等他到了伙房，小米粥已經(jīng)盛完，戰(zhàn)士們吃得差不多了，炊事員正用勺子鏟鍋巴。陪同的干部有點過意不去，想領(lǐng)他去別的連隊再打點飯。鄧小平擺擺手：“不必了，小米加步槍是我們的革命傳統(tǒng)，我就吃點小米鍋巴吧！”說完就伸手拿起一塊，邊嚼邊聊。

這不是一時興起，而是習(xí)慣。長征路上，他隨中央紅軍翻山涉水，過草地、走泥潭，饑一頓飽一頓，是常態(tài)。有煙的時候抽兩口，沒有的時候，干脆用樹葉子卷著過嘴癮。戰(zhàn)士們又累又餓，他就跟大家擺“龍門陣”，說起四川回鍋肉、魚香肉絲、辣子雞丁，說得戰(zhàn)士們直咽口水。有人打趣：“政委，你這是故意折磨我們?！彼πΓ言捯晦D(zhuǎn)：“等打完仗，大家有的是機會吃。”說得輕松，卻把一隊又一隊的人，硬是從疲憊里拉了出來。

新中國成立以后，條件一點點好起來。有些人不知不覺就松懈了，開始講排場、要待遇。而鄧小平在這個關(guān)口的選擇，很有代表性。他反復(fù)強調(diào)，要恢復(fù)和發(fā)揚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優(yōu)良傳統(tǒng)。他說得很直白：過去那么多困難的局面之所以能熬過去，根本原因就是干部黨員和群眾一塊吃苦，而不是躲在后面享福。

他特別點名“高級干部要帶頭”，不是一句空話，而是拿自己做例子。

三、一盞臺燈、一座故居：身居高位仍然守住“度”

新中國成立后，鄧小平的職務(wù)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但他對“家”和“自己”的要求，一點沒放松。15歲離開故鄉(xiāng)后，幾十年間再沒有回過老家。戰(zhàn)爭年代沒條件，這容易理解；可到了和平時期，交通、接待都不成問題，他還是堅持不回去。

關(guān)于這一點，女兒毛毛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里寫得很明白：鄧小平不回老家，也不讓子女回去。他認(rèn)為，一旦回去，就免不了興師動眾，地方上要準(zhǔn)備接待，群眾要陪著折騰。“騷擾地方”，是他不愿看到的。他始終覺得，既然是為全國人民工作，就不能搞出一套像封建官員“衣錦還鄉(xiāng)”的做派。

老家的故居條件也很一般，舊屋破舊，設(shè)施簡陋。有人問他：要不要按現(xiàn)在的身份，修繕一下，弄成紀(jì)念性的場所？鄧小平的回答干脆：“照現(xiàn)在樣子原封不動，讓鄉(xiāng)親們繼續(xù)住在那里。”這句話，一下就定了調(diào)。他不愿意把老家的房子變成“政治符號”，更不愿意因為自己的名氣，打亂當(dāng)?shù)厝说纳罟?jié)奏。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說到的那盞臺燈。北戴河是中央領(lǐng)導(dǎo)工作和休假的地方之一。工作人員回憶，那盞臺燈原本是毛主席使用，毛主席逝世后，一直放在那兒。后來因為燈有點矮，光線不太好，人們就在下面墊了一個木頭底座，抬高一點，好用些。鄧小平在北戴河辦公時，就繼續(xù)用這盞燈，一直用到1992年。

從物質(zhì)角度看，這只是一盞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臺燈，換一盞新的，只是舉手之勞。可鄧小平?jīng)]有提過要求，更沒有興致勃勃地去挑什么“更好的辦公用品”。他習(xí)慣于在簡樸的環(huán)境里思考問題、處理大事，對陳設(shè)、擺設(shè)并不上心。對于這盞燈，他心里清楚它曾屬于誰，也心知肚明兩代領(lǐng)導(dǎo)人共同堅持的那種生活態(tài)度。某種意義上說，這盞燈不僅照亮過文件和地圖，也照亮了一個時代干部應(yīng)有的生活尺度。

在工作作風(fēng)上，他同樣堅持“簡”字當(dāng)頭，不講排場，不耍派頭。女兒回憶過一件事：在蘇區(qū)的時候，鄧小平出去工作，經(jīng)常是一人、一馬、一名兼當(dāng)馬夫和警衛(wèi)的戰(zhàn)士，就這么輕騎簡從，在瑞金、會昌一帶來回奔波。那匹馬在長征翻雪山前累死了，警衛(wèi)員也在長征前被調(diào)走。即便后來職務(wù)越來越重要，他也盡量保持這種簡單的配置?？箲?zhàn)時期到解放戰(zhàn)爭期間，他一直沒有私人秘書，許多事親自讀、親自批、親自談。

這種習(xí)慣延續(xù)到新中國成立之后，依舊沒變。他常說，干工作不能一味讓別人代勞，該自己動腦的要自己想，該自己盯著的要自己抓。見到那種表面文章做得漂亮、實際問題卻放在一邊的做法，他往往一句話就點破，態(tài)度相當(dāng)明確。

四、家中不許“沾光”，年夜飯也要想著群眾

鄧小平對自家的要求，和對自己的要求是一致的。無論是早年的伴侶，還是后來成長起來的兒女，他都把“不能搞特殊”掛在嘴邊，更落實在行動上。

早年在紅軍時期，他和金維映在一起生活。金維映身體不太好，也確實比較辛苦，偶爾想吃點好一點的東西。有一次，她生病了，吃不下粗糙的飯菜，特別想吃當(dāng)?shù)匾环N粉干。那時候，這種粉干是支援前線的特需品，縣城附近只有一家粉干廠在秘密生產(chǎn)，供應(yīng)很緊張。金維映知道鄧小平的脾氣，不敢直接講，只好悄悄托人買來吃一碗。

這事很快被鄧小平知道了。他沒有客氣，當(dāng)面就嚴(yán)肅批評她：“人人都像你這樣，還怎么支援前方？不能因為我是縣委書記，就可以搞特殊化。這是不行的，同志！”聽起來有點“不近人情”，但在那種物資極端緊缺的年代，他堅持的就是這個“度”。

等到子女們陸續(xù)長大，他的要求一點沒放松。他反反復(fù)復(fù)叮囑，不能利用家里的特殊身份給自己謀好處，更不能打著他的旗號在外面說話辦事。工作上的事情，他從不讓孩子插手；黨和國家尚未公布的重大決策，他不向子女透風(fēng)，也不允許他們打聽。組織紀(jì)律、保密原則這些詞，在家里不是空概念，而是時時掛在嘴邊的規(guī)矩。

和孩子聊天時，他也會講笑話、講故事，但講得最多的，是革命年代的艱苦，是戰(zhàn)友犧牲的情形，是“先苦后甜”的樸素觀念。聽得多了，孩子們自然明白，他并不是刻意要他們清苦，而是不愿看到“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心態(tài)，更不愿看到他們走上特權(quán)的路。

鄧小平把“想著群眾”這件事，落實得很細(xì)。有一件發(fā)生在1948年大別山的事情，印象格外深。

那年除夕，他隨部隊來到金寨縣一個村莊。小村旁邊有條小河，對岸是金寨縣縣委所在地。他們暫住在村里一處地主大院里。消息傳到對岸，縣委書記趕緊帶著工作人員和慰問品過河來看望這位“重量級首長”。

見面時，大家把帶來的東西一一擺出來：湖北麻糖、花生、羊肉，還有一只雞。按當(dāng)?shù)貤l件，這些已經(jīng)算是很豐盛的禮物了。鄧小平看著桌上的東西，眉頭微微一皺，問：“這些東西哪里來的？”縣委書記回答：“今天是除夕，是群眾慰問的。”

鄧小平聽完，語氣重了幾分：“真是‘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哪！群眾生活夠苦的了，這些東西還給他們！”一句話，讓在場的人心里都“咯噔”一下。

縣委書記急了，馬上解釋說，這個村的地主和大部分群眾都已經(jīng)轉(zhuǎn)移，生活必需品就算想花錢買也買不到。大家提出一個折中的想法：這些東西是不是可以留下，但日后由組織作價補償給群眾？從賬面看，這個辦法似乎有道理。

鄧小平還是搖頭：“不行。正因為要過除夕，群眾也需要這些東西，要全部退還群眾，不要留下?！边@話說得不重，卻不容商量。最后，縣里的人只好把東西帶回去，再過河時，神情都有些復(fù)雜。

人剛走，衛(wèi)士長臉上寫滿不高興：“不拿群眾的東西，買總可以吧？不留下點東西，除夕你們連像樣的晚飯都沒有。”鄧小平聽了，反倒笑了：“不要噘嘴嘛！哪有花錢買慰問品的事？你一定還些什么，拿出來吃嘛！”

衛(wèi)士長只好實話實說：“只有幾個麥餅，又冷又硬，還有一些棗子?！编囆∑揭稽c沒嫌棄：“快拿出來吃，麥餅烤烤，紅棗當(dāng)菜，蠻好的一頓年夜飯嘛！”那頓飯，說起來也就幾個烤熱的麥餅，幾把紅棗。他邊吃，邊給大家講當(dāng)年從蘇聯(lián)回國路上的艱難經(jīng)歷，講夜里趕路、雪地露宿的情形。聽著聽著，戰(zhàn)士們心里那點遺憾也就淡了。

這一晚，1948年的除夕，鄧小平在大別山的一個村子里，用一頓簡單得不能再簡單的年夜飯，把“干部和群眾一塊吃苦”的道理，再一次講得明明白白。

鄧小平一生守著“艱苦奮斗”這四個字，從巴黎街頭到太行山，從紅軍長征到大別山除夕，再到北戴河那盞舊臺燈，線索看似零散，實則緊緊相連。他不喜歡大話，也很少自我標(biāo)榜；他更在意的，是行動在前、要求在先。也正因為如此，他留下的，不只是宏大的歷史篇章，還有一件件細(xì)小而清晰的生活片段。這些片段，經(jīng)得起時間推敲，也足夠讓后人一再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