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常說：“我比老魏大一輪。”現(xiàn)在先生駕鶴西去，再也聽不到這一親切的聲音了。

先生走了，先生之風，山高水長。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遺產。這種遺產，看得見的是他的文章和著述，看不見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

王先生是1948年來到南開任教，我是同年來南開讀書。新中國成立后，我留校工作，幾十年來一直和先生在一起。當時，學習前蘇聯(lián)，系里成立兩個教研組，即中國史和世界史教研組，我們同屬中國史，經常在一起開會學習，研討教學問題。20世紀50年代后期，又一塊走出學校，勞動生產相結合。60年代到鹽山參加“四清”,王先生、楊志玖、楊翼驤兩位先生、一位同學王成彬和我睡在一個炕上，吃著山芋干，過著艱苦的生活。從50年代后期，王先生和我都住在東村，是鄰居。80年代開始，同住在北村一棟樓的同一個門洞，王先生是二樓，我是四樓。天長日久，我們之間建立起深厚的友誼，無話不談，談思想，談學問。談治學之道，也談生活瑣事，說些知心話。“文化大革命”開始，我處于逆境，被打成“牛鬼蛇神”,“再踏上一只腳，永世不得翻身”。歷史系執(zhí)政者下令“任何人都不準和魏宏運接觸、談話”,我已失去生存的空間。在這樣嚴密封鎖下，正直善良的王先生，通過他家的保姆向我傳話：“窗外有人持槍，徹夜監(jiān)視你們，少說話?！边@件事，我是永遠銘記在心的。

王先生在學界享有崇高的榮譽，他治史的執(zhí)著給我們以深刻啟示。他是1936年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第二年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他和楊志玖、孫思白、楊翼驤等，歷盡千辛萬苦，到達昆明的聯(lián)合大學。王先生多次講到，他從長沙到昆明，是參加黃子堅領導的“湘、黔、滇步行團”到達的。西南聯(lián)大時的學習奠定了他成為著名學者的基礎。他選了馮友蘭、劉文典、聞一多、羅常培、湯用彤、魏建功諸名師的講授課程，后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當研究生時，又直接受業(yè)于唐蘭、陳夢家兩位名師，還就教于羅常培、湯用彤、姚從吾、鄭天挺諸師。他的努力成功了，有了廣博的知識，其學位論文《獫狁考》,一舉成名。他和楊志玖、孫思白兩先生特別友好。80年代孫思白先生任職中國近代史研究所，多次來南開，他們三人總是聚集在一起敘舊。我稱他們?yōu)椤氨贝笕堋薄Ｋ麄冊谑穼W領域中的建樹，是源于他們堅強的意志和持之以恒的苦讀。歷史留下了他們的業(yè)績，留下了他們走過的足跡。

作為教師，責任是教書育人，傳道、授業(yè)、解惑。王先生做出了榜樣，他講授秦漢史、《史記》選讀等課程，頗受同學歡迎。課堂講課，深入淺出，常以比喻說明問題。布置作業(yè)，要求非常嚴格。他讓同學寫讀書筆記，談自己的認識。50年代有教學實習，系里組織同學參觀故宮、博物館、房山古猿人遺址，王先生多次領隊指導，我也參加。王先生請賈蘭坡講解，請?zhí)铺m作學術報告，同學們受益匪淺。改革開放時，歷史系建立博物館專業(yè)，我和副校長鄭天挺先生商量，請王玉哲先生擔任這一專業(yè)領導，他欣然應允。創(chuàng)業(yè)一般來說是艱難的，王先生竭盡全力，付出巨大心血，籌劃博物館專業(yè)必備的一切條件。就這樣，這個全國第一個博物館專業(yè)，從無到有，蒸蒸日上。

王先生有一美德，就是在學術上堅持自己的觀點，如他始終認為西周是封建社會。他不從眾。

王先生是位達觀主義者，現(xiàn)實主義者。走進他的生活圈子，你就可以感到他的自信和豁達。50年代，他染有肺病，那時這種病威脅著人們的生命，王先生對此泰然處之，自己練了一套氣功法，從此一直沒有間斷，身體越來越健康。他的家務活做得很地道，很細心、很內行，我常去他家，看到他總是樂觀和從容地對待一切?？鞓肥巧闹c。即使他九十余高齡，不幸絆倒，股骨頭斷裂，仍然堅強地從床上坐起來，撰寫《中華遠古史》。這種精神真是感人之至。

今天，我們懷著無比崇敬之情，思念逝者，其人其事都涌上心頭?？v觀王先生的一生，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非物質資源。我們應繼承王先生優(yōu)良的學術傳統(tǒng)，在歷史領域中孜孜不倦地深入探索，在自己的教學實踐中有所創(chuàng)新。以弘揚我國悠久的歷史文化。

今天，我們心情都很悲痛，難以用言語表達對恩師之情。先生的風范長存，必將永遠在我們記憶之中。

原載魏宏運：《南開往事》,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