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在瑞士達沃斯國會大廳，普拉博沃與特朗普共同簽署《和平委員會憲章》

2月9日，印尼總統(tǒng)府證實，普拉博沃總統(tǒng)已收到美國首次和平委員會峰會的邀請，不過總統(tǒng)府態(tài)度謹慎，表示總統(tǒng)是否出席尚未確定。2026年1月，普拉博沃總統(tǒng)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簽署《和平委員會憲章》，正式加入由美國主導的“和平委員會”。這一決定猶如一顆投入國際輿論場的石子，激起層層漣漪。印尼國內與國際社會對此反應各異，爭議的核心在于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激烈碰撞。印尼政府的決策是在復雜局勢中尋找外交增量的戰(zhàn)略權衡，其背后既蘊含著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機遇，也潛藏著主權讓渡與機制依賴的風險。

印尼的這一決策首先在國內引發(fā)了政治與外交原則層面的雙重拷問。作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巴勒斯坦問題在印尼社會具有極高的敏感性。2026年1月，帕查查蘭大學國際關系學者特庫·雷扎夏發(fā)出警告，若普拉博沃在國際場合與以色列總理同臺，極有可能引發(fā)穆斯林社群的強烈反彈，甚至動搖其政治根基。這種擔憂并非空穴來風，2023年印尼獲阿拉伯聯(lián)盟授權推動巴以和平時，國內就已出現(xiàn)要求政府“更堅定支持巴勒斯坦建國”的呼聲。

與此同時，印尼長期奉行的“不結盟外交”與“自由積極”原則也受到嚴峻挑戰(zhàn)。占碑大學國際法專家阿克巴爾·庫尼亞·普特拉指出，和平委員會的成員結構包括美國、以色列及部分阿拉伯國家，這種構成可能讓外界將印尼視為“倒向美國陣營”，從而削弱其作為全球南方代表的調解者角色。更關鍵的是，該機構被質疑試圖取代聯(lián)合國安理會的沖突解決職能，這與印尼一貫支持多邊主義的外交立場存在根本沖突，仿佛在印尼外交的基石上投下了一片陰影。

盡管爭議重重，但印尼政府的決策并非盲目冒險，而是有著深刻的現(xiàn)實考量。從現(xiàn)實層面看，加入和平委員會為印尼提供了三重機遇。在地緣話語權方面，作為創(chuàng)始成員國，印尼可借助該平臺直接參與中東事務決策，突破傳統(tǒng)上僅作為“觀察員”的角色限制。例如，印尼外交部長蘇吉約諾明確表示，加入委員會旨在推動“兩國方案”落地，確保加沙重建資金流向符合印尼人道主義原則，這無疑為印尼在國際事務中爭取了更多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在經濟利益方面，美國正與印尼談判雙邊貿易協(xié)定，承諾將印尼對美商品關稅從32%降至19%，并購買50架波音飛機。2月9日，印尼總統(tǒng)府表態(tài)，如果普拉博沃總統(tǒng)確認前往美國參加和平委員會峰會，希望不僅只是出席峰會，還能夠簽署印尼與美國之間的關稅談判成果。這種“政治支持換經濟利益”的模式，對亟需吸引外資、發(fā)展制造業(yè)的印尼具有現(xiàn)實吸引力，如同為印尼經濟發(fā)展注入了一劑強心針。在大國平衡方面，印尼通過參與美國主導的機制，可對沖中國在東南亞日益增長的影響力。2025年印尼加入金磚國家伙伴國后，其“東西方橋梁”的定位更加凸顯，加入和平委員會可視為對這種戰(zhàn)略定位的實踐延伸，使印尼在大國博弈中能夠左右逢源。

然而，印尼的“入局”并非沒有代價，和平委員會的運作模式暴露出兩大隱患。決策透明度缺失是首要問題。該機構章程草案顯示，重大決策需經執(zhí)行委員會（由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特朗普女婿庫什納等核心圈層主導）批準，印尼等成員國僅有建議權。這種“美式家長制”結構，可能使印尼陷入“名義平等、實質附庸”的困境，如同被一只無形的手操控著外交方向。退出機制模糊也是一大隱患。盡管普拉博沃強調“將根據成效動態(tài)評估參與必要性”，但和平委員會要求成員國首年繳納10億美元會費以獲取永久席位，這種“付費入場”模式可能增加印尼的沉沒成本，削弱其決策獨立性，讓印尼在退出時面臨巨大的經濟和政治壓力。

面對國內質疑與國際壓力，印尼政府的應對展現(xiàn)了一定的外交智慧。一方面，通過聯(lián)合土耳其、埃及等7個伊斯蘭國家共同加入，稀釋“親美”標簽，強化“代表全球南方利益”的敘事，使印尼在國際舞臺上能夠以更廣泛的利益代表形象出現(xiàn)。另一方面，蘇吉約諾外長反復強調“該機構不取代聯(lián)合國”，試圖在參與新機制與維護多邊主義間劃清界限，向國際社會表明印尼的外交立場并未因加入和平委員會而發(fā)生根本改變。

更關鍵的是，印尼將參與和平委員會定義為“階段性試驗”。普拉博沃近期釋放信號稱，若該機構未能有效推動加沙停火、或被證實為美國單邊主義工具，印尼將“毫不猶豫重新評估甚至退出”。這種“可逆參與”策略，既為印尼保留了政策調整空間，也向國際社會傳遞了“不盲目站隊”的信號，使印尼在復雜的國際局勢中能夠保持一定的靈活性和自主性。

印尼的抉擇，本質上是中小國家在全球權力重構中的典型縮影。它們既渴望通過參與新機制提升話語權，又恐懼被大國博弈吞噬主權；既需要經濟合作實現(xiàn)發(fā)展，又必須維護意識形態(tài)獨立性。在這種矛盾中，印尼的選擇或許不夠完美，但其通過“聯(lián)合入局”“條件參與”“保留退路”等策略，為同類國家提供了在爭議中推進外交現(xiàn)代化的參考樣本。未來，印尼能否在和平委員會中真正發(fā)揮“穩(wěn)定器”作用，而非淪為美國地緣棋局中的棋子，將取決于其能否在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間找到更精妙的平衡點，在國際舞臺上走出一條屬于自己的外交之路。

（作者聞喜系本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