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和六年，也就是公元1124年，北宋戶部拋出了一份賬單，讓后來的經(jīng)濟學者看一眼都覺得后背發(fā)涼。

這一年，大宋朝擁有了驚人的1.235億人口。

別忘了，那年頭既沒有化肥催產(chǎn)，也沒見過雜交水稻，地里刨食能有兩三百斤收成就算燒高香了。

再加上南方那會兒還有一半的地皮屬于荒郊野嶺，這數(shù)據(jù)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這個帝國的土地承載能力，已經(jīng)繃到了隨時會斷的臨界點。

也正是在這當口，北宋的地盤擴充到了極致——280萬平方公里。

這個成績單，直接蓋過了被吹捧上天的唐玄宗李隆基，硬是拿下了兩宋十八位君主里的冠軍。

那會兒的汴京城，滿眼繁華，像是烈火上烹著熱油。

誰能想得到，僅僅過了三個寒暑，這個龐然大物就稀里嘩啦塌了個干凈，還摔出了那個讓漢人痛徹心扉的“靖康之恥”。

后人提起這茬，總是習慣性地指著宋徽宗趙佶的鼻子罵，說他昏聵、敗家、寵信奸邪。

罵得沒毛病，但還不夠透徹。

要是咱們把趙佶當年的決策清單攤開來細看，你會驚訝地發(fā)現(xiàn)，這位背了一千年“輕浮”罵名的皇帝，他做出的絕大部分決定，其實都藏著一套嚴絲合縫的底層邏輯。

甚至哪怕?lián)Q個稍微有點腦子的正常人坐那個位置，面對那種死局，八成也得硬著頭皮走這條道。

等到趙佶把屁股挪上龍椅時，擺在他面前的攤子，早就是一團解不開的亂麻。

從神宗搞熙寧變法那會兒起，大宋朝廷就陷進了一個出不來的怪圈：黨爭。

這可不是簡單的誰對誰錯，而是一場刺刀見紅的地緣政治絞殺。

舊黨的大佬清一色是北方漢子，死活要廢新法；新黨的骨干則多是南方才子，咬死了要推行變法。

幾十年折騰下來，朝廷就沒干過幾件正經(jīng)人事。

神宗想變法，高太后一垂簾聽政就給全廢了；等到哲宗親政，又把新法撿起來，把舊黨往死里踩。

輪到趙佶登場，這哥們兒一開始的想法挺單純：咱們和稀泥吧。

他特意把年號定為“建中靖國”，潛臺詞就是：各位大佬別吵了，各退一步，咱們湊合過日子行不行？

結果咋樣？

兩邊誰都不買賬，掐得更兇了。

政令出了中書省就是廢紙一張，國家機器只能空轉。

這會兒，擺在趙佶面前就兩條路：要么繼續(xù)維持這個半死不活的僵局，要么干脆選邊站隊。

趙佶選了后者。

他大筆一揮改年號為“崇寧”，把蔡京拉了上來，徹底倒向了新黨。

這步棋，被后世噴得最慘。

蔡京那是誰啊？

“六賊”的老大，貪官里的祖師爺。

但在趙佶心里，這筆賬是這么算的：用蔡京，這家伙肯定貪，肯定壞，但至少能讓這個國家“轉”起來。

事實還真就這么回事。

蔡京掌權后，雖說往自己腰包里揣了七成，但好歹給國庫摟回了三成。

北宋的財政收入愣是飆到了9000萬貫（甚至有說法是1.6億貫）。

兜里有了錢，國家機器終于轉動了，辦學校、搞救濟、修工程，全都鋪開了場面。

對于一個急需政績來證明自己屁股坐得穩(wěn)的年輕皇帝來說，你是想要一個清廉但癱瘓的朝廷，還是想要一個貪腐但能干活的政府？

趙佶選了效率。

這筆買賣，擱在當時那種環(huán)境下，還真不能說是算錯了。

腰桿子硬了，趙佶的眼神自然就飄向了那個讓趙家?guī)状硕继Р黄痤^的地方：西北。

在大家的印象里，宋朝當兵的就是軟柿子，誰都能捏一把。

但在那個時間節(jié)點，這絕對是天大的誤會。

趙佶手底下的宋軍，雖說在野地里跟遼國鐵騎硬碰硬有點懸，但要收拾西夏，那簡直是手拿把攥。

怎么打？

既然面對面沖鋒容易吃虧，那就發(fā)揮“鈔能力”。

宋軍在西北邊境玩出了一套“步步為營”的碉堡戰(zhàn)術。

你西夏騎兵不是跑得快嗎？

我不跟你跑，我就修碉堡。

修好一座，戰(zhàn)線就往前推一截。

你拔掉我一座，我有的是錢，轉頭再給你修十座。

這還得配合“經(jīng)濟絞殺”。

西夏那地方窮，全靠賣青白鹽過日子。

宋朝直接把貿(mào)易線給掐斷了，嚴查走私，誰敢倒賣西夏鹽超過十斤，直接掉腦袋。

緊接著宋朝自己搞專營，雖說把老百姓坑苦了，但確實把西夏的財政給搞崩盤了。

這一套組合拳打出去，效果那是立竿見影。

到了宣和年間，趙佶派童貫拿下了橫山，西夏連最后一道天險都丟了。

要不是后來出了岔子，西夏亡國也就是個早晚的事兒。

這讓趙佶產(chǎn)生了一種極其要命的錯覺：大宋兵強馬壯，我是個中興之主。

正是這種錯覺，直接推著他做出了那個把大宋送進墳墓的終極決定。

恰好那時候，東北亞那嘎達亂套了：一幫叫“女真”的野人，居然把大宋怕了一百多年的遼國按在地上摩擦。

機會這不就來了嘛。

換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趙佶，看著那個霸占燕云十六州幾百年、欺負了你祖宗一百多年的遼國快斷氣了，你會咋想？

有人事后諸葛亮，說這就是“唇亡齒寒”，不該聯(lián)金滅遼。

這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在當時的情境下，趙佶腦子里的邏輯鏈條特別清晰：

第一，拿回燕云十六州是祖宗的遺愿，辦成了就是千古一帝，能跟秦皇漢武扳手腕。

第二，遼國連咱們的碉堡戰(zhàn)術都啃不動，女真人就算再猛，難道牙口還能比遼國好？

第三，如果不趁現(xiàn)在動手，等金國把遼國吃干抹凈了，燕云十六州照樣拿不回來。

于是，海上之盟簽了，宋金聯(lián)手，準備夾擊遼國。

這盤棋推演起來，似乎每一步都走到了點子上，可偏偏漏算了一個致命的變量：宋軍真實的戰(zhàn)斗力，到底是個什么成色？

這事兒還得從方臘起義說起。

宣和二年，方臘在南方鬧事。

趙佶嚇了一跳，趕緊把正在西北打勝仗的童貫調(diào)到南方。

童貫表現(xiàn)得簡直像個戰(zhàn)神，急行軍兩千里，不到半年就把方臘給滅了。

這一下子，趙佶的自信心更是爆棚：內(nèi)能平叛，外能拓土，我大宋軍隊優(yōu)勢很大??！

可誰知道，當童貫帶著這支剛剛滅了方臘的“勝利之師”北上伐遼時，遮羞布被一把扯了下來。

面對已經(jīng)被金國打殘、只剩一口氣的遼國殘部耶律大石，20萬宋軍居然被打得尸體堆成了山。

這一仗，把大宋的底褲都給輸沒了。

北邊的金國人原本還對大宋存著幾分敬畏，一看這陣勢，立馬看懂了食物鏈的順序：女真打遼國像打狗，遼國殘兵打宋軍像打狗，宋軍打方臘像打狗。

那方臘得是個什么水平？

當站在食物鏈頂端的獵手發(fā)現(xiàn)對手其實是個虛胖的胖子，接下來的劇本，想不發(fā)生都難。

話雖這么說，即便到了金兵南下的時候，北宋其實也不至于死得那么快。

金軍頭一回南下，西路軍被堵在太原動彈不得，東路軍在汴京城下也啃不動城墻，最后只能拿著錢撤退。

真正把北宋送上絕路的，不是敵人的刀太快，而是刻在趙家皇室骨子里的基因缺陷。

這個缺陷叫“恐武癥”。

當年高粱河車神趙光義，全軍還在死戰(zhàn)呢，他先跑路了；后來的宋真宗，在澶州前線，明明形勢一片大好，是被宰相寇準逼著才勉強沒跑。

傳到趙佶這一代，這個基因變異得更離譜了。

趙佶是宋神宗的第十一個兒子。

按照接班的規(guī)矩，怎么輪也輪不到他。

所以，他從小受的教育里，壓根就沒有“治國理政”這門課。

史書上記得明白，直到哥哥宋哲宗即位，趙佶封了端王，都14歲了，才被允許“出就傅”，也就是去上學。

一個藝術天才，一個政治巨嬰，被命運硬生生按在了火山口上。

他信了一個叫郭京的騙子，說能撒豆成兵，用“六甲神兵”退敵。

結果就是宣化門大開，金兵一擁而入，汴京陷落。

2億人口，280萬平方公里疆域，幾輩子攢下的財富，最后都成了那個冬天最昂貴的陪葬品。

回過頭看趙佶這一輩子，他其實一直在做“聰明”的決策。

為了解決黨爭，他選了獨裁的蔡京；為了解決邊患，他選了經(jīng)濟戰(zhàn)和碉堡戰(zhàn)；為了收復故土，他選了聯(lián)金滅遼。

每一項決策，在當時看來，都有它的道理，甚至可以說是那個局面下的最優(yōu)解。

但這些局部最優(yōu)解疊加在一起，卻導致了全局的大崩盤。

為啥？

因為他所有的決策，都是建立在一個虛假的繁榮之上。

他以為蔡京弄來的錢是國富，其實是民窮；他以為童貫打的勝仗是兵強，其實是對方太弱。

當潮水退去，裸泳的不光是趙佶，更是那個為了防范武將造反、不惜自廢武功一百多年的大宋體制。

所以，與其說北宋亡于昏君，不如說亡于一種精致的平庸。

這種平庸，在盛世時能維持體面，一遇到真正的風暴，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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