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5月，時年51歲、正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訪問的中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吳有訓先生，一連接到幾封從國內發(fā)來的加急電報，措辭一封比一封嚴厲，要求他盡快回國。迫于無奈，吳有訓只好于10月打點行裝，匆忙登船返國。

剛到南京，蔣介石就迫不及待地要吳有訓再度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而兩個月前，吳有訓剛剛在美國辭去了中大校長之職，故以健康為由，堅辭不就，賦閑在家。

一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杭立武忽然來到吳先生家中，取出一大堆銀元和金圓券放在桌上，急切地說：這些錢先解燃眉之急，如不夠，還可再說，并特意補充道，蔣委員長非常掛念你的安危，找你找得好苦，讓你一定隨他去臺灣。

杭立武臨走時留下了家中電話和住址，并且反復叮囑吳有訓，什么時候想走就給他打個電話，他會立即辦理接運手續(xù)。

此時，中共地下黨也得知了這個消息，于是急忙派人和吳有訓聯系。吳素來對中共有好感，于是被地下黨秘密轉移到了上海，住址保密且時常更換，并囑咐他深居簡出，不要接待任何可疑的來人。

就這樣，在解放戰(zhàn)爭炮火聲中，吳有訓度過了膽戰(zhàn)心驚的幾個月。

到了上海不幾日，有一天，吳有訓在收聽國民黨中央電臺廣播時，突然聽到女播音員字正腔圓地口播一則尋人啟事：“吳有訓先生，你在哪里？聽到廣播后請你馬上啟程赴廈門，那里有人接你……”

這則尋人啟事一連播送了好幾遍，而且之后的每天都能聽到這個廣播找人，一直持續(xù)到廈門被解放軍占領。

史載，廈門解放的時間是1949年10月17日，也就是說，這則廣播找人從春到秋，持續(xù)了五個月。

不知道吳先生當時避居在上海，每天聽到他為之效力了二十二年的政府行將敗退之時的苦切尋找是什么感受？當我看到這里時，內心竟升騰起一種莫名的感動。

1948年的這個政權，不管它此前有多少過錯，不管它曾對它的國家和人民犯下多少罪孽，但此時它敗退了，盡管你可以說這種敗退是咎由自取，但無論如何，它在兵敗如山、倉皇辭廟之前，還知道這個世界上除了黃金、權力、美人之外，還有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文物和知識分子。

文物是死去的知識，知識分子是活著的文物，兩者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系。而一個政權，盡管它的軍隊、它所仰賴的官僚體系早已徹底朽壞，貪污成風，賄賂公行，但它在自顧尚且不暇之時，沒有將它的知識分子和祖先留下的寶貝丟給敵方和瓦礫，而是盡其可能地想盡辦法護送到它的臂力能夠保護到的地方，這說明在這個政權的核心價值觀里，有某些超越世俗的東西，那就是對文明的敬畏，對人類智慧凝結而成的或死或活的文物的虔誠守望，而從本質上講，守望文明，就是守望高過諸天的上帝賦予人類的屬靈品質。

正是有了這種守望和敬畏，才使得一個民族幾千年來歷經無數兵燹禍亂而文脈不斷，才使得一個種族的先知用生命和鮮血積淀下來的精神之花沒有徹底死在腐敗的政治中，而是像神燈一樣照耀著它的子孫。

1938年，西南聯大教授合影，左起周培源、梁思成、陳岱孫、林徽因、金岳霖、吳有訓

146天的電波召喚并沒有挽回吳有訓先生對那個腐朽政權的信心，他決定留下來，迎接一個新時代的到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吳有訓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職位僅居聲名卓著的郭沫若之下。

“文革”期間，吳有訓雖未受到沖擊，但他的許多科學同道都被圈進牛棚或身陷囹圄，尤其是他曾經最重要的伙伴葉企孫因“特務案”被捕入獄，更令他倍感傷心。出獄后，葉先生孑然一身，貧病交加，流落街頭。一單位職工因探望葉先生而受到 “專政”，親朋好友也因懼怕禍延自身，不敢與其接近。吳有訓知道后，偕夫人至中關村街頭尋找，終于有一天在街角碰見。他緊緊握住老友的手，欲語淚先流。二人對視良久，哽咽無語。他掏出一疊錢塞給葉企孫，然后默默地離開。

不知道在和老伴回家的路上，面對著滿街激昂慷慨的廣播喇叭，他有沒有想起二十年前那場持續(xù)了146天的廣播找人？

吳有訓（1897年4月26日—1977年11月30日），字正之，江西宜春高安人，物理學家、教育家，中國近代物理學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稱為中國物理學研究的“開山祖師”，他的學生包括王淦昌、錢偉長、錢三強、朱光亞、鄧稼先、楊振寧、李政道、黃昆等。 選自狄馬著《五十九年前的“廣播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