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們說說行政級別與資源配給。按照經濟學家張五常的觀點，國家的資源配給大致有三種方式，其中兩種最為常見。一種是價格機制，也就是按私有產權分配，一種是等級機制，就是按照等級分配。西方經濟學通常認為，市場，也就是價格機制是最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方式。但事實上，在真實世界中，價格只是配置資源的手段之一，甚至不是主要手段。比如你乘坐的城市公交定價，去醫(yī)院看病的診療費用，免費的博物館……一個人周圍的很大一部分商品或服務的價格都不完全由市場定價。聶輝華認為，從古至今，“等級制度”都是一種非常重要而普遍的資源配置手段。原因有幾個：等級制度是一種比較明確的規(guī)則，不容易有歧義和模糊地帶，易于操作，而等級是在較長時間內產生的，比較穩(wěn)定，不容易突變，在等級機制中高等級者會傾向于維護制度的執(zhí)行。

我們從城市來看。北京市、杭州市、福州市、無錫市、江陰市，聽起來都是市，實際上它們屬于城市的五個等級。北京市是直轄市，國內有4個，屬于省部級城市。杭州市屬于副省級城市，有15個。福州市是普通省會城市。無錫市屬于地級市，行政級別屬于廳級。江陰市屬于縣級市。這五個層級構成了城市金字塔。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副省級城市和省會城市。15個副省級城市中有5個不是省會城市，比如大連、深圳、廈門。這也意味著在一個省里，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之間的關系比較微妙。廈門是副省級城市，而福州是省會城市。但是一般省會城市的領導都會高配于它的實際級別，往往由省委常委兼任。也就是雖然一般省會城市是地級市，但是黨委一把手是副部級官員，因為省委、省政府和下屬機構都在省會辦公，如果省會城市的一把手沒有較高的政治級別，很難協調省級機關，從而無法履行屬地管理的責任。

對城市金字塔的研究，讓聶輝華得出一個結論：人隨著資源走，資源跟著級別走。稀缺的公共資源通過行政級別來分配，粗略來算三種重要資源。排在首位的就是財政撥款。在中央-省-市-縣-鄉(xiāng)的五級財政體制下，撥款由上往下層層下撥，下級政府的財源往往被上級政府截留。書中一個基層官員的“吐槽”描述了這個過程。假如中央撥了一百億給省里，省會城市和副省級城市就要拿走一半，剩下50億，還有10個地級市要分，就算平分，每個地級市的到手資金也就5億，市轄區(qū)通常會拿走一半，剩下2.5億分配給其他10個縣，每個縣到手2500萬。100億的財政資金聽起來很大，但是基層的每個縣只能拿到400分之一。第二，大學的分布。全國有116所211大學和39所985大學。其中985大學絕大部分位于副省級以上的城市，只有4所位于普通省會城市。北京作為首都，211和985大學分別占了五分之一。對于一座城市來說，好的大學不僅提供了大量的優(yōu)質畢業(yè)生，還有強大的科研能力，大型國企的產研型項目通常會找優(yōu)質大學合作，又會對城市的產業(yè)升級和轉型帶來新的可能。第三，但也很重要的資源，那就是優(yōu)質醫(yī)療資源的分布。全國三級甲等醫(yī)院總數不超過2000家，從城市分布上看，行政級別高的城市匯集的三甲醫(yī)院最多，比如北京和上海，集中了中國醫(yī)療資源的頂配。副省級城市，如廣州、沈陽、武漢、成都的三甲醫(yī)院的集中度也遠高于其他地級市。絕大多數省會城市集中了全省50%-80%的三甲醫(yī)院數量。醫(yī)療資源越豐富的地區(qū)，當地居民能獲得的醫(yī)療服務越好。好山好水好空氣的偏遠城市，不如好醫(yī)院能直接影響到當地居民的平均預期壽命。

行政級別跟資源的關系，經過長期的熏染，早已滲透在社交文化中，即使在非公務招待的座次排位中，也往往會參考在座諸公的級別大小。民間聚會中互相推讓主位，各自拉扯，狀似“妖精打架”，是尊重對方的表現，以主位為核心，扇形分布座次，用的也是仿照級別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