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中旬，皖南的冬天冷得刺骨。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這會兒正趴在警衛(wèi)連副連長李甫帶的背上。

他受了重傷，腿腳動不了。

眼下的局勢，就像個死結(jié)。

前頭是國民黨軍鐵桶一般的包圍圈，后頭是自己這個沉重的累贅。

這筆賬，袁國平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是賴在戰(zhàn)士背上不下來，那就是兩條命一塊兒搭進去——要么一塊兒死，要么一塊兒當俘虜。

他早年間撂下過狠話：“哪怕手里有一百顆子彈，九十九顆那是給敵人的，剩下最后一顆，那是留給自己的。

咱這輩子，絕不當俘虜?！?/p>

眼瞅著，這最后一顆子彈該派上用場了。

趁著李甫帶不注意，他把兜里僅剩的幾塊大洋和一本筆記塞了過去——這是他能交的最后一次黨費。

緊接著，槍聲響了。

這一年，袁國平剛滿三十五歲。

大伙都知道他是新四軍里的頂梁柱，可沒幾個人留意到，這個架著高度近視鏡、一臉書生氣的男人，實際上是咱們軍隊政治工作的“開山鼻祖”。

論起資歷，連后來的羅榮桓元帥、譚政大將都得排在他后頭。

原本是個拿筆桿子的讀書人，咋就在這就玩命的戰(zhàn)場上，練就了這么一副鐵石心腸？

這事兒，還得從他早年間那兩次決定生死的關(guān)口說起。

頭一回大考是在1927年，那時候革命簡直到了至暗時刻。

南昌起義沒成，隊伍散了；廣州起義緊跟著也敗了，領(lǐng)頭的張?zhí)滓矝]能幸免。

當時的爛攤子是：兵找不著將，將找不著兵。

花縣一所小學的操場上，稀稀拉拉聚著從廣州撤出來的殘兵敗將，滿打滿算一千二百號人，手里攥著一千一百條槍。

這幫人就像沒頭的蒼蠅，心里都沒底。

擺在眼前的路就兩條：

頭一條，把槍分了，領(lǐng)點路費，各回各家。

這在當年那是潰軍的老套路，既能保住小命，也合情合理。

第二條，把這群來自五湖四海的散兵游勇重新捏合起來，接著干革命。

但這活兒太難了，沒點真本事根本鎮(zhèn)不住場子。

袁國平愣是選了這第二條難走的路。

他和葉鏞、徐向前站了出來。

就在那個操場上，他們把這一千多號人重新歸攏，扯起了“工農(nóng)革命軍第4師”的大旗。

袁國平先是干參謀長，后來又挑大梁當了黨代表和書記。

這可不是簡單的湊人頭，這叫“回爐重造”。

為了給這就隊伍注入魂魄，袁國平干起了老本行——辦報紙。

在那種吃了上頓沒下頓的游擊圈里，他硬是搗鼓出了油印的《紅軍生活》和一本叫《造反》的土雜志。

為了給大伙提氣，他還專門找老同學賀淥汀（后來寫《游擊隊歌》那位大咖）寫了首《暴動歌》。

現(xiàn)在回頭看，這步棋走得那是相當險，但也準得驚人。

這支紅4師后來在海陸豐死磕，雖說傷亡不小，可好歹把革命的火種給護住了。

要是當初沒這股子勁頭，這一千多號人早就成了歷史書里的灰塵了。

第二回關(guān)鍵抉擇，發(fā)生在1938年。

那會兒全面抗戰(zhàn)打響了，南方的紅軍游擊隊改編成了新四軍。

毛主席親自點將，把袁國平從延安調(diào)到皖南，讓他去當新四軍政治部主任。

主席對他那是相當看重，專門給項英發(fā)電報說：這人政治上打得開，經(jīng)驗也足，能獨當一面。

可等他到了皖南一瞅，頭都大了。

新四軍是咋來的？

那是南方8個省、14個山頭的游擊隊拼湊起來的。

這幫兄弟打仗那是真豁得出去，可長期散落在山溝溝里，誰也不服誰，山頭主義嚴重，腦子里壓根沒啥政治概念。

說白了，架子是有了，魂兒還沒歸位。

這節(jié)骨眼上，不少人嚷嚷著要抓軍事訓練，畢竟槍桿子硬才是硬道理。

袁國平偏不信這個邪，他算了一筆更長遠的賬。

“建軍必須建人，建人必須建腦?！?/strong>

在他看來，光有槍沒腦子，那是占山為王的土匪，成不了鐵打的軍隊。

為了“換腦子”，他把延安抗大的那一套搬到了新四軍。

辦《抗敵報》、搞畫報，自己親手寫《新四軍政治工作十講》當教材。

最有意思的是他的“掃盲”怪招。

這招看著像是務虛，其實最務實。

在那種苦得掉渣的環(huán)境里，能撐著一個人走下去的，往往不是槍法準不準，而是心里的信念滅沒滅。

后來陳毅老總都夸他：“國平搞宣傳鼓動，那是真有一套?！?/p>

他和陳毅他們一塊兒弄出來的《新四軍軍歌》，到現(xiàn)在聽著還讓人熱血沸騰。

這就是“建腦”的威力。

不過，這世上沒有白做的選擇，每一步都得付出代價。

袁國平付出的，是他的家。

他骨子里是個重情重義的人。

萬一能活著回來，再跟阿母重逢，那得多快活?。　?/p>

可革命的殘酷，容不下這點兒溫情。

長征那會兒，他的戰(zhàn)馬經(jīng)常馱著傷員，而他的媳婦邱一涵，一個裹過小腳的女同志，愣是用那雙三寸金蓮，一步一步丈量完了二萬五千里。

更讓人揪心的是他的孩子們。

因為戰(zhàn)火連天，他根本顧不上，只能把三個娃送回老家。

結(jié)局慘得讓人沒法聽：大閨女才13歲就被迫給人當了童養(yǎng)媳；小閨女兩歲時候又病又窮，還沒長大就夭折了；兒子袁振威才八個月大就被送人，一度只能牽著瞎了眼的奶奶去要飯活命。

這種犧牲，咱普通人想都不敢想。

但在袁國平的賬本里，這是一筆為了理想必須掏的成本。

他在給親哥的信里寫得決絕：“愿將頭顱拋原野，不隨池流逐濁波?！?/strong>

1941年的那一槍，是他這輩子最后一次兌現(xiàn)自己的諾言。

后來王首道給他寫的挽聯(lián)里有兩句話說得特別透：“首義南昌，發(fā)展紅軍豐功在；抗敵江南，堅持革命壯志存?！?/p>

這不光是夸他的功勞，更是對他這一輩子那些艱難抉擇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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