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56歲的母親用手背擦去淚水，凝視著屏幕上那些已腐爛的面孔，內心備受煎熬：一方面渴望知道自己最小的孩子遭遇了什么，同時又害怕他可能就在以色列根據(jù)美國斡旋的停火協(xié)議交還的死者之中。

自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發(fā)動致命襲擊、戰(zhàn)爭開始以來，成千上萬的加沙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尋找失蹤親人的信息。

為了尋求一個了結，哈娜再次回來仔細查看屏幕上的圖像。

“這孩子是我的一部分，”哈娜告訴媒體，她指的是18歲的奧馬爾。去年六月，奧馬爾和他的一個表兄弟阿拉一起去查看他們在加沙北部賈巴利亞難民營的家園廢墟時失蹤了。奧馬爾是一名高中生，是他七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

“每個孩子對家庭來說都是寶貴的，但我的兒子是我的一部分，”她補充道，淚水順著臉頰流下，她走向停尸房。

這家人聯(lián)系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和幾個人權組織，試圖查明奧馬爾和他表兄弟的下落，但都無濟于事。

哈娜說，等待的過程令人心碎。

“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囚犯，還是他們（以色列人）殺了他們并帶走了尸體，或是把他們的尸體和他們分批釋放的那些尸體一起扣押了。”

“我們就像在幻境中奔跑，我們什么都不知道，”哈娜說，然后陷入沉默，仿佛在努力平復呼吸。

自從以色列開始通過凱雷姆·阿布·薩利姆（凱雷姆沙洛姆）過境點向加沙歸還巴勒斯坦人遺體以來，哈娜已成為數(shù)百名在醫(yī)院和接收點之間奔走、尋求親人命運線索的家屬之一。

最近一批遺體于2月4日抵達。加沙衛(wèi)生部表示，已收到以色列通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移交的54具遺體以及66個裝有遺骸的箱子。

這些遺骸被運抵加沙城的希法醫(yī)院，醫(yī)療和技術團隊在那里開始初步檢查和記錄，然后才將其展示給家屬進行可能的辨認。

這些遺體是根據(jù)美國斡旋的2025年10月以色列與哈馬斯之間的?；饏f(xié)議歸還的，該協(xié)議規(guī)定，每15名巴勒斯坦人的遺骸將交換一名在加沙被扣押的以色列人的遺體。

根據(jù)“國家收回烈士遺體及披露失蹤者命運運動”的數(shù)據(jù)，截至上個月，以色列當局仍在所謂的“數(shù)字墓地和停尸房”中扣押著超過770具巴勒斯坦人遺體。

哈娜的痛苦并不僅限于查看巴勒斯坦人遺體。她還會不時查看以色列釋放的囚犯名單，聯(lián)系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試圖確認她兒子的名字是否出現(xiàn)。

“天啊，紅十字會都記住我和我的聲音了，因為我打了太多電話詢問。他們告訴我：‘姐妹，上次打電話的不就是你嗎？’我告訴他：‘是的，兄弟。請原諒我，這由不得我。’他很同情我，”她說。

盡管付出了艱辛的努力，關于她兒子的命運仍然沒有確切的答案。

“作為一個母親，我的心希望我的兒子還活著。但我自己也做好了最壞的準備，可即便是這種心理準備也毫無結果，”哈娜說。

哈娜說，最艱難的部分不僅是失去，還有她以及數(shù)百個仍在尋找親人的其他家庭成員所經歷的困惑和迷失狀態(tài)。

“他們?yōu)槭裁醋屛覀冞@樣迷失？我們不知道他們去了哪里，也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如何，”她說。

另一個陰郁的方面是目睹以色列軍方歸還遺體時的“可憐狀況”?！八刑卣鞫纪耆谎诼窳耍疑踔翢o法分辨我兒子的特征?！?/p>

哈娜說，她相信這種損毀是“故意的”，目的是增加巴勒斯坦家庭的痛苦。“就好像他們想讓我們終生悲傷……為我們的孩子無盡地哀悼，”她說著，淚水不止。

“我兒子失蹤時正值青春年華，像一朵花。他當時正準備和他的表兄弟一起參加高中考試。他們做了什么，讓他們就這樣消失了，而我們直到現(xiàn)在還不知道他們的命運？”

自2023年10月戰(zhàn)爭開始以來，以色列扣押遺體的命運已成為沖突中的一個核心人道主義和法律問題。以色列不公布其扣押的、附有姓名的統(tǒng)一遺體名單。

根據(jù)紅十字會的聲明，自2023年10月以來，它已“協(xié)助將360具巴勒斯坦人遺體轉移到加沙”，支持移交了195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員（包括35名死者），并歸還了3472名活著的巴勒斯坦囚犯。

據(jù)衛(wèi)生部稱，只有99具歸還的巴勒斯坦人遺體得到了明確辨認。其余的仍未確認身份或仍在進行辨認程序。

該部表示，一些尸體顯示出頭部和胸部的槍傷、彈片傷、顱骨和四肢骨折，此外還有高度腐爛——這些都極大地增加了法醫(yī)鑒定的難度。

哈娜呼吁國際組織進行干預，幫助像她這樣悲傷的家庭確定他們孩子的命運。

“我們無法平靜下來，心理上或社交上都無法穩(wěn)定。我們承受著巨大的心理壓力，”她說。

“他們徹底翻耕了土地，挖掘墳墓，用設備和測試尋找以色列人的遺體。但我們的孩子，卻無人問津。這符合什么邏輯？”

在加沙的法醫(yī)部門，一個小團隊在缺乏“確定性確認”工具的條件下承擔著這一沉重負擔，讓工作人員和家屬陷入巨大的疑慮之中。

衛(wèi)生部遺體及失蹤人員檔案負責人艾哈邁德·阿布·塔哈告訴媒體，最近有120具尸體通過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抵達加沙。有些是完整的，而另一些則只是骨頭碎片和其他人體遺骸。

在這120具中，只有兩具遺體被辨認出來，而且即使是這兩具也并非科學上確鑿無疑。

阿布·塔哈說，在加沙被摧毀的醫(yī)療體系中，無法進行DNA分析、法醫(yī)人類學和法醫(yī)牙科學等“確認性”檢測，這意味著只能進行“推定性”檢測，而這種檢測精確度較低。

“步驟從推定性檢測開始——查看識別標記、衣服、性別、估計年齡、識別截肢或紋身等特征……然后進入確認性檢測。但不幸的是，在加沙我們只有推定性檢測。”

他補充說，這種類型的檢測“容易出現(xiàn)許多錯誤”，包括錯誤識別。

阿布·塔哈說，最痛苦的是“錯誤”對那些絕望等待尋找失蹤孩子遺體的家庭造成的影響。已經記錄到多次錯誤識別的情況，給許多巴勒斯坦人帶來了震驚并重新揭開了傷口。

阿布·塔哈講述了一個深深影響了他的故事，說明了在缺乏準確DNA檢測的情況下，家庭所遭受的心理和情感傷害。

“有一次，一個家庭的成員前來，指認一具尸體是他們的兒子。他們提供的證據(jù)與尸體非常吻合。法醫(yī)團隊檢查后發(fā)現(xiàn)了相似之處，確實將尸體交給了那個家庭?！?/p>

悲傷的親屬們完成了接收遺體的正式手續(xù)，取得了死亡證明，然后進行了葬禮儀式和安葬。他們宣布舉行守靈儀式接待吊唁者。

但震驚的是，就在安葬僅僅兩天后，另一個家庭提供了更具決定性的證據(jù)，表明死者屬于他們。

阿布·塔哈說，這種令人痛心的事件在加沙被圍困的醫(yī)院內已經多次發(fā)生。

他呼吁國際社會進行干預，向以色列施壓，允許身份識別設備和DNA檢測工具進入加沙，這是一個倫理和人道主義問題，旨在結束那些努力辨認親人并給予他們體面安葬的家庭的痛苦。

“遺體檔案不僅僅是一個數(shù)字問題，”阿布·塔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