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從何時開始，代表權威的“專家”成為了貶義詞，“胡說八道”的言語常常讓群眾人心惶惶。

但卻有這樣幾位專家，雖然看似“不靠譜”，經(jīng)常在央視的節(jié)目是“大放厥詞”，“忽悠”觀眾，可觀眾卻對他們深信不疑，熱度不降反升。

那么這樣幾位專家究竟是誰呢？他們又說出怎么樣的“驚人言語”呢？

很多人認識張召忠，是從他那些被全網(wǎng)當段子的視頻開始的，比如“海帶能纏潛艇”“霧霾能影響激光”，當年大家覺得他在胡說八道，還給他貼上“相聲式軍事評論員”的標簽。

換句話說，他說法夸張，但背后并非完全沒依據(jù)，只是用更容易傳播的方式講出來，真正讓他被很多人稱為“戰(zhàn)略層面高手”的，是2009年前后那次公開表態(tài)。

那時候中國五代機的研發(fā)項目，保密級別特別高，屬于碰不得的敏感工程，國內外各方都死死盯著它的研發(fā)動靜，一點進展都不想放過，而美國的 F-22 已經(jīng)形成壓倒性優(yōu)勢。

面對媒體追問，中國到底有沒有殲-20、什么時候能搞出來，張召忠在鏡頭前擺出非?！皩嵲凇钡目谖?，反復強調“殲-20沒影”“按我們水平還得一二十年”“甚至未必能成”。

這段話在當時等于給外界遞了一份“權威悲觀評估”，聽起來像是在長對手志氣、滅自己威風。

但從結果看，這種說法客觀上起到了迷惑作用：對手會據(jù)此判斷中國短期內不具備挑戰(zhàn)能力，從而在投入和規(guī)劃上更大膽地收縮。

等到想把F-22的生產線、工裝、供應鏈再拉起來，現(xiàn)實障礙巨大：生產體系已經(jīng)散掉，重建代價極高，時間窗口也錯過了。

因此，支持者認為張召忠那次“唱衰”，表面看是被嘲笑，實際是在公開場合主動制造認知偏差，替國家爭取發(fā)展時間。

別人笑他不懂，他卻把“示弱”講得像真的一樣，讓對手放松乃至誤判，正如網(wǎng)友所感慨的那樣：“他用最溫柔的謊言，騙過了最兇惡的敵人，卻唯獨沒有騙過自己的赤誠。”

如果說有人負責對外放煙霧彈，那艾躍進更像是在國內把一些人“自我麻醉”的想法強行打斷，那幾年，網(wǎng)絡上很流行把西方當標準答案，很多人動不動就否定自己、崇拜別人。

南開大學的艾躍進在這種氛圍里走了相反路線：他講課不迎合、不溫和，重點不放在漂亮話，而是反復提醒學生國際政治的本質是實力對抗、利益競爭，別把世界想得太講道理。

他最出名的一句話是“尊嚴只在劍鋒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內”，聽上去很沖，但他的意思并不是鼓動好戰(zhàn)，而是用歷史教訓提醒大家：沒有足夠的防衛(wèi)能力，再多的愿望、再多的善意，都可能換不來安全。

他會拿近代屈辱史、戰(zhàn)爭賠款、列強侵略這些例子講“落后就要挨打”的邏輯，也會提醒別把經(jīng)濟增長等同于必然和平。

他常用的論證是：一些國家并不是因為“太壞”才被打，而是因為在關鍵時刻沒有讓對手付出代價的能力；你退讓得再多，也不一定能換來放過。

網(wǎng)絡上爭議最大的，是他那句常被截取傳播的“滅掉日本”，很多人只看字面，就給他扣“極端”“民粹”的帽子。

但完整語境里，他更多是在做極端表達來刺激聽眾，讓大家從“永遠和平、永遠合作”的幻覺里醒一醒：面對潛在威脅，至少要有最壞打算和足夠威懾。

他強調的是心理上的不軟、戰(zhàn)略上的不慫，不是讓學生去仇恨誰，而是讓他們理解國家安全不是靠祈禱得來的。

他在非軍事院校推動相關課程和培養(yǎng)方向，吸引了很多學生去聽，課堂經(jīng)常爆滿，對不少年輕人來說，這類內容以前在常規(guī)課堂里很少有人講得這么直白：不惹事不等于怕事，談合作也必須以底牌作支撐。

后來國際沖突頻發(fā)，大家看到戰(zhàn)爭、制裁和陣營對抗并沒有遠離現(xiàn)實，才更容易理解他當年為什么講話那么重、那么狠。

艾躍進2016年因胃癌去世，但他的觀點被一批學生記住并繼續(xù)傳播，成為很多人理解現(xiàn)實世界的一把鑰匙，他留下的思想火種，早已在無數(shù)年輕人的心中，燃燒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精神長城。

在很多人眼里，鄭強之所以出圈，不是因為他說話好聽，而是因為他敢把教育里的痛點當眾點破。

從浙大到貴大，他始終在做同一件事：反對把教育當成買賣，反對家長把孩子當“項目”去投資，反對用分數(shù)和名校標簽把所有人綁上同一條傳送帶。

他的表達方式很沖，但核心指向很清楚，教育越功利，社會越焦慮，孩子越辛苦，他最常被引用的那句話，針對的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的雞血邏輯。

他的意思是，很多家庭把幼兒園、小學階段就變成競賽場，補課、刷題、報班一路堆上去，結果孩子還沒真正學會思考和生活，就先被高強度競爭拖垮。

“別信什么不能輸在起跑線上，中國的孩子不是輸在起跑線，是累死在起跑線！”

這句話之所以扎心，是因為它把中產焦慮和教育資源錯配的問題講得很直白：家長花掉大量時間和錢，換來的往往只是更卷、更疲憊，以及更狹窄的評價標準。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是有祖國的”，他算的賬也不復雜：國家和家庭投入巨大成本培養(yǎng)優(yōu)秀學生、建設科研平臺，最后不少人把能力貢獻給海外企業(yè)和實驗室。

甚至參與對中國的技術限制與競爭，這對國家長期發(fā)展是一種虧損，鄭強不否認交流與留學的價值，但反對把“走出去”神化成唯一正確道路，更反對只把個人收益當作最高目標。

到了貴州大學，他推動改革、爭資源、拉項目，就是想證明不是只有東部名校才能做出成果，西部同樣可以建設強學科、留住好老師、培養(yǎng)有競爭力的人才。

他在公開場合的激烈言辭、夸張動作、甚至為經(jīng)費四處奔走，在一些人看來“不體面”，但背后邏輯是想把學校辦好，把學生留下來有路可走。

歸根結底，他要糾正的是兩件事：教育不該把孩子逼成只會算計的“高分機器”，人才也不該被默認送去給別人創(chuàng)造價值。

在這個人人都想“潤”的時代，鄭強是一根定海神針，死死地釘在原地，告訴年輕人：外面的世界固然精彩，但家里的梁柱需要人扛。

張召忠、艾躍進、鄭強三位前輩如今都已淡出公眾視野，當年他們看似夸張的表達，其實藏著深沉的家國情懷，教會我們隱忍、警惕與自信，如今接力棒到我們手上，答案，早已寫在了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