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在2002年的《圍城之下》中曾向行兇者發(fā)出質問，提醒其暴力并非重塑身份的正途。

自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對以色列發(fā)動襲擊以來，權力、權威、暴力與道德之間的復雜動態(tài)，再次成為解讀加沙戰(zhàn)爭的核心維度。德國裔美國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曾指出，暴力雖然能瓦解既有的權力結構，卻全然無力創(chuàng)造真正的權威或合法性。

國際社會對2023年10月7日恐怖襲擊的即時反應，主要表現為對遇難者及被劫持以色列公民的同情，以及對哈馬斯恐怖行徑的譴責。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其政府將此視為在加沙開展軍事行動的公眾合法性依據，并將其解讀為可以不受懲罰地發(fā)動戰(zhàn)爭的“綠燈”。 隨后，以色列憑借絕對的軍事優(yōu)勢，展開了意在不惜代價摧毀哈馬斯的軍事行動。

馬提尼克思想家弗朗茨·法農曾深入洞察暴力的本質，認為其既是殖民統(tǒng)治的工具，也是被壓迫者尋求解放的手段。哈馬斯的襲擊行為反映了施暴者如何將暴力正當化為對壓迫的回應，印證了法農關于“被殖民者永遠夢想著成為迫害者”的論斷。 這種暴力連鎖反應目前已經失控，不僅嚴重沖擊了加沙地帶與約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生活，更摧毀了建立巴勒斯坦國的希望，動搖了整個中東地區(qū)的穩(wěn)定。持續(xù)升級的暴力正為新的激進意識形態(tài)提供溫床。

美國心理學家埃里克·馬庫森與羅伯特·杰伊·利夫頓通過對納粹思想的研究發(fā)現，存在一種催生“滅絕性思維”的共同機制。這種心態(tài)通過持續(xù)灌輸來自敵對環(huán)境的生存威脅論，在社會心理的準備過程中逐漸由潛在轉為現實。 該過程涉及對“他者”的妖魔化、權利剝奪以及歧視性法律的制定，最終導致社會進入一種對“敵人”實施心理殺戮的解離狀態(tài)。

將這一分析延伸至當前的加沙局勢，可以發(fā)現這種心態(tài)轉變的激活點正是2023年10月7日的襲擊。分析人士指出，這一事件標志著以色列跨越了對“他者”實施種族滅絕的行為臨界點。 對于以色列內塔尼亞胡右翼政府而言，大屠殺的歷史創(chuàng)傷與現實中感受到的巴勒斯坦生存威脅相互疊加，使其認為必須以極端方式作出回應。

當災難感知的閾值被跨越后，暴力便變得觸手可及。以色列國防部長約阿夫·加蘭特公開稱對手為“野獸”，這種剝奪人性本質的言論使公眾與加沙的殘酷現實產生了隔閡。 據各國際組織報告，當地已有超過6萬名平民喪生，幸存者正面臨嚴重的饑荒。這種暴力的惡性循環(huán)使壓迫者與被壓迫者同樣喪失了人性，阻礙了一切關于和解與和平的努力。

內塔尼亞胡政府試圖通過暴力手段摧毀加沙并剝奪巴勒斯坦的建國權，但這正使以色列在國際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外界認為，以暴力凌駕于外交之上的政策恰恰暴露了權力的無力，誠如漢娜·阿倫特所言，以暴力替代權力或許能贏得暫時勝利，但勝利者自身也將付出權力的代價。 盡管動用了最先進的武器，以色列目前仍未能實現其公開宣稱的戰(zhàn)略目標，這證明當暴力手段超越戰(zhàn)爭理性時，其破壞性已無法與任何政治目標相匹配。

在公開目標之外，內塔尼亞胡似乎正在推進一項成為中東地區(qū)“新霸權”的隱秘計劃。通過一系列定點清除行動，也門胡塞武裝、加沙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以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的諸多領導人接連消失，甚至伊朗的軍事指揮官與核科學家也未能幸免。 雖然增強威懾力被視為和平的保障，但以色列目前在加沙的戰(zhàn)爭已顯著超越了威懾的范疇。

這種現象印證了種族滅絕體系中真實目標往往被意識形態(tài)和謊言所掩蓋的論點。以色列歷史學家亞當·拉茲等學者指出，內塔尼亞胡多年來通過特定方式扶持哈馬斯以削弱巴勒斯坦權力機構，這種策略最終助長了哈馬斯的軍事擴張，破壞了真正的和解進程。 這種復雜的利益算計，使得“兩國方案”的推進遭遇了巨大的內在阻力。

在2025年9月聯(lián)合國大會期間召開的兩國解決方案峰會上，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法國領導下的歐盟等西方主要國家相繼正式承認巴勒斯坦國。盡管這一外交舉動具有象征意義，但分析人士擔心，這可能被以色列利用，為其持續(xù)的軍事行動尋找新的正當理由。 事實上，這種承認并未實質性增強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合法性，反而強化了以色列消除所謂“殘余威脅”的決心。

美國提出了旨在結束加沙戰(zhàn)爭的21點計劃，但關于哈馬斯解除武裝與巴勒斯坦建國等核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內塔尼亞胡在聯(lián)合國大會上明確表態(tài)，絕不允許世界將“恐怖主義國家”強加給以色列。 在全球聲援浪潮、遲到的外交承認與加沙饑荒交織的喧囂中，以巴局勢并未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巴勒斯坦人與以色列人是否依然真心渴望和平，已成為一個沉重的疑問。

印度裔英國學者霍米·巴巴曾提出混血性理論，但在當前的極端主義陰影下，共存與團結的未來似乎極度渺茫。若雙方平民不能深刻反思，這種暴力與政治極化將把兩個民族推入“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zhàn)爭深淵。 以色列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思想自由實質上已被各自的當局所剝奪，極右翼政府與極端組織正在不斷挖掘民眾內心的陰影以維持自身權力。正如漢娜·阿倫特所揭示的，邪惡往往源于思維的缺失，這種“平庸之惡”正讓兩個民族走向相互毀滅。

麗莎·伊薩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