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的2025年2月，我寫了一篇15000多字的《評蘇童新長篇〈好天氣〉——彩色天空下的荒誕史詩》文章，列出了17條寫作提綱，然而，有許多地方我并沒有深入談下去。今日假如讓我推薦2025年讀到的一部最好作品，那么，我就將《好天氣》未盡的話題，當作閑言碎語說一下吧。

其實，我們在讀作品的時候，只有那些有著與作者共同歷史生活經驗的讀者，才能去深刻地解讀作家作品的表達和理解。所以，當我讀到有些在上個世紀70年代后期出生，尤其是在21世紀以后出生的評論家，評論這部長篇小說的時候，我的心情是十分復雜的：一是覺得可笑——因為對時代背景完全不熟悉，他們在云山霧罩的技術性分析中，表現(xiàn)出來的是對小說主題的誤讀，以及對人物塑造的曲解；二是感到可憐——這幾十年來的歷史教育，尤其是文學教育中不以作品的人性為軸心的價值分析方法，導致了許多年輕評論家，尤其是那些讀史匱乏者，寫出來的文字近于巫術表演，其價值觀的牽強附會，讓人一聲嘆息，小說敘事的歷史表達，給閱讀者帶來的竟然是一種曠世的人性扭曲。

現(xiàn)在我想說出閱讀這部小說后，起先所起的篇名：《是好天氣，還是壞天氣——彩色天空下的荒誕史詩》。這也是我私下屢屢與許多朋友談及的對作品主題的理解：好天氣實際上就是壞天氣。

《好天氣》，蘇童 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25年出版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小說所描寫的那個時代，正是西方在美國作家雷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出版后，引發(fā)了自上個世紀30年代以來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第二次革命浪潮時期，而中國國內卻一無所知，我們的文學還沉浸在歌頌大躍進的余波中，農耕文明熱切地冀望工業(yè)文明的到來，哪里有高聳入云的大煙囪，哪里就是光榮革命的象征。

我清楚地記得，那個時代上海楊樹浦電廠的兩個大煙囪，成為魔都，不，是中國工業(yè)文明驕傲的象征。一座是1940年左右建造的105米高的大煙囪，直到2003年才拆除。另有兩座是1979年和1998年建造的180米高的大煙囪。那時候，中國的外地人去大上海，不僅僅要到外灘和南京路去看西洋景，還得看看中國制造的萬噸遠洋輪和楊樹浦電廠的那兩個巨高的大煙囪。哪怕就是嗅一下它冒出的白煙或黑煙，也是像吸了一口上海奶油香味的鳳凰牌香煙那樣舒坦。

我想，小說里的咸水塘東西兩邊的城鄉(xiāng)居民們，雖然看不到上海巨型的大煙囪，他們在蘇州北部郊區(qū)能夠吸上本土大煙囪里吐出來的彩色煙霧，也是一種值得驕傲的資本。哪像江北鄉(xiāng)下人只見過自家燒飯的煙囪，哪見過高大煙囪冒出來的滾滾濃煙呢？

《好天氣》里，城鄉(xiāng)差別的分水嶺，就是以咸水塘兩岸的大煙囪為界的。盡管那里的水質再差，冒出的彩色煙云再刺鼻難聞，城市工人階級豪橫的優(yōu)越感，顯然是引發(fā)鄉(xiāng)下人羨慕忌妒恨的傲嬌。

圖源：視覺中國

只有在這一個特定時空下，作品才凸顯出了它的歷史價值，沒有這樣卡夫卡式的變形，沒有“鬼魂西行”“死魂靈”的隱喻方法的“附體”表達，沒有對奇異風景畫反諷修辭的運用，小說的歷史哲思涵義就會大大降低。

所以，我以為這部小說最大的貢獻就是：在共和國當代文學史上，它無疑是第一個反思和追悼工業(yè)文明在特殊時期給中國城鄉(xiāng)帶來多重災難的長篇小說。而呼吸了工業(yè)文明煙霧的人們，卻沒有一個覺察到文明災難的后果，而是將這種彩色詭異的毒霧，當作一種幸福美好生活的象征。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好天氣》在歷史記憶的皺褶中被作者開掘出來后，在明暗對比的強烈反差中，在彩色絢麗的誘人光譜中，暗藏哲思玄機；用藝術變形的手法，在人與鬼魂的交流中展開對人性的拷問，那是“畸形的珍珠”的巴洛克雕塑式再現(xiàn)。

因此，《好天氣》選擇城鄉(xiāng)接合部作為工業(yè)與農耕文明糾纏搏斗的人性戰(zhàn)場，揭露出工業(yè)文明和農業(yè)文明交匯處的生活境遇和人性落差，凸顯出的卻是那個時代特殊的人鬼關系的豐富內涵——這個被作家縮小壓扁了的鬼魅故鄉(xiāng)，展現(xiàn)出來的卻是立體而夸張的時代畫卷影像；活色生香的三維立體式歷史長鏡頭，揭示出作品更深層次的反諷內涵——在那個把壞天氣當作好天氣的畸形時代里，我們既不是卡夫卡筆下的格里格爾·薩姆沙，也不是卓別林電影《摩登時代》里在機器流水線上的機械操作工人，更不是魯迅筆下的阿Q。

那我們是誰呢？！

丁帆，南京大學資深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