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夏天，國民黨保密局湖北站算是徹底玩完了。

帶不走的卷宗，直接一把火燒成灰；車子和槍支，全扔給了衡陽辦事處。

站里的特務們面臨最后一道關卡：要么領三個月薪水滾蛋，要么跟著副站長去重慶。

這看起來像是樹倒猢猻散，連點渣子都沒剩。

其實不然。

就在撤退前的四個月里，湖北站偷偷埋下了十顆“雷”。

拆開這十個小組的底細，你會發(fā)現(xiàn)一件事：這幫特務在具體干活時精明得要死，可到了頂層設計和管理上，簡直爛得掉渣。

這種“手巧腦殘”的撕裂感，在湖北站最后的日子里演得活靈活現(xiàn)。

先算第一筆賬：人怎么挑？

48年年底，潛伏計劃剛鋪開，謝經(jīng)武負責這攤子事。

漢口那邊本來有個現(xiàn)成的組長人選，是個姓張的退役軍官，還是謝經(jīng)武的老鄉(xiāng)。

按說這人簡直是天選之子：根正苗紅，懂軍事，懂規(guī)矩，甚至可能帶過兵。

可這名單剛遞上去，立馬就被否了。

為啥？

上面算盤打得精：對手進城頭一件事就是查舊軍官。

“退役軍官”這身份平時是資歷，這會兒就是催命符。

讓他當頭兒，等于把“我是特務”四個字刻在腦門上。

這招，確實高，甚至可以說是專業(yè)到了極點。

那到底用誰？

謝經(jīng)武最后挑的人，看似普普通通。

組長姓吳，就是個公交公司的辦事員；手下有個小學教書匠，還有個修車的。

他們窩在哪？

公交修配廠的職工宿舍。

這才是潛伏的門道：要“灰”，別“黑”。

公交公司職員、小學老師、修車廠工人，這些人混在市井人堆里，誰也不會多看兩眼。

其他幾個組也一個路數(shù)：

漢口二組，組長楊繼華是個西醫(yī)，自己開了家診所。

電臺藏哪？

就在樓上，報務員裝成打下手的。

武昌一組，組長是賣汽車配件的老板。

武昌二組，頭兒是個開照相館的。

漢陽組，組長借著老丈人的中藥鋪打掩護。

你瞧，醫(yī)生、商行老板、照相館掌柜、藥鋪女婿。

都有正經(jīng)買賣，有家有業(yè)。

這說明啥？

說明那時候保密局的中層腦子還很清醒，知道什么樣的釘子最難拔。

要是只看前半截，你肯定覺得這幫人難對付。

可接下來的事，就把老底給揭穿了。

這是第二筆賬：驗收時的“看人下菜碟”。

49年2月，十個組的草臺班子剛搭好，總部派了倆大員來驗收：毛錘新和劉鈞。

這倆人手里攥著生殺大權：他們不點頭，不發(fā)裝備和經(jīng)費，這戲就唱不起來。

人到了漢口，謝經(jīng)武和副站長趕緊安排接風。

地方選在冠生園——那可是當年武漢頂好的館子，住則安排在江漢路的大飯店。

吃飽喝足，該干正事了。

對武漢市里的那六個組，毛錘新那是真嚴。

他定了死規(guī)矩：一天只看兩家。

流程還要命地繁瑣：先把組長叫到飯店盤問個底掉；然后親自去實地轉悠，看身份真不真，特別是看藏電臺的地方露不露餡。

只有把毛大員伺候滿意了，才會定日子發(fā)東西。

這工作態(tài)度，沒得挑。

可出了城的那四個組呢？

湖北站不光在市里布防，還在周邊的應城、廣水、咸寧、沙市安了四個外圍組。

這四個組的情況其實更復雜。

像廣水組的頭兒是老軍統(tǒng)，還會發(fā)報；咸寧組建得最晚，直到3月還在派人聯(lián)絡；沙市組甚至是4月份跑路途中才敲定的。

按理說，越是邊緣、越是亂糟糟的組，越得領導去把關。

結果呢？

毛錘新不去。

理由講得冠冕堂皇：路太遠，太分散，有的還沒弄好，跑一趟累得慌。

他在飯店大筆一揮：老謝，你替我去吧。

這就是典型的官僚作派：眼皮子底下的活兒做得漂漂亮亮，給上面看；稍微遠點的、累點的，能糊弄就糊弄。

在城里，他是鐵面無私的“欽差”；出了城，就成了甩手掌柜。

這種半吊子工程，搞得外圍組織松松垮垮。

比如沙市組的那個王洪山，直到大部隊都要撤到長沙了，才火急火燎地跑去領了電臺。

這種趕鴨子上架的隊伍，能有什么戰(zhàn)斗力？

第三筆賬，也是最要命的：指揮鏈斷了。

這十個組建好后，出了個天大的笑話。

人是湖北站找的，地盤是湖北站熟的，關系是湖北站通的。

以后潛伏下來，理應由轉入地下的湖北站殘部或者相關負責人接著管吧？

不行。

總部的規(guī)矩是：電臺一發(fā)，你們就跟湖北站沒瓜葛了。

以后聽誰的？

聽南京的，后來是聽臺灣的。

直接用電臺跟總部單線聯(lián)系。

背后的邏輯很簡單：老蔣那是防賊一樣防著底下人，生怕地方站長擁兵自重，搞獨立王國。

所以，哪怕就幾個人的小組，指揮權也得攥在中央手里。

這算盤打得是精，可把路給堵死了：靈活性沒了。

到了5月，湖北站撤到衡陽，6月徹底散伙。

站長、副站長這批最了解情況的人，要么跑了，要么回家抱孩子去了。

留下的那十個組，瞬間成了沒娘的孩子，斷了線的風箏。

你想想：幾個修車的、開照相館的小特務，守著個電臺，要聽千里之外、正在忙著逃命的總部的指揮。

總部知道武漢哪天戒嚴？

知道哪個聯(lián)絡點暴露了？

壓根不知道。

而就在他們身邊，原本最該拉他們一把的湖北站，已經(jīng)煙消云散。

這就注定了這幫人的結局。

不是他們本事不行（你看，他們選的身份多好），是這架構從根兒上就歪了。

它設計了一套精細到頭發(fā)絲的戰(zhàn)術動作——比如怎么選醫(yī)生當組長；可同時又搞了一套僵化得像石頭的指揮系統(tǒng)——讓遠在天邊的官僚去指揮眼皮底下的巷戰(zhàn)。

1949年6月，隨著最后一批物資在衡陽交接完，湖北地區(qū)的軍統(tǒng)組織算是徹底涼了。

那十個潛伏組，在史書里也沒翻起什么浪花。

那個開診所的、修車的、開照相館的，也許剛開始能蒙混過關，騙過所有人。

但他們躲不過歷史的邏輯。

當欽差大臣只愿意窩在飯店里辦公，當指揮系統(tǒng)全靠遙控而不信現(xiàn)場，再好的偽裝，也不過是給棺材板刷層漂亮的漆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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