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四千五百年風雨，未曾在其身上刻下頹唐，只留下磅礴與堅韌。它們默默屹立，正如儀門上所題“高山仰止”四字——令嵩岳俯首，令天下書院致敬。

中岳嵩山，巍然屹立于河南登封。南麓有少林寺，拳風剛勁；北麓有嵩陽書院，書聲悠遠。一文一武，雙峰并峙，名動天下。溯至西周，周公曾以土圭測影，定此地為“天地之中”。夏朝于此筑城建都，屯糧駐軍，自此，“居中守正”的種子，便深植于這片厚土。

文脈之源：天地之中，三教匯流

洛陽與嵩山，山水相依。群山環(huán)抱如屏，洛、伊、黃河三水交匯，形勝冠絕中原。這里，曾是老子著道德五千言、孔子入周問禮的圣地，亦是諸子百家爭鳴的回響之地。多元文明在此碰撞融合，孕育出嵩陽書院貫通古今、兼容并蓄的獨特氣韻——既有知書達禮的儒雅節(jié)操，亦具歷久彌新的從容風骨。

書院之始，可追溯至北魏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初名“嵩陽寺”。篤信佛教的孝文帝拓跋宏，不僅于此建寺，更于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敕建少林，安頓西域高僧。梵音鐘鼓，自此縈繞嵩岳。

隋煬帝大業(yè)年間，風氣漸變。有道人拂塵而來，于此靜讀經卷，探析《周易》。寺院遂讓位于道觀，更名為“嵩陽觀”。香火氤氳中，平添了幾分道法自然的清虛。

至五代后周顯德二年（公元955年），此地再度轉型，改稱“太乙書院”。入宋以后，書院規(guī)模擴增，廣納學子。尤其當程顥、程頤兄弟于此講授“洛學”，中原儒脈在此深深扎根。屋舍儼然，典冊完備，飛檐斑斕，使其成為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傳承的“活標本”。

“二程”之學，熔儒、釋、道于一爐，開創(chuàng)理學新境。后人將其與周敦頤之濂學、張載之關學、朱熹之閩學，并稱宋代理學“四大學派”。那則流傳千古的“程門立雪”佳話，便源于此：楊時、游酢冒雪謁師，見程頤靜坐小憩，遂肅立門外靜候。待師醒時，積雪已沒過膝。尊師重道之風，由此可見。

書院門楹高懸一聯(lián)：“近四旁惟中央，統(tǒng)泰華衡恒，四塞關河拱神岳；歷九朝為都會，包伊瀍澗洛，三臺風雨作高山。”

聯(lián)語氣吞山河，不僅道盡嵩岳地理之雄，更隱喻書院于學術版圖中“執(zhí)中馭外”的崇高地位。

嵩陽書院。

千年嬗變：檐角未改，學統(tǒng)綿延

從寺到觀，再到書院，佛家的慈悲、道家的清靜、儒家的仁愛，在此揖讓交融，穿越隋唐，歷經宋、元、明、清。屋檐脊獸靜觀歲月，碑刻斑痕默記年華。天下書院雖眾，如嵩陽這般文脈千年不斷、風貌古拙如初者，實屬鳳毛麟角。

初建之時，選址尤為講究。相傳方丈與堪輿師循山勢而行，至峻極峰下，但見主峰穿云破霧，氣象萬千，二人擊掌稱絕，遂定基于此。因坐落嵩山之南，故得名“嵩陽”。

后周世宗柴榮巡幸此地，視此“地中”要沖為興學育才之所，而非僅限清修。于是撥款增建齋舍書館，引洛邑文風入院，并將道觀改為“太乙書院”。雖以“太乙”為名，存道家遺韻，實則已開啟儒理教化之途。

至宋代，書院之風大盛。作為“天地之中”的學術重鎮(zhèn)，太乙書院備受朝廷青睞，屢獲賜書贈田。宋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朝廷正式賜匾“嵩陽書院”，其名遂定，地位益尊。

理學由此蔚為大觀。它以儒學為根柢，探究“天理”與“人欲”，構建社會倫理，其影響深遠，已融入中華文化基因。“二程”在此講學十余載，門下英才輩出，如謝良佐、楊時、游酢、呂大臨等。楊時傳學于胡安國，胡氏父子南遷湖南，開碧泉書院，肇始湖湘學派。胡宏高足張栻，與朱熹齊名，而朱熹亦為“二程”四傳弟子。理學脈絡，由此自中原南播，恰如岳麓書院楹聯(lián)所云：“吾道南來，原是濂溪一脈；大江東去，無非湘水余波�！�

此后金、元、明諸朝，書院講學時有起伏。直至清康熙年間，名臣耿介辭官歸里，傾盡家財復興書院。他廣購典籍，整飭規(guī)制，更仿孔子“杏壇”遺風，筑臺植杏，登壇授課，使古老書院重現(xiàn)生機。

《文史博覽·人物》2026年第1期 《嵩陽書院》

庭院深深：古建無言，典跡有聲

書院坐北朝南，五進院落，沿著中軸線，院門、先圣殿、講堂、道統(tǒng)祠、藏書樓次第展開，兩廂學舍相連，共有清代建筑26棟108間。青磚灰瓦，硬山卷棚，盡顯中原建筑的質樸與厚重。

這里曾是群星閃耀的講壇：范仲淹曾慕名而來；司馬光隱居于此，揮毫完成《資治通鑒》部分重要篇章；“二程”、朱熹等大儒均曾駐足。雖未留下如“朱張會講”般的盛會美談，但韓維、李綱、呂誨等20余位宋代名儒的講學之聲，仿佛仍在庭宇間隱約回響。

在北宋四大書院中，嵩陽書院古韻最為沉郁，也是唯一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者。除建筑外，院內碑刻如林，多達50余通。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漢封將軍柏碑》與《大唐嵩陽觀紀圣德感應之頌碑》。

“將軍柏”已有4500歲高齡。相傳漢武帝劉徹巡幸至此，見柏樹雄偉，依次封為“大將軍”“二將軍”。如今兩樹雖皮裂似鱗，軀干虬曲，卻依然蒼勁擎天，靜觀人世滄桑。

儀門之內，古木參天，碑石聳立。那座唐碑，高9米，重80噸，立于唐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碑文由宰相李林甫撰、書法家徐浩書，記述道士孫太沖為唐玄宗煉丹祈福之事。此碑與近旁的清代“杏壇”相對，一唐一清，一道一儒，無聲訴說著文化的交融與傳承。

高山仰止：古柏為證，風骨長存

書院背倚嵩山主峰峻極峰，海拔1491.73米。登山之路，陡峭需專注，猶如求學之道，心無旁騖，持之以恒，方能臻于至高之境。

深冬訪院，未敢冒寒登頂，卻于書院中深深流連。歲月仿佛在此緩行，一磚一瓦，一碑一木，皆在低語。嵩陽書院的歷史，恰是中華文化融合的縮影：佛、道、儒在此并非壁壘分明，而是繞過“空”“無”之爭，最終匯入以儒家為主干的中華文明長河，共同回應著關于宇宙、人生與社會的永恒追問。

儒家胸懷天下，秉持仁愛，其入世情懷尤為強烈。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即便看透世事，那份植根于心的家國風骨與道德?lián)�，也從未泯滅�?/p>

離去時，最難忘懷仍是那兩株“將軍柏”。4500年風雨，未曾在其身上刻下頹唐，只留下磅礴與堅韌。它們默默屹立，正如儀門上所題“高山仰止”四字——令嵩岳俯首，令天下書院致敬。在這永恒的蒼翠面前，所有的言語都顯得輕薄，唯有靜默，方能體會那穿越時光的、巍然不動的精神力量。

文 | 駱志平（長沙市政協(xié)社會法制和民族宗教委員會主任、二級巡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