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刑事法院的指控確認聽證會進入第三天，檢察官團隊反復播放多年前的視頻片段，那些內容正是羅德里戈·杜特爾特本人在公開場合說出的每一句話。

這些視頻成為檢方構建案件的核心材料，法庭上法官們仔細審視每一段講話如何與實際行動形成對應。

杜特爾特在2016年總統(tǒng)任期開始時多次提到要組建專門小組處理毒品相關人員，并表示會為執(zhí)行者提供獎金，完成任務數量越多收益越高。

這些表述如今被檢方解讀為建立績效激勵機制的直接信號，讓警察和民間槍手在行動中獲得明確動力。

回溯到更早的達沃市長時期，類似言論已經出現(xiàn)，當時當地針對特定目標的夜間清除行動已經形成模式。

進入全國掃毒階段后，這種模式擴大，行動從單一城市覆蓋到全國基層 barangay 社區(qū)，協(xié)調層級也從地方警察上升到中央層面。

檢方指出，杜特爾特在公開集會和電視節(jié)目中承諾，執(zhí)行人員如果遭遇麻煩，他會動用國家權力給予全面保護甚至特赦。

這類保證在法庭材料中被視為破壞法治的證據，因為它直接鼓勵了法外處決的發(fā)生。

官方統(tǒng)計顯示，2016年至2019年間警方行動導致約6252人死亡，而人權組織估算包括非官方處決在內的總數可能達到三萬。

這些數字與杜特爾特講話中提到的清除規(guī)模形成直接對照，讓檢方能夠論證政策意圖的系統(tǒng)性。

聽證會現(xiàn)場，辯護律師團隊強調這些言論屬于政治動員中的夸張表達，不能等同于具體犯罪指令。

但檢方通過時間線對比，展示了從市長到總統(tǒng)的連續(xù)過程，行動范圍和強度都出現(xiàn)明顯升級。

2011年11月起至2019年3月16日期間的整個時段，法院保留管轄權，盡管菲律賓已在2019年退出羅馬規(guī)約。

杜特爾特本人選擇不親自出庭，他通過律師堅持不承認法院權力，并以健康為由缺席。

2016年9月30日在達沃的一次講話中，杜特爾特把自己與希特勒處理特定群體的方式相比，宣稱愿意對本國數百萬吸毒者采取類似徹底手段。

這段內容在西方語境下觸及敏感紅線，檢方將其作為顯示大規(guī)模清除意圖的關鍵證據。

辯護方回應稱這是修辭手法，但法庭需要評估這些公開表態(tài)是否構成了指揮責任的證明。

檢方沒有依賴機密檔案，而是完全依靠杜特爾特本人的公開記錄來串聯(lián)責任鏈條。

這些記錄包括廣場演講、電視直播和記者會發(fā)言，每一段都曾用于國內政策宣傳。如今它們被放置在國際法庭上，檢方論證這些話語創(chuàng)造了恐懼氛圍，讓執(zhí)行者認為行動獲得最高層背書。

聽證會從2月23日開始，26日辯護方開始提交反駁材料，重點質疑證據的間接性質。

檢察官團隊展示了超過一千三百項材料，包括證人摘要和視聽片段，旨在證明行動的系統(tǒng)性和杜特爾特的間接共犯地位。

杜特爾特在2025年3月11日從香港返回馬尼拉時被捕，當天機場行動由菲律賓國家警察與國際刑警聯(lián)合執(zhí)行。

次日他被移交海牙，3月14日通過視頻參加首次聆訊。

杜特爾特原本可能認為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就能提供保護，卻沒想到自己的舊言論成為跨國程序的直接依據。

東南亞其他國家關注此案進展，印尼和馬來西亞等國重申各國處理內部事務的自主權，同時維持與各方的大規(guī)模貿易聯(lián)系。

聽證會定于27日結束，之后預審庭有六十天時間決定是否確認全部或部分指控并進入正式審判階段。

這一案件讓人們看到，曾經的公開動員話語如何在多年后轉化為法律責任的鐵證。

杜特爾特的支持者在菲律賓國內舉行集會，批評外部機構介入，而受害者家屬則通過轉播關注庭審過程。

整個事件從達沃市長時期的針對性行動，發(fā)展到全國范圍的系統(tǒng)清除，體現(xiàn)了政策執(zhí)行的連續(xù)升級。

檢方在聽證中反復強調，這些公開言論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形成了從意圖到執(zhí)行的完整鏈條。辯護方則指出，檢方材料多依賴媒體報道和人權報告，缺乏直接物證鏈接具體事件。

如今，聽證進入辯護陳述階段，法官們需要權衡雙方提交的內容。

菲律賓國內民調顯示，對此案的支持率出現(xiàn)變化，部分民眾仍懷念當年掃毒帶來的秩序感。

但受害者群體持續(xù)推動問責，認為獨立法庭提供了國內難以實現(xiàn)的公正機會。

杜特爾特案作為亞洲首位前國家元首面臨此類程序，引發(fā)區(qū)域內對類似司法機制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