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一場席卷全國的政治風暴剛剛露出旌旗，身著舊呢中山裝的陳伯達在靜悄悄的西樓前停下腳步。警衛(wèi)恭敬地揮手示意，他卻執(zhí)意多走幾十米，用并不標準的普通話說了句“我自己過去”，腳步有些急，像是既忐忑又興奮。那一刻，他距離權力中樞只差一扇門。

回頭看，陳伯達的起落幾乎都系在“筆”上。他早年在廈門大學讀書，后來東渡日本，再赴莫斯科大學，系統(tǒng)研習馬列經(jīng)典，回國后便成了理論旗手。26歲時，他以一篇《歷史之新陳代謝觀》贏得“新銳學者”名聲；抗戰(zhàn)時期，《四大家族》一書讓他在延安窯洞里脫穎而出。文字是他的長劍，也是他進身的扶梯。

然而，如何給這位“文膽”貼標簽，卻眾說紛紜。四川宜賓的老新聞人曾彥修最精煉，他把全部感受壓縮成十二字：才勝于學，學勝于德，德毀于位。這句話后來在史學圈內流傳甚廣，被不少研究者反復引用——聰明、博學，卻在高位時迷失，似乎三言兩語便勾勒出一個典型的悲劇軌跡。

與曾彥修相熟的繆俊勝曾在六十年代為陳伯達當過秘書。他回憶，陳伯達見“領袖”前總要提前下車、整理衣襟、悄聲問警衛(wèi)可否進去，謙卑得像“新入學的小學生”?？梢坏┳綍篮?，另一幅景象就出現(xiàn)了：鋼筆飛舞，標點都要反復琢磨，常常是凌晨三點還在校一句成敗。文字的偏執(zhí)成就了他的鋒芒，也種下了日后的苦果。

有意思的是，這個在偉人跟前唯唯諾諾的老人，卻對釣魚臺十一號樓那位女主人心生畏懼。電影開場鈴一響，他總是第一個站起，拎著不離身的小錄音機走進放映室，滿臉勉強卻不敢缺席?？娍僬f：“他怕江青，是怕得發(fā)抖的那種?！蓖饨缫庀氩坏?，一位曾高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席位的人物，會被副手一句話震得汗?jié)窈蟊场?/p>

再往下看，評價就尖銳了。國家計委研究室的楊波回憶開會場景：陳伯達先講一通理論，接著笑問“大家補充”，可誰若真發(fā)表不同意見，多半石沉大海。胡喬木私下感嘆：“他認準的東西，十頭牛拉不回?！痹诒藭r“輿論即權力”的氛圍里，這種自矜與敏感，常把同僚逼到墻角，友誼也就隨風去了。

錢伯城甚至直指他是“孤行的單干戶”，不喜圈子，更無意交際，嘴上總說自己是“小小老百姓”，骨子里卻懷著強烈的排他意識。對理論文章，他眼界確實高遠，“常能見人所未見，發(fā)人所未發(fā)”，可一旦誰的稿子受到關注，他的眉頭就會悄悄鎖緊。久而久之，書齋里的孤獨感，反襯出仕途上的熾熱渴望。

經(jīng)濟學家千家駒的批評尤為猛烈。在他筆下，陳伯達是“戴草帽的野心家”，表面謙遜平和，實則暗里布局。他指出，文人的尖刻加上權力的放大鏡，能把書卷氣變成凌厲的鋒芒；排名第四的日子里，陳伯達一句批示足可讓許多人命運陡轉。千家駒不吝字句：“若非身落囹圄，他未必自省?！甭爜泶潭瑓s不失警醒。

說到自省，1981年秋，保外就醫(yī)的陳伯達回到北京三里河南小院。兒子陳曉農那天推著輪椅，他卻執(zhí)意自己緩步走進院門，嘴里嘟囔著：“人啊，還是要有個交代?！奔抑蟹捱^的書房，墻上仍掛著他親筆的“實事求是”四字。深夜靜坐，錄音機里回放著他的口述回憶，外孫女在屋外追蝴蝶，他卻一句句掙扎著回憶往事，“伯達，你來寫吧！”那短短七字，在安靜的房間里回響久遠。

晚年的他時常感慨：“我是個犯過大錯的人?！标悤赞r告訴友人，父親最怕別人提起往昔，但又忍不住要向年輕人叮囑：別輕易把自己交給權力。他記得父親嚴令他遠赴石家莊，用化名做學徒，那一步無意中為家人擋住了后來的漩渦。命運跌宕，卻還給了這個家一份喘息。

試想一下，如果他始終只是廈大講壇上那個醉心經(jīng)史的學者，也許史書會記下另一種風平浪靜的結尾。但歷史沒有假設，他在最高殿堂寫下的每一句話，都被時代放大，最終反噬自我。才與學可以讓人登高，德行卻決定能否站穩(wěn)；一旦“位”超過了德的支撐，滿盤皆輸，也只是時間早晚。

今天搜檢資料，七零八落的回憶像散頁般拼湊。一面是深夜挑燈的學者，一面是大會批示的權要；一面是耐心指點兒子抄古文的慈父，一面是把同僚逼得沉默的“組長”。把這些碎片擺在一起，才漸覺那十二個字的分量——才勝于學，學勝于德，德毀于位。用它來概括陳伯達，也映照出太多動蕩歲月里同樣的身影：才華橫溢而終被權力反噬的文人，并非罕見。

歷史不會因為個人惋惜而改寫，也不會因個人悔悟而折返。陳伯達在1989年9月的驟然離世為他的故事落下了幕布，留下的只有筆下斑駁的文字和后人復雜的嘆息。若要在這張眾說紛紜的畫像上再添一筆，大概仍是那十二字的回響——它們說出了高臺上燈火熾烈，也照見了樓下幽暗的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