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2026年3月2日，“牧者天使”（Pastor Angelicus）的可敬者教宗庇護十二世（Venerabile Pio XII）誕辰150周年，亦是他于1939年當選羅馬主教的歷史紀念日。庇護十二世是最后一位出生于“永恒之城”羅馬的教宗。在這一具有雙重象征意義的日子，羅馬與意大利社會各界以多種形式，共同追憶這位本名尤金尼奧·馬里亞·朱塞佩·喬瓦尼·帕切利（Eugenio Maria Giuseppe Giovanni Pacelli，1876年至1958年）的教宗。當天下午17時至19時，一場主題為“可敬者庇護十二世誕辰150周年”的學術會議在位于羅馬的教會新堂（Santa Maria in Vallicella，亦稱Chiesa Nuova）所屬的菲利普會會院樞機廳（Sala dei Cardinali）隆重舉行。與此同時，意大利國家電視臺文當天中午12時在歷史頻道（Rai Storia）將播出特別節(jié)目“意大利人”（Italiani），由著名主持人保羅·米利（Paolo Mieli）主持，嘗試在關于這位教宗的“矛盾的解讀”（interpretazioni contraddittorie）中，梳理其留給世界的歷史遺產(chǎn)。

羅馬學術會議作為2026年度一系列紀念活動的開端，旨在深入探討這位教宗與其故鄉(xiāng)之間深刻的精神紐帶，及其在青少年時期于羅馬所接受的信仰培育與文化熏陶。會議主席團由宗座最高法庭（Supremo Tribunale della Signatura Apostolica）長官、法國籍樞機主教多米尼克·馬貝爾蒂（Dominique Mamberti）主持。宗座梵蒂岡檔案局的奧斯定會士羅科·龍扎尼（Rocco Ronzani）神父致歡迎辭。意大利國家廣播電視公司新聞一臺（Tg1）資深編輯馬里奧·普里尼亞諾（Mario Prignano）擔任會議引言與主持，引導各位發(fā)言者圍繞帕切利的羅馬歲月展開多維度的歷史還原。

與會學者從多個維度還原了帕切利的成長軌跡。圣座律師、教宗帕切利委員會——庇護十二世協(xié)會主席埃米利奧·阿爾蒂列里（Emilio Artiglieri）在發(fā)言中強調(diào)，本次會議的核心在于探索未來教宗在擔任圣職、隨后出任宗座駐外大使，乃至最終執(zhí)掌教會船舵之前，其文化人格與靈修特質(zhì)的養(yǎng)成過程。他指出，帕切利對其青年及壯年時期的多位教宗，如良十三世、圣庇護十世及本篤十五世始終保持高度忠誠，這種基于羅馬經(jīng)驗而形成的連續(xù)性，構成了理解其日后長達19年牧職的關鍵鑰匙。阿爾蒂列里先生特別提及一個在其傳記中廣為人知的軼事：當帕切利在羅馬著名的恩尼奧·奎里諾·維斯孔蒂國立古典文科高中（Liceo Ginnasio Ennio Quirino Visconti）就讀時，這所彼時具有濃厚世俗化與反教權主義氛圍的學府里，年輕的帕切利曾當眾指認圣奧斯定（Agostino d'Ippona）為其人生楷模及歷史的真正主角。這一在當時引發(fā)同窗哂笑的舉動，在阿爾蒂列里看來，是其“自幼便展現(xiàn)出信仰勇氣與獨立判斷的明證”。耐人尋味的是，這位希波主教圣奧斯定，亦是現(xiàn)任教宗雷翁十四世（Leone XIV）多次公開承認的精神典范與神學參照。

伊夫雷亞教區(qū)榮休主教、奧拉托利會士愛德華多·切拉托（Edoardo Cerrato）蒙席則深入剖析了帕切利與圣斐理伯·內(nèi)利（San Filippo Neri）及其創(chuàng)立的奧拉托利會（Oratorio）之間的深厚靈修關聯(lián)。切拉托蒙席指出，這種聯(lián)系是貫穿帕切利一生——作為司鐸、主教與樞機——的靈性基石。1899年4月2日，帕切利在拉特朗大殿晉鐸后，其第二臺彌撒便是在教會新堂的圣斐理伯祭壇上舉行，他本人更將這位佛羅倫薩籍的羅馬主保圣人稱為“我們青年時代的保護者”。奧拉托利會的神師朱塞佩·拉伊斯（Giuseppe Lais）與朱利奧·卡斯泰利（Giulio Castelli）兩位神父在年輕的帕切利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精神印記，引導他領悟了斐理伯會士那種在喜樂中踐行愛德的靈修精神。切拉托蒙席還透露，即便在1944年二戰(zhàn)正酣、羅馬飽受戰(zhàn)火蹂躪之際，庇護十二世仍向奧拉托利會士們發(fā)表重要講話，懇切祈求圣斐理伯的代禱，冀望“飽受折磨的人類，尤其是親愛的羅馬城，免遭更多的災禍、喪亡與痛苦，使眾人得以在和平之王耶穌基督的旗幟下重為兄弟”。這段發(fā)表于戰(zhàn)爭最黑暗時期的禱詞，深切地反映出教宗對羅馬城及其主保圣人的特殊情感。

作為教宗家族的代表，現(xiàn)年89歲的歐索拉·帕切利（Orsola Pacelli）女士在會議中分享了其對曾叔父的私人回憶。她以平實而溫暖的語調(diào)描述庇護十二世為一位靦腆、內(nèi)斂，同時又不失和藹可親、甚至能用羅馬方言與身邊人交談的長者。在她眼中，這位長輩并非外界刻畫的那般冷峻，而是能與孩童嬉戲，將修女們在梵蒂岡烘焙的餅干悄悄贈予晚輩的慈祥老人。她表示，親自參與此類紀念活動，不僅是帕切利家族應盡之責，更是為了澄清因1963年德國劇作家羅爾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的劇作《代表》（Il Vicario）所引發(fā)的、關于教宗在二戰(zhàn)期間對納粹暴行“沉默”的不實指控。她認為，通過家族記憶與歷史檔案的結合，有助于還原一個更加真實的庇護十二世。

值得注意的是，帕切利家族與圣座淵源深厚。其祖父馬爾坎托尼奧·帕切利（Marcantonio Pacelli）曾任教宗額我略十六世（Gregorio XVI）時期的財政部長及庇護九世（Pio IX）的內(nèi)務部副大臣，并是梵蒂岡官方日報《羅馬觀察家報》（L'Osservatore Romano）的創(chuàng)始人；其父菲利波·帕切利（Filippo Pacelli）則為圣羅達法院（Sacra Rota Romana，即宗座最高法院的前身之一）的辯護律師。這樣一個世代服務于教會的貴族家庭背景，無疑為尤金尼奧·帕切利日后獻身教會、并最終登上伯多祿宗座鋪就了道路。

幾乎與羅馬學術會議同步，意大利國家電視臺文化頻道制作的特別節(jié)目也為公眾理解這位復雜教宗提供了另一個重要視角。節(jié)目由安東尼婭·皮洛西奧（Antonia Pillosio）執(zhí)導，依托多位權威學者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長期擔任庇護十二世列品案（causa di beatificazione）報告人的耶穌會士彼得·貢沛爾神父（padre Peter Gumpel）提供的一些“未公開的生平線索”（spunti biografici inediti），以及歷史學家馬泰奧·路易吉·納波利塔諾（Matteo Luigi Napolitano）、安德烈亞·里卡爾迪（Andrea Riccardi）、皮耶羅·多里亞（Piero Doria）和安娜·福阿（Anna Foa）的學術見解。

節(jié)目開篇即點明了庇護十二世歷史評價的復雜性。正如羅馬第三大學榮譽教授、圣艾智德團體（Comunità di Sant'Egidio）創(chuàng)始人安德烈亞·里卡爾迪在節(jié)目中所言：“他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人們對他有著矛盾的解讀?！边@種復雜性源于帕切利在1939年至1958年長達19年的教宗任期內(nèi)，親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歲月。

節(jié)目的核心議題之一，自然是庇護十二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尤其是面對納粹對猶太人種族滅絕（Shoah）時的立場。長期以來，關于教宗是“沉默”旁觀者還是幕后拯救者的爭論從未停息，史學界形象地稱之為“黑色傳奇”（leggenda nera）與“粉色傳奇”（leggenda rosa）的對峙。

節(jié)目中，歷史學家安娜·福阿提出了一個更為細膩的觀察。她指出：“庇護十二世是一位在事實上，即便不是在理論上，改變了教會與猶太人關系的教宗。我認為，如果沒有他這一系列的拯救行動（opera di salvataggio），我們就不可能迎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Concilio Vaticano II）所帶來的那些轉變。”福阿的論點呼應了近年來部分學者的研究，即教宗在戰(zhàn)時通過外交渠道和遍布歐洲的修道院網(wǎng)絡，下達了具體的救助指令。

馬泰奧·路易吉·納波利塔諾的研究則指向了檔案中揭示的復雜圖景。學者們指出，盡管庇護十二世在公開場合未使用激烈的言辭直接譴責納粹的屠殺，但他通過間接方式表達了對受迫害者的關切，例如在1942年的圣誕文告中，他提及“數(shù)十萬無辜者因國籍或種族而被置于死地或日漸凋零”。更重要的是，他親自下令羅馬的教堂、修會及教廷機構對猶太人敞開大門。據(jù)考證，僅在羅馬被占領期間（1943年至1944年），就有超過4000名猶太人藏身于天主教機構中，得以幸免于難。

耶穌會士彼得·貢沛爾神父作為庇護十二世列品案的長期見證人，在節(jié)目提供的素材中強調(diào)，教宗的“沉默”是一種深思熟慮的“仁慈善工”的沉默。他并非無動于衷，而是堅信公開的譴責會引發(fā)納粹更殘酷的報復，導致更多無辜者喪生。這種觀點也得到了1942年荷蘭主教團公開抗議后，納粹立即加大了對猶太裔天主教徒（如哲學家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迫害力度的歷史案例支持。

節(jié)目并未停留在戰(zhàn)時，而是將視野延伸至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格局。庇護十二世被視為堅定的反共主義者，他在1949年下令圣職部（Sant'Uffizio）發(fā)布法令，對自愿加入共產(chǎn)黨的天主教徒處以絕罰（scomunica）。這一立場深刻影響了戰(zhàn)后意大利及歐洲的政治格局。

然而，學者們在節(jié)目中也著重指出，庇護十二世同樣是教會更新與現(xiàn)代化的重要推手。安德烈亞·里卡爾迪等歷史學家強調(diào)，盡管戰(zhàn)爭延誤了進程，但庇護十二世在位期間，通過其豐富的通諭（encicliche）和對圣經(jīng)研究、禮儀生活的關注，為后續(xù)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做了大量的神學與牧靈（pastorale）準備工作。正如貢沛爾神父所觀察到的，在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文件中，對庇護十二世的引用次數(shù)僅次于圣經(jīng)本身，這足以證明其思想的深遠影響。

將這兩場紀念活動相互對照，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共同的主題：對于庇護十二世的歷史評價，必須超越簡單的二元對立。無論是羅馬學術會議上歐索拉·帕切利女士的家族回憶，還是電視節(jié)目中猶太裔歷史學家福阿的學術觀察，都在試圖穿透歷史的迷霧，從一個更長時段的視角去理解這位教宗。

隨著2020年庇護十二世時期檔案的全面開放，學術界也得以窺見更多復雜的歷史細節(jié)。梵蒂岡檔案館近年來的研究，例如歷史學家喬瓦尼·科科（Giovanni Coco）基于新檔案的研究便指出，盡管庇護十二世時期宗座主導了大規(guī)模的、組織有序的“拯救行動”，但在使用“滅絕”（sterminio）或“種族滅絕”（genocidio）等詞匯直接描述納粹暴行時，教廷外交文書確實存在表述上的局限與策略性的遲滯。同時，亦有研究揭示，庇護十一世在臨終前曾起草一份嚴厲譴責法西斯主義和種族主義的長篇講稿，這份后來被稱作《人之為人》的手稿，據(jù)信被其國務卿、即未來的庇護十二世擱置甚至下令銷毀。這些新發(fā)現(xiàn)的檔案材料，無疑為相關研究增添了更復雜的層次，也促使當代史學界必須以更加審慎、全面的態(tài)度來評估這位教宗的復雜遺產(chǎn)。

耶穌會士、列品案申請人（postulatore della causa di beatificazione）帕斯夸爾·塞沃利亞達（Pascual Cebollada）神父亦出席了羅馬學術會議。自2009年12月19日，時任教宗本篤十六世簽署法令，確認帕切利教宗“英勇修德”后，其列真福品案（causa di beatificazione）仍在推進中。塞沃利亞達神父的出席，也象征著教會層面對于這位教宗圣德名聲的持續(xù)關注。

紀念活動的最后一項議程，是當晚19時由馬貝爾蒂樞機在教會新堂主持的隆重彌撒圣祭。這座供奉著圣斐理伯·內(nèi)利遺骸的圣堂，見證了帕切利晉鐸初期以聽告解（Sacramento della Riconciliazione）、教授要理和探訪病患為主要內(nèi)容的日常牧靈服務。正如已故耶穌會士貢沛爾神父早年所觀察到的，庇護十二世在位期間通過其豐富的通諭、對圣經(jīng)研究的鼓勵以及對禮儀生活的關注，留下了極其豐厚的訓導遺產(chǎn)，為其后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奠定了重要的神學與牧靈基礎。據(jù)統(tǒng)計，在大公會議的文件中，對庇護十二世通諭和訓導的引用次數(shù)僅次于圣經(jīng)本身，這足以證明其思想的深遠影響。

意大利國家電視臺文化頻道的特別節(jié)目，最終呈現(xiàn)的同樣是一個超越簡單二元對立的歷史形象。無論是來自不同背景的學者，如猶太裔歷史學家福阿，還是天主教背景的貢沛爾神父，都在鏡頭前試圖以更長時段的視角去理解這位教宗。節(jié)目既是對歷史的致敬，也是對當下史學界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在庇護十二世誕辰150周年之際，隨著檔案的逐步公開與研究的日益深入，這位在歷史風云中執(zhí)掌教會船舵長達19年之久的教宗，其形象正日益超越簡單的“沉默”或“拯救”的二元標簽。他的羅馬之根、深厚的靈修傳統(tǒng)、復雜的政治處境以及在面對現(xiàn)代世界挑戰(zhàn)時的審慎抉擇，持續(xù)引發(fā)著教會內(nèi)外嚴肅而持久的反思。它提醒世人，對于像庇護十二世這樣深刻參與并影響20世紀歷史進程的人物，任何簡單的定性都可能是蒼白的，唯有嚴謹、多角度的學術探討，才能無限接近歷史的真相。

主要參考來源：Avvenire、意大利國家電視臺文化頻道、庇護十二世時期梵蒂岡檔案等官方公報、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相關檔案。

來源：意歐視點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