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看到炸彈落在伊朗首都德黑蘭的畫面，聽到那些關于解放的熟悉論調時，一種強烈的似曾相識感撲面而來。作為曾生活在伊朗、后移居美國的游子，我大半生都在向那些只在危機時刻才關注中東的美國人解釋我的祖國。

我早就見過，當一位美國總統(tǒng)被塑造成伊朗的救世主時，事情會如何發(fā)展。1977年，五歲的我站在德黑蘭街頭，看著美國總統(tǒng)吉米·卡特的車隊駛過。當時伊朗國王的政權外表強盛，背后卻充斥著秘密警察與無聲的恐懼。周圍的大人低聲耳語，期盼這位美國總統(tǒng)能制衡國王，保護伊朗人民。在孩童的邏輯里，美國是糾正錯誤的道德力量。吉米·卡特卻舉杯贊美國王的統(tǒng)治是“穩(wěn)定之島”。那一天，伊朗人的信念破滅了：美國的核心利益與伊朗人民的渴望，根本不在同一條軌跡上。

兩年后，革命爆發(fā)，隨之而來的是美國大使館人質危機與近半個世紀的相互猜忌。如今，關于美國作為救世主的古老幻想再次卷土重來。

近日，美國和中東國家以色列的軍事打擊針對了伊朗的軍事設施。美國總統(tǒng)唐納德·特朗普直接敦促伊朗人民“接管政府”，并承諾“救援正在路上”，儼然以解放者自居。

推動這種聲音最響亮的群體不在德黑蘭，而是在美國洛杉磯——伊朗以外最大的伊朗人聚居地。我的家人也是在1979年逃離至此。幾十年來，伊朗國內經歷了殘酷的兩伊戰(zhàn)爭與嚴苛的社會管控，人們在巨大的風險中練就了忍耐。而在海外，流亡社區(qū)對政權的憤怒與對西方種族主義的防范交織，滋生了劇烈的急躁情緒。眼看漸進式改革虛無縹緲，許多人開始相信，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徹底打破壓迫的循環(huán)。

因此，當炸彈落下，一些流亡者非但沒有擔憂，反而歡呼雀躍，將平民傷亡視為不可避免的代價。但代價是真實的血肉之軀。有報道稱，襲擊擊中了包括女子學校在內的平民設施。當你祈求炸彈作為救贖時，你同時也在邀請無辜者走向死亡。

我深知同胞的悲痛與無力感，但伊朗人對外國干涉的漫長記憶，絕不能簡單地與解放劃上等號。2022年，瑪莎·阿米尼之死引發(fā)了席卷全國的抗議浪潮，隨后遭到殘酷鎮(zhèn)壓。海外流亡者在聲援的同時，陷入了一個熟悉的困境：如何支持爭取自由的運動，又不落入政權關于“外國干涉”的口實？

我一直主張，支持伊朗人反抗的最佳方式不是軍事對抗，而是通過外交和經濟紐帶將國家向世界開放。這種觀點在流亡社區(qū)常常被斥為天真。許多被虛假信息裹挾的激進人士認為，任何不支持武力推翻政權的人，都是在與政權同流合污。

諷刺的是，我曾為一位名叫霍華德·巴斯克維爾的美國人立傳。1907年，這位22歲的傳教士來到伊朗，最終在保衛(wèi)中東首次民主起義的大不里士街壘戰(zhàn)中犧牲。他沒有美國華盛頓的授權，也沒有空襲威脅，他選擇了與伊朗人并肩作戰(zhàn)。而半個世紀后的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克米特·羅斯福策劃政變，推翻了伊朗民選總理穆罕默德·摩薩臺。這兩種介入方式——伙伴關系與霸權操縱——成為了歷史的燃料。美國人不解“為什么伊朗恨我們”，答案始于1979年；而伊朗人質問“為什么奪走我們的民主”，答案則始于1953年。

如今，外部的武力干涉極難帶來內部所渴望的民主。伊朗的權力核心伊斯蘭革命衛(wèi)隊并非孤立的軍事組織，它深度掌控著國家的經濟命脈。外部攻擊更有可能強化這一體系，使其以國家保護者的姿態(tài)凝聚民族主義共識。當家園被毀，反對政府與保衛(wèi)國家之間的界限就會消弭。許多分析人士預測，軍事轟炸的結果并非自由降臨，而是權力從神職人員向軍方轉移，用一種強權取代另一種強權。

即便部分流亡者愿意接受軍政府，也請看清那位做出救贖承諾的領導人。唐納德·特朗普曾公開贊美，并蔑視國內的民主約束。如果目標是在伊朗建立負責任的政府，把希望寄托在一位削弱民主規(guī)范的外國領導人身上，無異于緣木求魚。我們總是痛苦地混淆摧毀舊秩序的力量與建設新社會的力量。

伊朗的命運絕不會在洛杉磯的咖啡館里寫就，也不會由流亡王室或美國總統(tǒng)的空襲指令來裁決。它將由留在國內的伊朗人——那些在巨大風險下抗爭、談判、妥協(xié)的人們——親自塑造。這種改變或許是緩慢的、充滿試探的，但唯有源于內部力量的覺醒，才能帶來持久的變革。歷史早已給出警告，當對解放的渴望蒙蔽了理智，人們往往會從一個泥潭跌入另一個深淵。

那些在德黑蘭廢墟旁默默清掃街道的身影，那些在洛杉磯異鄉(xiāng)小店里揉面烘焙的雙手，最終都在時間的長河里雕刻著同一種期盼。無論是身處故土還是遠走他鄉(xiāng)，生活最本真的底色，終究不是宏大而冰冷的權力博弈。當硝煙散去，真正能讓這片經歷三千年風雨的古老土地重煥生機的，只會是那些在苦難中依然保持堅韌的凡人日常。時間自有其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