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舊上海的十里洋場，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黑白兩道縱橫捭闔，被稱為上海灘“三巨頭”。

可就在他們風頭最盛之時，卻有一個人，讓杜月笙都不愿輕易招惹；讓蔣介石懸賞百萬通緝；日本人都稱他為“人間魔鬼”。

他是上海灘真正的老大，他以斧頭為旗，以暗殺為刃，在民國風云里寫下一頁血色傳奇。

他究竟是誰？為何連杜月笙都不敢惹他？

1889年的安徽合肥磨店鄉(xiāng)，一個普通村落，王亞樵出生在農(nóng)戶之家，祖父行醫(yī)，父親務農(nóng)，談不上書香門第，卻也教他識字讀書。

少年時代的王亞樵，聰穎好學，八歲進私塾，十六歲赴廬州書院應試，工書法，好武術，性情剛烈。

可他成長的年代，并不平靜，甲午戰(zhàn)敗、列強環(huán)伺、賠款割地的消息一次次傳到鄉(xiāng)間。

他常聽人講岳飛抗金的故事，讀到“還我河山”時，總要停筆許久。

1908年，他組織“正氣學社”，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fā)，他更是熱血沸騰，奔走呼號，投身護國討袁的斗爭。

在追隨孫中山期間，他不止一次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成立專門的暗殺組織，以雷霆手段鏟除軍閥與賣國之徒。

孫中山卻搖頭勸他：“革命在于推翻舊制度，不在于殺死一兩個人。”

王亞樵并未被真正說服，他心中始終認為，亂世之中，快刀斬亂麻或許更見成效。

理念的分歧，使他漸漸離開核心圈子，理想未變，路徑卻分叉。

辛亥之后，風云未定，軍閥混戰(zhàn)，社會秩序混亂，王亞樵輾轉(zhuǎn)來到上海。

初到上海的他，是一個無名苦工，白日，他在碼頭搬運貨物，肩膀被繩索勒出血痕；夜晚，他鋪報紙睡在屋檐下。

上海的碼頭，被資本家壟斷，工人日出而作，日落未必有薪，拖欠工資、克扣工錢司空見慣。

一次，一群工人被老板拒發(fā)數(shù)月工錢，討要反被毆打，王亞樵站在人群中，沉默良久，忽然轉(zhuǎn)身去買下附近店鋪里的所有斧頭。

傍晚時分，上百名青壯年扛著斧頭直奔資本家豪宅，門衛(wèi)驚慌失措，老板倉皇出面，王亞樵沒有多話，只一句：“工錢，今日結清?！?/p>

斧頭在夕陽下泛著冷光，對方終究妥協(xié)，這件事之后，碼頭上傳開一句話：“有事找王老九。”

王亞樵并非為錢出頭，他自己依舊簡衣粗食，卻常把所得分給更窮的人。

久而久之，安徽籍工人自發(fā)聚攏到他身邊，成立“安徽勞工上海同鄉(xiāng)會”，起初不過十幾人，很快發(fā)展到數(shù)百人。

他們?nèi)耸忠话迅^，外界便稱之為“斧頭幫”。

與一般幫會不同，王亞樵極重規(guī)矩，他立下嚴令：不得欺壓窮人，不得濫殺無辜，不得私吞財物。違者重罰。

他還聘請律師擔任顧問，設立辦事處，甚至創(chuàng)辦“公平通訊社”，揭露黑幕、為工人發(fā)聲。

1923年秋天，上海警察廳廳長徐國梁正值權勢最盛之時，此人手段強硬，既與青幫三巨頭往來密切，又深得當局信任。

鎮(zhèn)壓愛國學生、搜捕革命黨人、清剿工人組織，他從不手軟，上海灘黑白兩道都清楚，徐國梁不好惹。

可王亞樵偏偏把刀鋒對準了他，消息早已摸清，徐國梁每日午后常去一家溫泉浴室洗浴，出入有保鏢隨行，卻也有空檔。

11月12日下午，浴室門前車水馬龍，徐國梁洗浴完畢，披著大衣走出門口，剛邁下臺階，巷口幾名便衣忽然逼近。

槍聲驟響，徐國梁尚未反應，胸口已中數(shù)彈，倒在石階上，保鏢慌亂拔槍，卻只看到人影四散，等巡捕趕到時，斧頭幫的人早已消失在街巷深處。

在那之前，斧頭幫不過是工人中的強硬組織；這一槍之后，他們成了敢動“官”的存在。

有人拍手稱快，有人膽寒側(cè)目，王亞樵的名字，第一次真正進入上層視野。

黃金榮、張嘯林、杜月笙三人坐鎮(zhèn)上海多年，地盤分明，利益清晰，對他們而言，王亞樵原本只是個在碼頭鬧騰的“外來人”。

可徐國梁案后，局勢變了，這個人不僅敢動資本，還敢動官場，三巨頭開始重新評估這個對手。

王亞樵并未主動挑釁青幫，卻也不低頭示好，他的斧頭幫，既收保護費，也接“生意”，卻又不完全按江湖規(guī)矩辦事。

幫內(nèi)嚴禁欺壓窮人，刺殺對象多為被他認定的“惡人”，這種半江湖、半革命的姿態(tài)，讓他顯得格外另類。

真正讓三巨頭意識到他“不可輕惹”的，是后來“江安號”風波。

那艘輪船原本涉及張嘯林一方的利益，卻被王亞樵接手，新舊經(jīng)理起沖突，王的人被打傷。

消息傳到王亞樵耳中，他沒有談判，沒有周旋，直接命人將張嘯林宅邸后院炸開一個大窟窿。

張嘯林勃然大怒，抄家伙要帶人報復，就在劍拔弩張之際，杜月笙站了出來。

他步履從容，臉上掛著慣常的笑意：“亞樵兄，何必為幾個小兄弟傷了和氣？打人的，我來賠禮，道歉賠償一分不少，船的契約在你手里，那便是你的。”

王亞樵盯著他良久，最終，他收起怒意，只說一句：“既然杜先生講理，此事到此為止?！?/p>

張嘯林心有不甘，卻被杜月笙按下，杜月笙事后對人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橫的怕不要命的。”

從那以后，三巨頭對斧頭幫采取了一種微妙態(tài)度，既不主動挑釁，也不刻意結盟，井水不犯河水，是最理智的選擇，而斧頭幫，也在這種夾縫中壯大。

1927年“四一二”之后，血雨腥風席卷上海，無數(shù)革命志士倒在街頭，王亞樵目睹這一切，心中憤怒難抑。

1931年夏，蔣介石前往廬山避暑，在山間小徑散步，竹林深處，槍手早已埋伏多時。

那一刻，，槍聲驟起，子彈從空氣中擦過，險險掠過蔣的耳側(cè)，警衛(wèi)瞬間反擊，子彈打進竹林，刺客迅速撤離。

兩次行刺未果，卻讓南京方面如芒在背，蔣介石震怒，下令戴笠嚴查幕后黑手。

很快，線索指向王亞樵，蔣下令將懸賞從十萬元提高到一百萬元，無論死活。

百萬懸賞，在當時是天價，自此，王亞樵的名字不再只在上海流傳，而成為全國追捕的對象。

但真正讓他聲名震動海內(nèi)外的，并非刺蔣，而是抗日。

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fā)，日軍進犯上海，炮火轟鳴，十九路軍血戰(zhàn)淞滬。

王亞樵當即宣布“全力以赴抗日”，組織淞滬抗日義勇軍，自任司令。

同時，他成立“鐵血鋤奸團”，專以日軍高級軍官和鐵桿漢奸為目標。

淞滬停戰(zhàn)后，日本駐滬軍方舉行所謂“祝捷大會”，地點選在虹口公園，日軍高層悉數(shù)到場。

其中包括上海派遣軍司令白川義則，他曾多次策劃對華軍事行動，是王亞樵眼中的頭號目標。

機會難得，卻防備森嚴，中國人難以接近核心區(qū)域，王亞樵轉(zhuǎn)而聯(lián)絡在滬朝鮮獨立人士，尹奉吉攜帶炸彈偽裝成水壺與飯盒，混入會場。

4月29日，日本國歌奏響，軍官列隊檢閱，就在那一瞬間，炸彈落向檢閱臺，巨響震天，木臺塌陷。

白川義則重傷，后因傷勢過重身亡，另有多名軍政要員死傷。

虹口一爆，舉世震動，日本國內(nèi)嘩然，軍界震怒，裕仁天皇親自過問，報紙以巨大標題刊登此事。

日本情報機關在報告中稱王亞樵為“人間魔鬼”，這個稱號，很快在坊間流傳開來。

在中國民間，王亞樵卻是敢為民族出頭的“獨膽英雄”，有人稱他“第一殺手”，也有人暗中贊許他“殺敵無罪”。

此后，他還計劃針對英國外交官李頓展開行動，抗議其偏袒日本的調(diào)查報告，雖未成功，卻再次引發(fā)國際輿論波瀾。

蔣介石的懸賞令未撤，戴笠的追捕網(wǎng)越收越緊；日本方面亦暗中調(diào)查，誓要清除隱患。

1933年后，王亞樵喬裝成碼頭工人，帶著骨干成員悄然赴港。

香港一度成為避風港，但南京方面通過外交壓力不斷施壓，港英當局態(tài)度也漸趨曖昧，王亞樵察覺風向變化，再次轉(zhuǎn)移。

廣西，成為新的落腳點，那里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盤，與蔣介石關系微妙，王亞樵以為，至少能暫得喘息。

梧州城里，他居于李濟深祖居，表面平靜，暗中仍謀劃反蔣與抗日。

戴笠久攻不下，忽然想到一個突破口，余立奎的小妾婉君。

余立奎是王亞樵心腹，被捕后守口如瓶，可婉君涉世未深，對局勢并無判斷。

戴笠親自出面，一番軟硬兼施的游說與誘導，描繪出“蔣介石將重用王亞樵”的前景，又許以金錢與安穩(wěn)。

婉君動搖了，幾天之內(nèi)，王亞樵藏身梧州的消息傳回南京，戴笠親率精干人員南下，布置周密。

1936年9月，婉君以生活困頓為由“投奔”王亞樵，王亞樵見到熟人，毫無防備，她又以有要事相商為由，約他到住處。

那一天，王亞樵如約而至，剛推門而入，一把石灰迎面撒來，眼前驟然一片白茫，灼痛刺骨。

槍聲隨即響起，他本能揮拳反擊，撞翻一人，奪路而退，可埋伏者眾多，子彈與刀鋒幾乎同時逼近，混戰(zhàn)不過片刻，他身中五槍，又被刺三刀，血染地面。

戴笠站在不遠處，沉默片刻，下令補刀，隨后，為絕后患，婉君亦被滅口。

消息傳出，上海灘一片嘩然，杜月笙聽聞死訊，沉默許久，只說了一句：“可惜了。”

而多年之后，毛主席對王亞樵有過評價：“殺敵無罪，抗日有功，小節(jié)欠檢點，大事不糊涂?！?/strong>

這句話，既肯定其民族立場，也指出其手段之偏激。

上海灘依舊燈紅酒綠，幫會更迭，權勢輪換，但王亞樵這個名字，卻成了十里洋場最特殊的注腳。

一個被日本人稱為“人間魔鬼”的刺客，一個讓杜月笙不愿輕惹的對手，一個讓蔣介石懸賞百萬追捕的敵人。

他或許偏激，或許狠烈，卻也在民族危亡時舉起過刀，歷史的塵埃落下后，人們再回望他的一生，看到的不僅是槍聲與爆炸，更是一顆在亂世中燃燒過的孤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