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zhàn)國，百家爭鳴，道家、墨家、法家、縱橫家……各路思想高手悉數登場。

但最終勝出的，是看起來最"溫吞"的儒家。

馮友蘭一句話把真相說透了，儒家贏，不是因為它最聰明，而是因為它最"合用"。

——《壹》——

公元前771年，西周王朝垮了，不是慢慢衰落，是直接垮，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犬戎攻破鎬京，周天子被殺，西周滅亡。

這一年，史書上平靜記錄了這件事。

但沒人意識到，它同時宣告了一套延續(xù)數百年的社會秩序徹底失效，西周的秩序是什么？簡單說，就是一套嚴密的等級體系。

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

但西周崩了以后，這套體系跟著碎了。

一部分原來的貴族失去封地，淪落民間，他們身上帶著原來的知識和技藝，卻再也沒有對應的地位，另一部分原來的平民，靠著一技之長在亂世中出頭，爬上了高位。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史》里說。

正是這種"流動"，讓知識從官府流向民間，讓原本屬于不同官職的學問，散落成了各種學派的種子，劉歆在《七略》里梳理過這段歷史。

他發(fā)現(xiàn)諸子百家的源頭，幾乎都能追溯到西周某一個具體的官職。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負責教化，道家出于"史官"，掌管檔案與歷史，法家出于"理官"，主管刑罰，墨家出于"清廟之守"，看護宗廟。

官府散了，這些人帶著各自的知識流落民間，就成了"諸子"。

一心要把周朝那套已經破碎的秩序重新?lián)炱饋怼?/strong>

他開私學，不問出身收學生，據說弟子三千，賢者七十二人，這件事在當時是一個破天荒的舉動，因為在西周，教育從來不對普通人開放。

孔子死后大約兩百年，到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

百家爭鳴進入最高潮，儒、道、墨、法、名、陰陽、縱橫……各家思想家?guī)е约旱闹鲝埍甲哂诟髦T侯國之間，游說君王，開壇講學，筆戰(zhàn)論辯。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將其歸納為六家。

劉歆后來細分為十家，認為其中九家"可觀"，這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自由、聲音最嘈雜、競爭最激烈的時代，但這場競賽注定只有一個贏家。

——《貳》——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這一年，百家爭鳴的時代正式結束，秦帝國需要的不是思想，是服從，李斯向秦始皇建議：民間私學擾亂人心，應當焚書禁學，"以吏為師"。

于是焚書發(fā)生了，大量典籍付之一炬，數百名儒生被坑殺。

但秦朝只撐了十五年，公元前206年，秦亡，劉邦建立漢朝，天下打爛了，得重新收拾，這時候，法家沒用了， 法家的邏輯是高壓控制。

賞罰分明，適合打仗、適合統(tǒng)一。

無為而治，輕徭薄賦，讓社會自己慢慢恢復元氣。

一個帝國要長期運轉，光靠"無為"撐不住局面。

墨家呢？墨家在戰(zhàn)國時期聲勢浩大，墨子主張"兼愛""非攻"，提倡節(jié)儉，組織嚴密，墨家弟子甚至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走到哪里都成建制地出現(xiàn)。

但墨家有一個致命的問題：它否定等級差別。

主張"兼愛"要超越親疏遠近，這和中國從上古延續(xù)下來的家族制度直接沖突，在一個以血緣為紐帶的農業(yè)社會里，"愛自己父母"和"愛陌生人"應該一樣。

這種主張讓普通人根本無法接受。

法家更直接，它的問題不是不管用，而是太冷，法家認法不認人，家族倫理在法家眼里是干擾執(zhí)法的因素，要盡量排除。

縱橫家靠嘴皮子在各國之間周旋，時勢一過，毫無根基，陰陽家的學說太玄，名家太繞，農家太局限……各家都有自己的閃光點，但也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

它們解決的是某一個具體問題，而不是整個社會怎么運轉的問題，這就是儒家的機會。

——《叁》——

馮友蘭在《中國哲學簡史》里有一個判斷，很多人讀過去了，沒停下來想清楚，他說，儒家之所以能在百家中脫穎而出，最關鍵的原因之一，是儒者的雙重身份。

孔子本人花了大量時間整理《詩》《書》《禮》《易》《春秋》。

要祭天地、封諸侯、定朝儀，這些事情只有儒者會。

劉邦出身草莽，起初對儒生很不屑，據說曾經把儒生的帽子摘下來往里撒尿，但他建立政權之后，叔孫通帶著一批儒生幫他制定朝廷禮儀。

劉邦在正式的朝會上第一次體會到什么叫"皇帝的尊嚴"。

當場說了一句話："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這就是儒者不可替代的地方，其他各家能提供思想，但提供不了這套操作系統(tǒng)。

第二個原因，是儒家和農業(yè)社會的深度契合。

中國的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必然以農業(yè)為基礎，大陸型國家，土地是根本，人們世代扎根在同一塊土地上耕作，不能輕易遷徙，不能隨便流動。

這種生產方式，天然催生了家族制度。

一大家子人共同耕作，祖先的墳就在田邊，家族的權威高于一切，儒家的整套思想，就是為這種社會結構量身定做的。

仁、義、禮、智、信，核心是人與人之間的倫理關系。

而這些關系的起點，是家庭，父子、夫妻、兄弟，這是最基本的單位，然后擴展到君臣、朋友，孝悌是根本，忠誠是延伸，整個社會就是一個放大版的家族。

——《肆》——

馮友蘭把中國哲學史分為兩個時代，公元前500年前后到漢初，是"子學時代"，思想自由競爭，各派平等上場，誰說得有道理誰就有人聽。

漢武帝之后，進入"經學時代"。

游戲規(guī)則變了，不是誰說得有道理，而是誰的話符合經典，誰才算數，馮友蘭用了一個比喻：這個時代的哲學家，"無論有無新見，皆須依傍古代哲學家之名"。

"所釀之酒，無論新舊，皆裝于古代哲學之舊瓶內"。

新思想要想流傳，必須打著儒家經典的旗號，否則根本沒有傳播的空間，這個機制一旦建立，就產生了巨大的鎖定效應。

讀書人從小讀儒家經典，考試考儒家經典，做官靠儒家經典。

一個人哪怕內心有其他想法，要向上走，就得先把儒家那套話說好，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竇太后去世，這個節(jié)點值得停一下。

竇太后是道家的信奉者，漢武帝剛登基時推行儒家。

被竇太后強力壓制，建元二年，趙綰因為推崇儒術、主張改革，被竇太后拿下，太尉竇嬰、丞相田蚡也跟著丟官，儒家在漢朝的崛起，不是一帆風順的。

它遭遇過真實的政治阻力，硬是等到竇太后死了，才有機會全面展開。

漢武帝之后，歷朝歷代，不管哪個民族入主中原，最終都要和儒家妥協(xié)，北魏的鮮卑人漢化，用的是儒家那套禮制，隋唐建立科舉，考的是儒家經典。

宋明理學，是儒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再度深化。

清朝滿族入關，順治、康熙、雍正、乾隆，沒有一個敢正面否定儒家，不是皇帝們都被儒家說服了，而是他們發(fā)現(xiàn)，沒有比儒家更好用的統(tǒng)治工具。

這才是它延續(xù)兩千年的真正秘密。

參考信息來源：

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北京大學出版社）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中華書局）

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弧稘h書·武帝紀》；《史記·儒林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