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段2025年6月11日美國國會眾議院籌款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聽證會的視頻在社交媒體再次被翻出熱議。該聽證會旨在讓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就特朗普政府的財政2026預算請求、經濟議程（包括稅收減免、更公平的貿易和放松管制）以及相關立法進行說明和質詢。

聽證會上，民主黨眾議員邁克·湯普森向貝森特提問，要求提供一項由獨立、非政府經濟學博士完成的研究，證明給超級富豪減稅的法案不會增加國家債務。貝森特直接回答“有，阿特·拉弗”，這一回應引發(fā)現(xiàn)場笑聲和湯普森的追問“我不覺得這個算”。

阿特·拉弗是著名的保守派經濟學家，拉弗曲線（供給側經濟學）的提出者。他可不是什么“獨立、非政府經濟學博士”，他長期是特朗普的經濟顧問（Trump經濟團隊成員），2019年特朗普還親自給他頒發(fā)了總統(tǒng)自由勛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顯然，阿特·拉弗是“本屆政府/特朗普陣營的自己人”，完全不符合“非政府、不在政府 payroll 上”的獨立標準。

在社交平臺上，有博主詳細闡述阿特·拉弗的核心觀點：

拉弗確實支持降低最高邊際稅率，這在客觀上讓“超級富豪”受益。但他支持減稅的出發(fā)點并不是為優(yōu)待富人，而是基于“激勵機制”理論。在拉弗看來，對富人征收高額稅收就像是“懲罰成功”，最終會導致社會整體財富縮水。

富人的行為更具“彈性”。拉弗是堅定的自由經濟學者。相比普通工薪階層，超級富豪有更多的手段來應對高稅率。當稅率過高例如超過50%時，富人會更有動力將資金轉移到海外、購買避稅產品，或者干脆停止投資。政府雖然設定了高稅率，但實際上從富人那里收到的稅款反而變少了，這就是拉弗曲線的下行區(qū)間。

滴漏效應與投資。拉弗堅信，超級富豪是資本的主要提供者。他認為，給富人減稅能讓他們有更多資金去投資新公司、購買新設備和研發(fā)新技術，從而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最終惠及全社會。拉弗經常引用美國前財政部長安德魯·梅隆的話。他認為，如稅率設定在73%，但富人通過各種手段把應納稅所得額降為零，那么政府得到的收入也是零。

實踐中的“談判籌碼”論。隨著特朗普2024年大選后重返白宮并推行更激進的關稅議程，拉弗的觀點演變?yōu)閷嵱弥髁x的工具論。拉弗在2025年的一場經濟論壇中提到，如果使用關稅作為手段，最終目標是迫使其他國家降低對美關稅，那么這種手段是合理的。他支持特朗普的互惠貿易法案。他的邏輯是：如果對方收我們20%的稅，我們也收20%，這雖然不是理想的自由貿易，但比單方面受損更公平。

財政抵消邏輯：用關稅換減稅。這是拉弗最核心的政策貢獻。他提出了一個稅收中性的方案：內部減稅，外部征稅。他建議利用關稅帶來的收入，來抵消進一步降低美國國內所得稅和企業(yè)稅的財政壓力。他認為，國內所得稅對生產積極性的打擊比關稅更大。如果必須選一種稅來維持政府開支，他寧愿選擇征收關稅對消費征稅，也要保護國內的生產動力降低所得稅。

從阿特·拉弗的理論不難看出特朗普政府推動的“大而美”預算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背后的理論基礎，即通過減稅刺激經濟增長、用關稅作為貿易談判工具并彌補財政缺口，避免債務大幅增加。

目前，這段聽證會片段在美國國內政治討論中仍有爭議，在網絡上也引發(fā)了一些對美國財政政策的科普和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