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老齡化成為不可逆轉的時代浪潮，“如何養(yǎng)老”不再是個體家庭的私務，而是關乎每個人的公共命題。送父母進養(yǎng)老院就是不孝嗎？護工的辛勞為何總是廉價且隱形？當生命步入薄暮，尊嚴由誰托底？什么才是中國養(yǎng)老院的真實日常？

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東南大學人文學院至善博士后吳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調(diào)查為基礎，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蘇某縣級市兩家養(yǎng)老院，參與掃地、喂飯、發(fā)放餐點等日常工作，旁聽老人的閑聊與抱怨，見證護理員的辛勞與委屈，也記錄家屬的牽掛與無奈，觀察、深描下《薄暮時分：養(yǎng)老院里的日常與脆弱》。

本文摘自《薄暮時分》第二章，已獲得出版單位授權，分段有調(diào)整，內(nèi)容有刪節(jié)，注釋從略。在這兩個小節(jié)中，作者主要從時間維度呈現(xiàn)了養(yǎng)老院中的日常生活世界，“老人們不約而同地用‘度死日’來形容在養(yǎng)老院中的生活狀態(tài)”。

“度死日”

養(yǎng)老院的一天從早上五點左右開始，護理區(qū)的護理員們首先開始一系列工作：幫房間里的五六名老人更換尿布、擦洗身體、穿衣、洗臉、刷牙，安排老人們吃早飯，還要掃地、拖地、抹桌子、清理垃圾……這是他們一天中最為忙碌的幾個小時，護理員們形容“一個早上跟打仗一樣，一刻不?！?。接著，像老郭這樣可以起床的老人便能看看電視、讀讀報紙，把輪椅推到走廊上與人閑聊幾句，健康狀況更好一些的老人會來到院子里的池塘、涼亭邊散步、聊天。不過，還有很多重度失能、長期臥床的老人在被喂過早飯之后仍然只能繼續(xù)躺著，等護理員每兩三個小時來幫他們翻一次身。

在養(yǎng)老院中，一日三餐建構起了日常生活的主節(jié)奏，照顧的流程依此展開：早上六點半到七點是早餐時間，因此四五點就得幫老人清潔身體，起床穿衣。中午十一點是午餐時間，待餐盤清理過后，十二點便是全院的午休時間，護理員們也可以靠在椅子里小憩片刻，整個養(yǎng)老院再次進入寂靜的睡眠狀態(tài)，直到下午一點半左右才漸漸復蘇。

在這段時間，我偶爾會溜出養(yǎng)老院，找一家附近的肯德基整理田野筆記。從養(yǎng)老院走到外面的大馬路上，會感受到輕微的不真實感，需要重新適應城市的快節(jié)奏和喧囂，還會感受到一種身體上的輕快。回到養(yǎng)老院，下午會發(fā)放水果、點心和前一日的送洗衣物，護理員們會幫一些老人洗浴。四點半到五點是晚餐時間，接著，六點多時老人就被安排洗漱，全部上床就寢。住民的一日三餐恰好比外部世界所習慣的時間提前一個小時左右，這是因為機構的工作人員需要趕在老人用餐且清理完畢之后才能開飯、下班。比如上白班的食堂員工和護理員為了能在五點半按時下班，就會盡量把老人們晚餐的時間提前。

書內(nèi)插圖：康頤家園的重陽節(jié)慰問演出，

戴著紙王冠的是當月生日的壽星

不少研究者指出，養(yǎng)老院像精神病院、寄宿學校、軍營和監(jiān)獄一樣具有全控機構的特征：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在同一個空間、同一套管理制度下進行；所有成員都被以相似的方式對待，做的事情也都大同小異；每天的作息與活動皆按表操課，照著上層人員制定的清晰的規(guī)定執(zhí)行(Stafford,2003；高夫曼，2012)。在這個過程中，機構的節(jié)奏與個人的節(jié)奏一定會產(chǎn)生不協(xié)調(diào)，有的老人抱怨還未睡飽就要起床，有時毫無睡意卻也不得不服從紀律躺在床上。另外，相對于老人緩慢的身體節(jié)奏，護理人員的工作節(jié)奏往往更快而且緊湊，始終處于各項任務的驅動之下。比如老人們用餐的時候，護理員常常會等在一旁，看有人快吃完了，便利索地上前先將幾只空碗收走——我想，這可能是護理人員的無心之舉，但在無形之中就給其他還在用餐的老人一種壓力，不知不覺間加快了大家用餐的速度。有的老人擔心自己動作太慢，剩下的一些飯菜索性也就不吃了。好幾次，我特地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時間，從開始盛飯到收碗只有15-20分鐘。這本來是一段大家可以悠閑用餐、彼此交談的集體時光，但在機構的節(jié)奏之下就這樣被大幅壓縮了。

至于無法自主進食的重度失能的老人，護理員得先用攪拌機將飯菜打成半流質——通常是一碗已經(jīng)無法辨識成分的黃褐色糊狀物，讓人食欲盡失——再一勺一勺地喂食。在康頤家園護理區(qū)的時候，我常常被分派到這個任務。起初，我總是模仿影視劇里的經(jīng)驗，舀起一勺食物，吹一吹涼，送到老人口中，等他慢慢吞咽下去，喂幾口就用紙巾幫他們擦一擦嘴角流下的湯汁。但是，當同房間的護理員在同樣的時間內(nèi)很快地喂好了兩位老人，我也難免感受到了速度的壓力。由于一個班組的護理員得在全體老人用餐完畢且回收碗筷之后才能開始吃飯，誰也不想當拖后腿的那一個。

機構中的住民常常把自己形容為“三等公民”：早上醒來等著吃早飯，早飯吃完等著吃午飯，午飯吃完等著吃晚飯。一日三餐成了養(yǎng)老院里的老人唯一需要等待、親身參與的“事件”。每天上午十點左右，通常會有一位老人提醒“快吃午飯了”，這時大家仿佛就有了一些盼望和精神勁兒，氣氛有了微妙的變化。有的老人甚至早早便帶著碗筷去小食堂坐著，等待開飯。下午三四點，這一過程又會再次出現(xiàn)。等到晚餐過后，暮色降臨，常常會有老人感慨：“一天終于又混過去了?！薄獛еc調(diào)侃又有些無奈，好像終于完成了今天“活著”的任務，而前面也并沒有什么可盼望的。在日常的閑聊中，老人們不約而同地用“度死日”來形容在養(yǎng)老院中的生活狀態(tài)。在吳方言中，它意味著混日子，既沒有目標也沒有企盼，渾渾噩噩，過一天是一天。每當他們說起“度死日”，有時帶著一種抱怨又自憐的情緒，有時是有些無奈又有些看透人生的調(diào)侃——“度度死日了，度到死么為止。”

書內(nèi)插圖：康頤家園護理區(qū)，老郭床尾的小方桌

不同于外部世界中人們按標準的日歷和鐘表時間推進的日常生活——工作日與雙休日、上班時間與下班時間、會議日與截稿日，養(yǎng)老院住民的時間仿佛只是無意義的、不斷的重復。在這里，半年如一日，生命流逝卻又靜止。正如戈夫曼所描述的全控機構中“死氣沉沉的時間感”，住民們會強烈感受到在機構中所耗費的時間“是從一個人的生命里奪走、浪費、摧毀的；那是一段報廢的時間……被收容者往往感覺在他被要求待在機構里的期間——他的刑期——從自己的生命中被流放了”(高夫曼，2012:76)。

人生終途

除了幾個重要的節(jié)慶假日外，養(yǎng)老院里的時間過得模糊、混沌，甚至無須理會通行的日歷與鐘表時間。我的田野筆記中記錄著兩個具有高度象征意涵的細節(jié)。2016年7月7日是我到老年公寓的第一天。下午兩點十分的時候，我突然發(fā)現(xiàn)走廊上的電子屏幕顯示著三點半，之后不久，我又在一位老人的床頭看到了指向八點半的時鐘。而在7月12日那一天，護理區(qū)某個房間的日歷仍然停留在7月5日那一頁。確實，對很多老人來說，日期的準確與否已經(jīng)不再重要，后一日與前一日沒有什么分別，甚至下個月與上個月也沒有什么分別。養(yǎng)老院的時間更像是一段處于生死之間的閾限時間，是流溢在主流社會時間表之外的晦暗不明的支流。

書內(nèi)插圖：老年公寓的走廊

住民們都很清楚，在養(yǎng)老院的日子就是“人生的最后一站”，“眼睛一閉再接你出去了”。還有更多居家的老年人對養(yǎng)老院心存抗拒，抗拒的也正是這個正式的斷裂節(jié)點，標志著從此進入另一段時間和空間，走進人生的薄暮。我一開始總覺得，對老人來說，死亡是一個難以直面的、沉重的話題，總是刻意避免主動向人談及，但后來才逐漸發(fā)現(xiàn)，生死之事常常出現(xiàn)在養(yǎng)老院的日常閑聊中。

我剛到康頤家園的那天下午，就聽護理員們談論起前段時間剛離世的錢好婆。那天正好是家屬設宴邀請親友們“吃豆腐”的日子，也邀請了生前照顧錢好婆的幾位阿姨。聊天的大概內(nèi)容是說她的子女不懂規(guī)矩，讓殯儀館的工作人員用一個“黑漆漆的大袋子”就把人裝走了，甚至都沒有先給錢好婆好好地擦干凈身體，把尿布換下來。護理員們都為錢好婆感到惋惜，直說家屬不懂事，“自己不會弄就打電話‘一條龍’（喪葬服務），最后一次了再怎么也要風光一下”。接著，大家又聊起本地農(nóng)村的喪葬習俗，如何給過世的老人穿壽衣、燒紙錢，如何去土地堂報土地——“就像在民政上戶口”，護理員們向我解釋。還有請道士多少錢，樂隊鼓手多少錢，白事廚師又要多少錢，連一旁的家屬也參與其中，分享過去的經(jīng)驗。最后，大家都評論道，相較于農(nóng)村，城里的喪葬儀式已經(jīng)越來越簡化，年輕一輩也早已不懂那些繁復的禮節(jié)，將遺體從養(yǎng)老院直接送到殯儀館，第三天就火化了。

對于人生的終點，老人自己也表現(xiàn)得十分坦然。導論中提到的李云秋好婆90歲，她的室友張永華好婆95歲，已經(jīng)在康頤家園住了六年多。在這個年紀，她們都已經(jīng)變成了個子矮小的老太太，蒼白的皮膚布滿皺紋，像薄脆的紙張。有一次，我問起李云秋好婆她在八樓護理區(qū)的丈夫的近況，李好婆說：“像個木頭人了。”我接著詢問她是否擔心丈夫在哪一天突然離世，李好婆淡然地說：“我有思想準備的，怎么會擔心呢？反正不可能變好了，這些年紀了，總歸越走（離死亡）越近。” 坐在一旁藤椅上的張永華好婆接著說：“思想上有這個準備的。年紀大的人不一定的呀。所謂今天不知明天。前陣子我發(fā)高燒，我女兒擔心真的要走掉了。我是這么想的，走掉，斷氣了，去叫‘一條龍’，直接送到殯儀館，放三天。家里布置一個臺子，親親眷眷來看看。等到燒掉、安葬掉就好了，簡簡單單的。”李云秋好婆也說：“沒什么好怕的，年齡到了，活下去也難過的。人生就是這樣一回事。小的在長大，老的就應該走了，新陳代謝，必然規(guī)律，沒有辦法逆轉的，怎么可能返老還童？”不過李好婆隨后又補充了一句：“只有一個希望，希望走的時候少點痛苦。不過這個也可能是一種奢望（笑）。有的人難受得不得了，有的人像睡覺一樣睡了去，就好了?！?/p>

書內(nèi)插圖：每天上午，護理員打掃房間時會將老人都推到走廊上

養(yǎng)老院里的日子好像一個漫長的“斷舍離”的過程，老人們逐漸接納生命的下行，也更加平靜地面對生離死別。有的早早就選好了遺照，向子女交代了后事的料理，也有的好婆每天在房間折紙錢，為自己的將來做準備。我由此聯(lián)想到人類學家莎拉·蘭姆 (Sarah Lamb,2013) 在印度的研究。她發(fā)現(xiàn)很多人把養(yǎng)老院中的日子視為人生中最后的“林中隱居”(vanaprastha) 階段——在印度教的傳統(tǒng)觀念中，這是一個人離開世俗的職業(yè)生涯和家庭生活，專注于內(nèi)省、冥想、自我探索的時期。在這個時候，老年人應當前往一個自然的、孤獨的環(huán)境，在精神的修行中為離別和死亡的過渡做準備。正如蘭姆的一位受訪者所說：“如果留在家中，我會越來越習慣于家人的陪伴，到了離開的時候會很困難……我獨自來，也要獨自離去?！碧m姆發(fā)現(xiàn)，雖然印度養(yǎng)老機構的興起受到西方文化的很大影響，但相較于歐美的安養(yǎng)機構高度依賴延長生命的現(xiàn)代醫(yī)療技術，以及強調(diào)活躍老化的終身學習活動，印度的老人院更加強調(diào)晚年作為一個直面生命的短暫與消逝、不斷向內(nèi)探索的生命階段。

進入臨終狀態(tài)的老人，大部分會在養(yǎng)老院中走完最后一程。護理員們告訴我，老人離世之前都有若干征兆，“幾天不吃東西，神志也不清楚了，眼睛一直閉著要睡覺，就知道差不多了，只剩下一口氣了”。在這種情況下，工作人員便要提前通知家屬，著手后事的準備。有些老人在最后時刻不免經(jīng)歷種種身體上的痛苦，而那些無疾而終、在自己的床上安然離世的百歲老人則被視為“真正的圓滿”，這也正是李云秋好婆所希望的善終。大體上來說，在永安的養(yǎng)老院中，死亡仍然是一個油盡燈枯、自然逝去的過程，醫(yī)護人員不會采用插管這樣的手段來延續(xù)生命，也不會進行其他侵入性的搶救。不過，倘若老人出明顯的病癥，一部分家屬還是會選擇送老人去醫(yī)院進行治療。在那里，臨終者便將進入另外一套例行化的醫(yī)療程式。

雖然在養(yǎng)老院中，生死并不是一個被壓抑、禁忌的話題，但是，死亡本身仍然是一種被隔離、被封存的經(jīng)驗。通常，一旦老人離世，護理人員會和家屬盡快將遺體送往機構中一個獨立的隔間，在那里給老人擦凈身體、換上壽衣，并由“喪葬一條龍”的服務人員負責將遺體送至殯儀館。老人所有的個人物品都將被迅速打包整理、交還家屬，生前居住的床位及周邊環(huán)境也會立即進行消毒。人走了，一切也就悄無聲息，工作人員不會在院內(nèi)發(fā)布任何正式的公告。只有一些老人會私下議論某人“往那條路上去了”。而在我調(diào)研過的另一家養(yǎng)老院，那些氣息微弱、尚在彌留之際的老人會被提前轉運到一樓的走廊盡頭、與其他住民相距最遠的房間，照顧他們以及監(jiān)測生命體征的任務則交由院里少數(shù)的幾位男性護理員負責——當然，這并不是因為他們具有更豐富的臨終照護的專業(yè)技能，而只是因為傳統(tǒng)的男性氣質被賦予了“勇敢無畏”的想象。不過，一名60多歲的護理員大叔坦白地告訴我，“晚上要陪著，心里還是有點怕的”。

正如吉登斯(2016)指出的，現(xiàn)代社會打造了一個井然有序、可以預期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 的日常生活世界，而將那些不可控的、可能引發(fā)存在焦慮的“自然”事件——死亡、疾病、瘋癲與性——隔絕在社會生活之外。因此，死亡不再是現(xiàn)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它成為一種技術性的專業(yè)事務，被隔離至特定的機構和場所，比如醫(yī)院和養(yǎng)老院。我們看到，在養(yǎng)老院內(nèi)部，死亡甚至瀕死都被盡可能地從公共生活空間中分離出來，隱沒在特定的場所。人們刻意地與死亡保持著距離，也很難在最后時刻通過身體的接觸和言辭的安撫向臨終者表達情感與關懷。“文明化為強烈、自發(fā)的情感表現(xiàn)帶來了過多的禁忌，這也經(jīng)常綁住了人們的舌頭和雙手”，這讓臨終者通常只能在孤獨無依中悄然離世(愛里亞斯，2008:99)。而死亡的封存帶來的另一重影響是，它失去了傳統(tǒng)社會中宗教性的、文化性的意義，由社群轉為私人，由神圣轉為世俗，告別與哀悼儀式也大多成為一種短暫的、僵化的程序。

不過，當大部分醫(yī)院和養(yǎng)老機構將死亡從日常生活中隔離、封存，也有些地方反其道而行之。給我印象很深的是上野千鶴子(2021)在《一個人最后的旅程》中寫到的一個例子。在日本愛知縣有一家叫作“千年村”的養(yǎng)老機構，恰恰將死亡置于人們都能看得見的日常場所中：機構的大門是開放的，靈車可以直接停放在院內(nèi)；與逝者生前有來往的住民齊聚一堂，共同參加告別式，送別遺體?！扒甏濉碧匾獯蛟炝诉@樣一個集體見證死亡、鄭重與逝者告別的空間，這反而讓其他老人感到心安，因為可以料見自己也會在這樣安寧、莊重的氛圍中被送走。上野千鶴子還寫到一個令她印象深刻的小故事。在另一家同樣舉辦集體告別式的養(yǎng)老機構中，一位患有重度認知癥、已經(jīng)失去記憶的老人，在靈柩被運走之前對其深深地鞠了一躬，鄭重其事地告別逝者——“漫漫人生路，你辛苦了?！?/p>

本期圖書

《薄暮時分》

養(yǎng)老院里的日常與脆弱

作者: 吳心越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 世紀文景

出版年: 2026-3

定價: 69.00元

本書是一部扎根現(xiàn)實的民族志力作，作者吳心越以近一年的田野調(diào)查為基礎，以“小阿姨”的身份深入江蘇某縣級市兩家養(yǎng)老院，參與掃地、喂飯、發(fā)放餐點等日常工作，用細膩的觀察與深描，揭開機構養(yǎng)老的真實圖景。

全書聚焦“人生臨暗”的閾限狀態(tài)，圍繞三類核心群體展開：在身體衰朽與身份模糊中掙扎的老年住民，承擔“骯臟工作”卻面臨不安晚年的護理員阿姨，以及在孝道與現(xiàn)實間權衡的家屬。從“孝道外包”的養(yǎng)老模式變遷，到養(yǎng)老院中的鄰避效應；從護理員的勞動處境與劃界策略，到清潔照護、性別互動、認知癥照護中的倫理困境，作者層層遞進，探討深度老齡化背景下，照料如何從私人領域走向社會化，以及脆弱性背后的社會結構與價值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