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蔣豐 來源：日本華僑報

好友楊多杰送我一套無錫錢海岳14冊的《南明史》（中華書局，2016年4月第一版），價格不菲，高達人民幣980元，讓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畢業(yè)時，南明史研究專家顧城教授對我有關(guān)明末農(nóng)民起義問題的畢業(yè)論文的精心指導。一方面為自己畢業(yè)后在書店只要看到顧城教授的新著便購買回家而欣喜，另一方面為畢業(yè)后從中學教師轉(zhuǎn)為傳媒人而無暇研讀南明史而遺憾連連。正因為這樣，此次獲得這套《南明史》，便暗下決心要閱讀。不求通讀，而是能讀多少是多少。

一百二十卷的《南明史》，第一冊均為目錄，第二冊開篇第一卷是《本紀第一·安宗》，一股亡國悲愴的冷風迎面而來。細讀過后，感到弘光皇帝朱由崧不再僅僅是傳統(tǒng)史觀中那個“耽于酒色、昏庸無能”的刻板符號，而是一個被歷史巨浪推上礁石，最終在浮沫中消融的南明末世剪影。

崇禎十七年（1644年）的春天，北京陷落的消息如同驚雷，炸碎了留都南京的平靜。對于當時的福王朱由崧來說，他從“監(jiān)國”走向武英殿，這枚皇冠不是戴上去的，而是“砸”下來的。

《安宗本紀》詳盡記錄了那場波譎云詭的南都議立。在“立賢”與“立親”的博弈中，東林黨人試圖以道德標尺衡量君主，而鳳陽總督馬士英則看準了血統(tǒng)與實力的縫隙。朱由崧作為明神宗朱翊鈞長孫、明思宗朱由檢堂弟，在血緣上有著無可爭議的優(yōu)先權(quán)。然而，這種優(yōu)先權(quán)在亂世中顯得如此蒼白。

當朱由崧于五月初三進南京，在龍江關(guān)登船時，他面對的不是萬民歡騰，而是各方勢力的貌合神離。盡管他在五月十五日正式即位，改明年為弘光元年，但這個政權(quán)從誕生之日起，就缺乏一種“向心力”。朱由崧的登基，更像是一場各方利益妥協(xié)后的“臨時拼湊”。

我此前閱讀過談遷的《國榷》、黃宗羲《弘光實錄鈔》、鄒漪《明季遺聞》，大多譏諷弘光帝“唯知尋歡作樂”，甚至有“梨園天子”之稱。南京的春天依舊繁花似錦，秦淮河上的歌聲似乎能遮蔽北方的刀光劍影。朱由崧在位的一年里，關(guān)于他搜羅美女、沉溺春藥、選拔伶官的記載不絕于耳。但是，深入研讀《安宗本紀》，就會發(fā)現(xiàn)里面沒有全然回避這些負面記載，但更把這種荒唐行為看做是一種“權(quán)力稀釋”的結(jié)果，透視了這種行為背后的絕望與空虛。

此時的南明朝廷，真正掌握大權(quán)的是馬士英與阮大鋮。朱由崧作為皇帝，在戰(zhàn)略決策上往往處于被動地位。當朝臣們?yōu)榱恕伴T戶之見”爭斗不休時，這位皇帝似乎選擇了一種消極的逃避。他不是沒有想過“復仇雪恥”，但在那樣的官僚體制與混亂的軍閥制衡下，他的任何努力都顯得微不足道。他能夠有的就是在內(nèi)憂外患中試圖躲進溫軟鄉(xiāng)的靈魂。他最后能夠“燕居深宮，輒頓足謂‘士英誤我’”，“嗚咽流涕”地說出“悔用馬士英”，也算是一種遲到的醒悟了。

《安宗本紀》中最為沉重的一筆，莫過于弘光帝永歷政權(quán)的戰(zhàn)略決策——“聯(lián)虜平寇”。在朱由崧的本紀中，人們可以清晰看到這一方針的執(zhí)行軌跡。

南明弘光朝廷最初將率領(lǐng)農(nóng)民起義的李自成的大順軍視為頭號大敵，而將關(guān)外入主中原的清軍視為“協(xié)助討賊”的友軍。這種認知的錯位，直接導致了南明政權(quán)軍事部署的消極。當“降將吳三桂引清攝政王多爾袞入北京”，北京城的縞素并非為了崇禎帝，而是為了掩蓋清軍鯨吞天下的野心。

《安宗本紀》細致地羅列了朝廷派往北京出使的官員名單及其所帶的金帛。這種“以財買和”的幼稚想法，在清軍虎視眈眈的鐵蹄面前，成了歷史最大的諷刺。朱由崧本人雖然在圣諭中偶有振作之語，但在具體的執(zhí)行層面上，卻只能眼睜睜看著淮揚一線的防御在各軍閥的內(nèi)耗中土崩瓦解。

弘光元年（1645年）的五月，清軍渡江。南京的防線如同紙糊一般瞬間潰滅。朱由崧的逃亡之路，是整部本紀中最令人心碎的部分。

他倉促逃往蕪湖，投奔黃得功。應該說，黃得功是一位忠義之士，他在中箭自刎前的那一刻，依然試圖守護這位落難的帝王。然而，大勢已去，朱由崧最終被部將劫持，獻給了清軍。

從南京到北京，這一路走來，朱由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安宗皇帝，而是一個被繩索捆綁的囚徒。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40歲的朱由崧在北京被大清王朝“以弓（弦）勒令自盡”。當然，歷史上還有一說，就是朱由崧是與十七個人一起被清廷在北京菜市口斬首的。不管怎樣說，入關(guān)后的大清既然已經(jīng)逼得大明帝國的第十六位皇帝——明思宗奔出宮外上吊自殺，他們怎么會容忍這位自稱大明帝國第十七位皇帝——明安宗活在世上！這些記錄冷峻而短促，卻宣告了一個王朝正統(tǒng)血脈的斷裂。

《安宗本紀》給予了朱由崧一種“悲憫的理解”。他沒有像清代官方修撰的史書那樣，將其完全妖魔化為“亡國之孽”，而是肯定他“初政有可觀者”，將其置于那個禮崩樂壞、武夫當權(quán)的特殊時代背景下進行深入考察。

朱由崧是一個平庸的人，但他被放在了一個絕非平庸之人所能左右的時代。他在南京的一年，是南明政權(quán)最后的機會，也是“中興”的最大幻覺期。朱由崧更像是一個在江邊凝望殘陽的老人，看著身后的萬象更新與眼前的廢墟連綿，最終被歷史的潮水徹底吞沒。

讀《南明史·安宗本紀》，我讀到的不僅是一個皇帝的生平，更是那個時代所有掙扎、愚昧、忠誠與背叛的總和。朱由崧的悲劇，不僅是個人的悲劇，更是整個大明帝國在晚霞中最后一次、也是最為蒼白的一次跳動。（2026年3月25日寫于日本東京樂豐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