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協(xié)同演化：

清代江南賦役制度與土地市場》

趙思淵 著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6年3月

清代江南的賦役制度與地權結構在一個整體性的政治結構中共同演變并相互適應。清代江南的諸多地方行政實踐與地權結構形態(tài)，均可視作這一歷史過程中的“協(xié)同演化”。這一視角也將對近代早期中國社會提出一組新的問題：王朝體制如何在一個活躍的市場體系中實現(xiàn)其經(jīng)濟資源調(diào)配？市場中的行動主體又如何努力將政治制度變革吸收到他們所形塑的市場秩序之中？這又如何形塑了社會秩序？本書將從這些問題出發(fā)，發(fā)掘清代社會經(jīng)濟的內(nèi)在活力與演進限度。

作者簡介

趙思淵，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研究興趣聚焦于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與江南區(qū)域社會史，特別關注賦役制度、地權結構與社會秩序議題。同時致力于史料數(shù)據(jù)庫建設與數(shù)字分析工具運用，探索數(shù)字人文研究與歷史研究中的人工智能應用。代表作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刊物，多次獲得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yōu)秀成果獎。

目錄

導言 明清時期的賦役制度、地權結構與社會秩序

一 為什么是“協(xié)同演化”

二 土地市場嵌入賦役制度

三 賦役制度約束了土地市場秩序

第一章 清代前期江南土地市場與賦役制度的協(xié)同演化

第一節(jié) 清初均田均役與稅糧催征體系的發(fā)展

第二節(jié) “一田兩主”與賦役制度演化：崇明田制之變

第二章 嵌入社會秩序的地權：清代前期徽州的土地登記

第一節(jié) 魚鱗圖冊編纂與地權結構

第二節(jié) 嵌入社會網(wǎng)絡的地權與土地登記

第三章 清代鄉(xiāng)村的土地市場與信用機制

第一節(jié) 土地市場中的信用機制與社會關系網(wǎng)絡

第二節(jié) 鄉(xiāng)村地權交易契約形式的演變

第四章 清代中葉江南的公產(chǎn)組織與土地控制

第一節(jié) 清代前中期江南州縣的公共支出與土地控制

第二節(jié) 清代中葉江南“漕弊”背景下的義倉經(jīng)營

第五章 晚清江南社會秩序中的稅糧催征體制

第一節(jié) 晚清江南的“大小戶”問題

第二節(jié) 太平天國戰(zhàn)后蘇南田賦征收體系的重建

第六章 清末變局中的田賦與江南地方政治

第一節(jié) 晚清常熟士紳與地方權力格局

第二節(jié) 剛毅清厘田賦與常熟士紳社會

第三節(jié) 賦役問題與地方士紳的民權觀念

結論

參考文獻

后記

后 記

這是我的第一部專著，卻并不是基于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完成的，這與目前人文學界的慣例不大相同。這實在是因為過去十幾年間，由于工作原因，我個人的研究興趣拓展向幾個不同的方向。有一段時間，我認為這些研究主題需要分別形成不同的專著。但在不斷與史料對話的過程中，我逐漸看到了這些研究主題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所以有了現(xiàn)在這本書。

事情還要從博士學位論文講起。我的論文題目是“19世紀蘇州地方財政與地方社會”，但這題目也不是本來就想好的，而是在寫作單篇論文過程中逐漸發(fā)現(xiàn)的。2007年碩士入學后不久，王家范師就提示我們注意當時剛剛整理發(fā)布的《徐兆瑋日記》，碩士一年級的寒假我就一直在讀這個材料。因為家范師在教學中的討論重點一直都是賦役制度，所以我閱讀時重點也在這方面，做了不少筆記。但當時對晚清史懂得太少，日記中所涉及的人、事都毫無頭緒，更深入的解讀就無從談起。通讀日記之后的確對晚清江南社會有了“現(xiàn)場感”，但是難以從中提煉一個寫作碩士學位論文的主題。

到了要準備論文題目的時候，我和家范師商議，還是從江南基層社會治理入手，分析巡檢司在江南社會中的作用。巡檢司作為一種職官，在地方志中有系統(tǒng)的資料可以使用。同時江南地區(qū)的巡檢司又往往與市鎮(zhèn)關系密切，可以從市鎮(zhèn)角度搜羅史料，形成制度與社會的對照分析。著手寫作之后，我讀到中國人民大學胡恒兄的論文，他已經(jīng)從歷史地理的角度探討了巡檢司制度。其中引用的幾篇文獻在華東師范大學圖書館都找不到，我就莽撞地徑直寫信給當時素未謀面的胡恒兄求助。驚喜的是很快就得到回信，并且寄來我所需要的幾份文獻。這也成為此后十多年我們不間斷學術交流的開始。

寫作碩士學位論文遇到的另一個困難是考察巡檢司駐地的流變。復旦大學史地所的張小坡和李甜兩位好友教我如何在mapinfo環(huán)境中使用chgis，從而將巡檢司的駐地及其變遷反映在地圖上。這部分內(nèi)容也成為我碩士學位論文的核心，后來發(fā)表于《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認識兩位好友的源起，則是在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修班——這段故事已經(jīng)收入趙世瑜老師主編的《“鄉(xiāng)?！庇洃洠簹v史人類學訓練的起步》中了。

進入博士階段后，我曾經(jīng)為選題的事頗為焦慮，始終沒有找到一個“整塊的”材料或者題目去做。碩士論文的題目，家范師也已經(jīng)在答辯時提示難以擴展為一篇博士論文。至于《徐兆瑋日記》雖然是所謂“新材料”，如果將其中的內(nèi)容分門別類整理，寫成幾個主題，也可以整合成一篇博士學位論文。但這種寫法在我內(nèi)心無法過關。入學之后，家范師一直向我們展現(xiàn)出這樣一種學術精神：與歷史對話，不斷提出新的、有趣的問題。家范師每談一個歷史話題，都是生動活潑的，即使是熟悉的題目，也總有新的啟發(fā)，這種做學問的狀態(tài)極具感召力。當時我在思勉高研院，許紀霖、劉擎等老師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呈現(xiàn)出學術研究中“問題意識”的魅力。因此如果只是“做完一個題目”，在我心里是很難滿足的。

也是在我糾結于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時候，有一次去北大見陳博翼，他和我說：“碩士論文要足夠鋒利，博士論文則要厚實，有很多以后可以發(fā)展的內(nèi)容。”（大意如此，如果我記錯了就請博翼兄糾正吧）這話我一直印象很深，可能也對我有潛移默化的影響。但博士學位論文選題的焦慮仍然持續(xù)著，甚至一度有讀不下去的念頭。

事情的轉機是大約2010年初，黃忠鑫、江偉濤要來上海交大旁聽曹樹基老師的人口史課程，約我一起。華東師大和交大只隔一條馬路，我當然毫無遲疑地答應了。結識忠鑫和偉濤是在2009年南開大學社會史研修班上。當時我有一個學期每周去復旦旁聽馮賢亮老師的江南史課程，極大豐富了有關江南史學術脈絡的認知。每次課后都是忠鑫兄帶我去食堂，聊著從史料解讀到新出研究的各種話題。

曹老師的課堂是相當有沖擊性的。那個時候他正在全力進行石倉契約研究，一整天的課程上午是人口史，下午是經(jīng)濟史。經(jīng)濟史的課程讀傅衣凌、恰亞諾夫、黃宗智，此后就是解讀契約。幾乎每個上過曹老師課的人，都折服于他細讀史料的能力，特別是他要求“逢數(shù)據(jù)必算”。經(jīng)過一個學期的訓練，原來感覺單薄的史料能夠越讀越“厚”了。所以我又重新解讀《徐兆瑋日記》，將其中提到的賦役記錄與地方志聯(lián)系起來，從而理解剛毅南巡事件為何在日記中占據(jù)如此顯著的位置。那時候也仔細讀了何漢威先生從剛毅南巡分析清末央地關系的論文，能夠更清晰地理解整個事件的政治史脈絡。在這樣的基礎上，我以《徐兆瑋日記》為核心材料計算了清末蘇南田賦征收中的附加費用，期末在曹老師的課上報告。報告中曹老師和忠鑫、偉濤以及王保寧等參與課程的同學，又給我提供很多修改意見。論文修改后也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我兩次投稿《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都是“盲投”，與編輯張和平老師一直未謀面，這段經(jīng)歷讓我對社會經(jīng)濟史領域的學術“公道”有很強的信念。

這篇論文完成后，我好像打開了思路，在江南賦役制度與地方社會的框架中想到好多有待研究的問題。從賦役制度史的脈絡來看，經(jīng)典研究都集中于明初到“攤丁入地”之前的各種制度變革，江南則是主要的研究對象。我進入這個學術脈絡是從徐兆瑋的時代向前看，所以不能不思考“攤丁入地”之后到清末有哪些變化，田賦制度為何始終是江南社會的矛盾焦點。促使我思考這些問題的則是《徐兆瑋日記》中當時很多讀不懂的內(nèi)容，比如什么叫“自業(yè)”和“租業(yè)”，漕糧和地丁銀到底怎么征收，等等。有的時候研究問題則是靠史料中的關鍵人物串聯(lián)起來的。比如因為讀《徐兆瑋日記》注意到陶澍在19世紀前期江南的關鍵作用，讀陶澍的材料又注意到一個叫辛從益的人和他爭辯。然后又在上海圖書館找到了辛從益的文集……我寫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幾乎沒有用過所謂“整塊的”材料，而是從一個讀不懂的詞聯(lián)系到一條材料，再從一條材料聯(lián)系到一組材料，通過材料之間的聯(lián)系找到研究問題。

有了以上的經(jīng)歷后，博士學位論文寫什么變成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我一直深受家范師影響的一個學術興趣是，如何從江南視角思考明清王朝的財稅體制。明清時代江南是財稅重地，與財稅相關的問題在社會中盤根錯節(jié)。江南士紳在明清王朝的方方面面扮演著重要作用，而他們在江南地方社會的利害糾葛，又與財稅問題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正因為這種糾纏的狀態(tài)如此復雜，才成為一個迷人的、值得探究的歷史問題。確定博士論文題目后，我又從《徐兆瑋日記》中取了一組當時很有感觸的詞作為標題：“養(yǎng)士氣”與“籌國用”。

“士氣”這個詞我一直很著迷，博士畢業(yè)后一直在想。后來從清末西學浪潮中看到了徐兆瑋使用這個詞的語境，從而將一個近代思想觀念史的話題放到江南賦役制度史的脈絡中，打開了新的歷史圖景。這就是后來完成的論文《士氣之藩籬：清末常熟清賦中的士紳身份意識轉變》。論文改好后發(fā)給家范師，家范師回復說：“你所感慨的，以及你所想的，均有同感?！保?013年7月3日）得到老師這句話，對我來說其意義超過一切學術評價。

博士論文寫作過程與所有博士生一樣平淡無奇。因為博士論文處理的是19世紀，周健給我很大幫助。2010年中山大學舉辦全國歷史學博士生論壇，我和周健正好在一組，他寫嘉慶二十五年的“攤捐”，我寫光緒二十五年的清厘田賦，一見如故。此后我不知道麻煩過他多少次，求教有關晚清史的問題。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查資料的時候，也借住在周健處。

我曾經(jīng)設想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繼續(xù)做橫向與縱向的擴展，從而形成自己的第一本專著。但事情并未如此發(fā)展。2012年畢業(yè)后我到上海交大歷史系工作，第一件事就是被曹老師帶到一個小房間，打開門，七八個密集書架上堆滿了麻袋，每個麻袋裝滿了契約文書。我的博士后工作就是要把這些材料整理清楚。當時曹老師正在搜集、整理南方鄉(xiāng)村中的契約文書，并且已經(jīng)在地權結構方面發(fā)表了一系列頗具新意的研究。所有做過文獻整理的人都明白，這項工作不會有真正結束的一天。就當時而言，我看著滿架的材料多少有點無從下手的感覺。我真正對文獻整理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則是后來在廈門大學遇到臺灣大學項潔老師，從此闖入數(shù)字人文領域。不過那就是與本書無關的故事了。

對我來說更深層次的焦慮來自契約文書研究本身。當時我已經(jīng)在交大旁聽曹老師的課將近兩年，非常熟悉他拆解地權結構的方法。那幾年龍登高老師關于地權結構的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也陸續(xù)發(fā)表?？梢哉f2010年前后是地權結構研究推陳出新的一個時期。那么，我要將這些研究方法擴展運用到更大規(guī)模的契約文書上嗎？我當時感覺到，如果只是“運用”這些研究方法進一步解讀更多的契約文書，的確對明清鄉(xiāng)村地權結構可以有更豐富的認識。但是，對于“應當如何研究契約文書”的問題，我仍然只是在前人研究的延長線上，難以有實質(zhì)性的突破。

2013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做訪問研究，經(jīng)常去“蹭”科大衛(wèi)老師組織的講座和工作坊。有一次會后閑聊，向蔡志祥老師講了自己的困惑。蔡老師是溫厚君子，提掖后輩不遺余力。他提到自己在1980年代用社會關系網(wǎng)絡的方法分析廣東契約文書，隨后專門將自己的論文發(fā)給我，并提醒我注意新經(jīng)濟社會學的學術脈絡。這條線索令我豁然開朗。當我們對經(jīng)濟收益層面的地權結構已經(jīng)比較清楚后，的確應當思考人們究竟在什么樣的社會情景下實現(xiàn)交易。也就是說，所謂“市場”不應當是懸浮的，而是深深嵌入具體的社會關系之中。

回到交大后，有幾年時間我都在這樣的思路下進行研究。按照常理，這時我就該寫一本關于清代契約文書的專著了。但“博爾赫斯的小徑”再次出現(xiàn)了新的分岔。我在博士后期間特別花時間整理的是一批來自歙縣二十六都的契約文書與魚鱗圖冊。契約文書的分析逐漸完成，魚鱗圖冊則一直有很多地方讀不懂。最大的疑惑是同一個土地編號在契約與魚鱗圖冊中的信息無法對應。我在著手整理魚鱗圖冊時，也曾考慮按照前輩學者的方法，計算戶均土地占有等經(jīng)濟指標。然而我還是更想首先弄明白魚鱗圖冊中這些讀不懂的地方。

明清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中使用魚鱗圖冊，一種是做宏觀經(jīng)濟學式的統(tǒng)計分析，另一種則是注重魚鱗圖冊所反映的賦役制度內(nèi)涵。我的魚鱗圖冊研究即將擱淺之際，正是從后一種研究路徑中獲得了啟發(fā)。還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期間，順路去中山大學拜訪申斌，同時到中山大學圖書館調(diào)閱徽州魚鱗圖冊。那個時候我認識申斌不久，契機則是有一次忠鑫在北大開會，回來告訴我有一位同樣研究賦役制度史的同好相當厲害，名叫申斌。那是2011年末，我在華東師大得到教育部“博士研究生新人獎”，有一小筆經(jīng)費，于是動念請幾位研究賦役制度史或財稅史的朋友做一個小工作坊。聽到忠鑫的推薦，心意大動，立刻寫信給申斌，并且很快得到回復。此后筆談往來，一如故交。

我在中山大學圖書館所調(diào)閱的徽州魚鱗圖冊，提示了一個關鍵信息：明清之際的土地清丈多次更換過土地編號，從而讓我從編纂過程的角度理解土地清丈與土地登記。其中的道理我在書中已經(jīng)交代，不再贅述。之所以能夠敏銳地看到這些史料中隱含的信息，則是因為那時我已經(jīng)深受中山大學幾位師長的影響，特別是劉志偉老師。我第一次見到劉志偉老師也是在2008年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修班，但是真正深入交流則要到博士畢業(yè)后在香港訪學期間，以及后來吳滔老師和于薇姐組織的幾次漕運研究工作坊。我從劉志偉老師那里學到最多的是如何理解明清制度中“役”與戶籍的內(nèi)涵。從前閱讀梁方仲先生研究時所忽略的地方，經(jīng)過劉老師提示，都現(xiàn)出生動活潑的意思。

到了2019年，劉志偉老師在北大文研院組織工作坊，主題是“脫嵌的母體：傳統(tǒng)中國貢賦體制中的食貨原理”。為了準備這個工作坊，我必須思考如何將地權結構與賦役制度兩個方面的研究作為一個整體講清楚。這就促使我更加清楚地看到賦役制度與地權結構之間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這兩個研究脈絡之間的聯(lián)系首先是材料上的：契約、魚鱗圖冊、碑刻、地方志、典章制度共同構成了一個史料網(wǎng)絡。這些史料之間的聯(lián)系則說明了其背后的制度、社會結構、人……一定是有著內(nèi)在聯(lián)系。這種思路我是從鄭振滿老師那里學到的，他總是強調(diào)，民間文獻呈現(xiàn)的形態(tài)，說明的是背后的社會。

因此，我放棄了原本的計劃，也就是分別寫兩本書來探討清代蘇州地方財稅與徽州契約文書，轉而嘗試將賦役與地權這兩個主題更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本書就是這樣一種探索的結果。所以，本書不完全是某種專題研究，也不是論文集。對于賦役與地權這個主題，我更希望通過一組專題研究推導其中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從而呈現(xiàn)一個整體的政治經(jīng)濟結構。書稿接近完成時，我和申斌說：原本覺得會是兩本書，現(xiàn)在看來還是一本書，真的是太好了。

本書得以出版，要感謝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鄭慶寰老師多年來熱忱邀約，終于使我下定決心將書稿完成。責任編輯陳肖寒兄細致認真，清理了好多書稿中的“陳年積弊”，嘆服拜謝。同時，本書的部分章節(jié)完成、發(fā)表，得到了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清代鄉(xiāng)村土地確權問題研究”的資助，一并致謝。

這部書稿終于付梓，也意味著我“跨行”進入歷史學已經(jīng)過去將近20年。即使放在當時，這也應該算是個違背“社會常識”的決定。畢竟歷史學通常與“清貧”或“有什么用”等刻板印象聯(lián)系在一起。但我的父母自始至終都支持我、相信我的決定。我不必說感恩之類的話，有實際意義的回報是將人文精神的實踐反哺、滋養(yǎng)到生活與家庭中。過去十幾年中，湯萌與我相互支撐，努力過好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這是瑣碎的，卻是一項偉大的事業(yè)。其中的艱辛與甜蜜都不必與外人道，感謝湯萌與我共同成就這平實且最珍貴的日常。這部書稿也飽含了來自這寶貴“日常”的滋養(yǎng)。

在過去的很多年里，我心里一直希望，能夠?qū)懗鲆徊康玫嚼蠋熣J可的著作。如今我已經(jīng)沒有機會聽到老師的評價，但我總是能想起他夾著一根煙縱論天下的樣子。家范師始終是我心中學問的尺度，他會怎么看待這本書？這是我反復問自己的問題。此后的研究中，我還會一直心存這個問題，并因此而常感戰(zhàn)戰(zhàn)兢兢。感謝家范師令我保有這份敬謹。

來源：微信公眾號“鳴沙”

上觀號作者：上海市社聯(lián)